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属性问题研究

监察委员会在宪法层面的独立属性,以及调查权自身的权力指向、权力运行、权力结果等,决定其具有不同于侦查权的复合色彩。对于调查权的属性不宜进行单一化的解读,调查措施的内容与指向具有突出的党纪党规色彩,调查后的处置结果统合了党纪、行政、刑事等不同方式,呈现了更加鲜明的复合色彩。     

民国部聘教授及其待遇

日军侵华的残酷环境，教授、学生的生存和心理空间被强烈挤压，团结抗敌而又必须延续文化血脉的时代召唤，成为共同的心理感知。民族危机时刻的家国情怀，群己权界，与以往不同，西迁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改善教授生活待遇，“优以名位，以示尊崇”，藉以提高学术影响力，并进一步鼓励学术研究，特设立“部聘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教育部档案，有详实的文字记录，特别是《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中“临时动议”一项，显示出为何首届评选30人，却只公布27人及公布时间的“关键证据”。这些原始、清晰、准确的官方档案文献，展示出两届部聘教授的评选程序及实际待遇，同时也将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真实的人性在民国学术现场呈现出来。     

论法院案件集体讨论机制的变迁——从审判委员会到法官会议

以审委会为代表的案件讨论机制的实践合理性正日益受到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由此产生审委会决策机制的功能限缩问题。在审委会实际角色作用逐渐转变的过程中，法官会议讨论程序逐渐浮现并得到制度化。法官会议所具有的“正反校验”作用有助于解决疑难案件中法律适用的权威来源问题，很大程度上替代审委会规范法律适用的功能。法院内部案件集体讨论机制的流变，反映的是法院内部权力集中度的差异，即从审委会的功能限缩到法官会议的制度化呈现出从集体决策权到集体讨论权的权力变迁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官群体在审判权力方面渐进的规模化、结构化、自主化，集体理性走向个体理性的过程得到强化。     

村民自治的运行难题与重构路径——基于一项全国性访谈的初步探讨

村民自治作为党和政府着力推进的基层民主实践,其有效运行的难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根据对最近一项全国性访谈材料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村民总体上对当前村民自治运行的评价不高。具体表现在,村民对民主选举中的拉票和买票等行为表示反感;对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评价较低;对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环节,村民不仅认知不足,其在实践上也多有缺位。导致村民自治运行难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村民自治所处的外部框架及其在实践中的结构性失衡,难以应对急速变迁的乡村治理生态。因此,近期现实的思路,应是从治理重构的高度检视各地村民自治的运行状况,并努力寻求符合各地村情民情的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从而提高村民自治的运行绩效。     

“江西现代农业及其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召开学术研讨会

<正>2015年3月7日,"江西现代农业及其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召开现代农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2015年重点项目群选题论证会。会议邀请到国务院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罗必良教授、江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孔凡斌教授等知名专家现场指导研讨工作。副校长黄英金主持研讨会。     

反腐败机构的模式比较及其启示

成立监察委员会是应对腐败问题的一种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监察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及其制度设计直接影响腐败治理的成效。反腐败机构有单一机构模式和多机构模式两种主要类型。保障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专业性、充分性和廉洁性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腐败的共同经验。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模式,我国可以从增强监察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提高监察委员会成员的专业化程度、赋予监察委员会充分的反腐败职权和健全针对监察委员会的全方位监督机制四个方面推动监察委员会制度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