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公元300-600年间,中国与罗马再次面临相似的历史境遇,同时面临中央政权衰落,同时遭遇周边族群大规模冲击。在中国,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纷南下,建起了众多政权。在罗马,是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勃艮第、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     

原生论抑或工具论——读《族群与边界》对于民族性的解释与思考

巴斯对于族群的边界、族群认同及族群间的互动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族群是社会建构的,调查群体的实体和意识形态时注意力应该聚焦于群体边界,并把族群互动作为讨论的中心,认为族群认同的形成贯穿于吸纳和排斥的关系过程中。其对于巴斯的观点也作出了具体而详细的梳理,看到了田野调查对族群研究的重要意义。最后他将富尔人和巴加拉人的族群融合与拉迪诺人和土著印第安人的相互排斥进行对比,并通过民族性的原生论和工具论进行充分解释。     

论先秦族群迁徙融合与华夏民族主体的演变

先秦族群迁徙融合是华夏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族群迁徙的规模和范围有所不同,华夏民族形成时期其主体是不断变化的。华夏民族的原胚和最初主体是汇聚和融合于中原的炎黄族群;到尧舜禹时期,除了中原地区的晋陕豫联盟外,东夷族群的加入使华夏民族主体得以扩大;夏商时期,夏商族群的扩展迁徙使夏商族群成为华夏民族的核心主体;周代分封制的建立实现了族群的大范围融合,华夏民族的主体不再以少数族群为主,而是发展成为真正的融合性主体。     

印尼土生印欧人的“荷兰人”身份建构：缘起、途径与困境

印尼土生印欧人是荷兰殖民统治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与荷兰殖民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国家和族群认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荷兰殖民政策的演变,以及上述演变对这一族群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荷兰殖民统治下土生印欧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由来与演变,分析其社会、经济与法律地位的差异,以及上述差异对其国家和族群认同的影响。获得白人父亲承认的土生印欧人在法律上属于荷兰籍公民,但其社会地位却非常尴尬,被纯种白人歧视,又被原住民憎恨。为获得平等的对待,他们通过民间、文化、政治等途径为自己发声。其族群认同受到殖民政策的影响,当政策不公时,其族群凝聚力增强,争取权益;当政策有利时,他们又渐感宽慰,呼声减弱。然而,待"遣返"荷兰后,他们却发现虽"走近"白人社会,却难以真正"走进"白人社会。     

赫梯国王名字的演变及族群认同构建

赫梯人所建立的赫梯文明及赫梯王国具有多元文化交融和多民族共存的特点,这在赫梯国王名字的历史演变中得以窥见。赫梯国王名字的由来包含了城市名、神灵名、高山名和祖先名等多种来源,而赫梯国王名字的由来及其历史演变同时也反映出国王名字在文化上的多元性,在寓意上的积极性和时代性,以及赫梯人对王权权威性、合法性和王位正统性的追求。赫梯国王名字的演变及其文化特征是赫梯族群认同构建的必然结果。在多民族文化并存的状态下,赫梯人通过文化选择的方式逐渐形成了服务于赫梯王权的族群认同体系,这一体系在赫梯帝国灭亡之后甚至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远距离民族主义:离散族群的跨国政治认同与实践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离散族群与祖籍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他们对祖籍国怀有强烈的政治认同并发起或参与指向祖籍国的远距离跨国政治活动,成为当今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被学术界称为“远距离民族主义”。作者认为促使远距离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几个:一是离散族群对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的归属感,二是政治流亡者的动员,三是双重公民身份或双重国籍的存在,四是现代交通、通讯为远距离跨国交流带来的便利。第一个因素至关重要也必不可少,但并非完全具备这四个因素才能产生远距离民族主义。许多国家在舆论、组织机构和法律政策上对离散族群参与祖籍国的外交和政治事务给予了程度不同的支持,甚至成为远距离民族主义的主导者。作者认为,远距离民族主义曾在历史上推动了反殖民斗争最终使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有时也为改善居住国与祖籍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是应该肯定的。然而,它给离散族群的居住国和祖籍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小觑。     

村落历史想象与族群意识建构——以都柳江下游葛亮寨孔明信仰为例

自清代都柳江河道疏浚以来,人群流动日趋频繁,位于都柳江下游的葛亮寨因商业化发展吸引了不少移民经商定居,其中包含了部分由都柳江上游及支流迁徙至此的苗民和侗民,其族群身份与认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复杂性与模糊性。文章以葛亮寨的苗侗移民为着眼点,探讨其如何经由对孔明这一形象的演绎重构"村落历史",并透过一系列仪式实践建构和表达"我群"身份认同,进而将文化带入族群问题的讨论,试图说明族群意识的形成既与社会历史过程有关,同时也是文化创造与重构的动态过程。     

美国华文传媒: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发展状况

20世纪60年代始,美国族群政策取向发生了由同化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向,由此推动了华文传媒的蓬勃兴起。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方面的落实带来了宽松的族群传媒发展环境,华文传媒迅速成长起来并形成了伞状竞争格局,集团化、本地化与跨媒体的生存形态以及由政治依附到商业运营的运作方式转型。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理念与实践中存在的文化个性与共性的冲突、文化与权利结构之间的矛盾、资本圈地下多元文化主义滥用等难题也对华文传媒发展提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