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外来青年的 "落脚空间"与"社会融入":以南京为例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发展阶段,各大城市都在上演新一轮的"抢人大战".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大量外来人口为追寻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断徙居,其中青年人口向大城市迁移成为主流.但外来青年在大都市生活并不如想象中顺遂.学术界长期关注的外来人口在大城市面临的生活环境逼仄、工作待遇较低、身份认同模糊、城乡二元困境、短期内难以全面融入大城市等社会问题,在大城市外来青年这个群体身上同样存在.通过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深度挖掘分析新时期外来青年到大城市从"落脚"到"融入"的过程、心态等问题,从而为新一轮的城市"抢人大战"提供一种新的认知视角.     

论城市空间正义

城市空间正义的目标是要保护公民的空间权益,其最基本的诉求就是城市空间的属人性、平等性及多样性。但是应然的价值诉求与实然的状态之间由于社会结构动力和文化动力的双重推进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具体表现为城市空间的异化、空间的剥夺以及空间的隔离。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矫正城市发展空间正义缺失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要建立城市空间正义,应当明确定位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合理制定落实城市发展政策。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排斥与内卷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地向城市聚集.在社会排斥和社会内卷双重动力的推进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小群体的形式占领特定城市空间,与主流城市文化之间形成了各种空间障碍和心理障碍,阻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和谐城市的建设必须逐步消除阻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各种障碍,促进民族关系的融洽.     

农民工住居边缘化与空间隔离——从城中村到城郊村

随着旧城改造与城市空间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城市农民工从原先栖身的"城中村"被赶到"城郊村",城市农民工住居边缘化与空间隔离现象越来越明显。这种居住边缘化给农民工城市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即交通成本越来越高,居住环境不断恶化,社会隔离感也越来越强;好处是租金低廉,同乡聚集,子女教育容易得到解决。由于管理缺位,城郊农民工集中聚居区正向贫民窟方向发展,当地村民对于外来工既爱又恨。农民工的居住模式与中国城市规划政策高度相关。因此,消除城市农民工居住边缘化问题,需要多种政策手段协同努力。     

空间隔离与农民工城市融入

从空间隔离角度考察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居住空间隔离、职业空间隔离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中小城市的居住空间隔离效应要大于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城市,社区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不显著。此外,通过分位数回归发现居住空间隔离对高融入程度的农民工呈显著负向影响,职业空间隔离和社区空间隔离对不同融入程度的农民工均呈显著影响。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应注重降低农民工与市民的居住空间、职业空间和社区空间隔离,通过空间融合促进城市融入。     

恩格斯关于城市问题的思考及其当代意义

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城市发展给城市和农村带来的巨大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了城市的空间隔离、人口增多、留守儿童、城乡矛盾、人与人关系冷漠等等问题,这些对于当今分析世界范围内的城市问题依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城市发展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城市的界限、功能和城市的权利。城市发展不应只是经济的发展,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适宜人居住、生存和发展的。     

西方居住隔离理论:发展历程与现实启示

自恩格斯首次揭示不同群体的居住隔离状态以来,西方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先后形成了三种不同取向的居住隔离理论,即强调不同人群空间分离的人文区位学居住分异理论,强调住宅更替规律的住房过滤理论,以及强调住宅阶级的新都市社会学居住隔离理论。这些理论共同提醒人们,在当代中国的城镇发展和住房建设中,必须有效预防居住空间隔离,阻止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隔离和对抗。     

居住空间分异：结构动力与文化动力的双重推进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居民阶层化的重要表现，其极端形式表现为贫困区位化。居住空间的分异是各阶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体现，其形成过程极为复杂。本文拟从空间分异的各种表现出发，用结构——文化的视角分析其形成机制，以便突破空间对人际互动和资源分配所造成的障碍，推进城市住房分配的合理化进程。     

转型期我国城市空间隔离探析

城市空间隔离的实质是社会阶层分化在居住空间上的反映。从根本上讲,市场经济的强势"嵌入"是阶层型社区产生和居住隔离复苏的根源;住房政策和制度催生了城市社区的阶层化发展;城市土地供应制度的转变对居住隔离产生助推作用;城市社会空间的隔离也是人们自我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