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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引起广泛争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但通行的说法与史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它绝不仅仅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那么简单的事情,在此之前已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积累阶段,并且即便是在当时,董仲舒在促成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称不上是最显著的.这个提法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关,其中多有非关学术的因素.此种现象对于学术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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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平汉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2(4):83-85
多数学者认为董仲舒不是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的人,肯定卫绾为第一个。笔者认为卫绾所提出的罢黜不是诸子百家,而仅仅是纵横家与法家,也不是后来意义上的罢黜百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的是李斯与秦始皇,不过他们所罢黜的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在内的百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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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堪称汉代经学文化的标志性术语,以往人们往往将它视为汉武帝的"专利".本文借用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从选举制度、郊祀制度和博士制度三个角度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得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汉成之世的重要结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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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治平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8(3):30-34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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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亭 《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09,(6)
汉武帝时期,种种原因促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教育得到推广,同时,儒家以道德为中心的人生价值取向,陶冶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格.另一方面,儒家知识群体逐渐被专制政治体制化."变通"以求苟合显荣于当世,而缺乏超越精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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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分析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早应是由董仲舒提出来的，而非如陈新业先生在《中国史研究》撰文所认为的“‘罢黜百家’最早语出卫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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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彦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6):91-94
中国思想、哲学与文化史的众多论著皆谓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武帝即将其奉为统治思想。历代沿袭其说,已成定论。通过对汉武帝用人、崇儒的终始加以考察,发现汉武帝时期是儒、法、道并用。儒家定于一尊有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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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通常存在两种视角:一是在对该段历史进行梗概性叙述时把它当作一个偶然、特定的历史事件,二是在对该事件进行历史还原时把它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待。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事件,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有所记录,但最先对这个过程进行详细整理记载和历史总结的却是班固。尽管如此,人们对于这个过程究竟经历几个阶段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每一个阶段中所贯穿的权力斗争与政治权谋更是较少系统关注。笔者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全过程不仅是由八个形态各异的重大事件构成,而且充满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与波谲云诡的政治权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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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 总被引：4，自引：2，他引：2
古今学术界都用《天人三策》来研究董仲舒,这是个重大的学术误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它不出自司马迁,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独出于班固,但不能自圆其说1．《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但第二策非儒学策问,乃百家策问;2．《天人三策》非一时之作;3．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没有理由再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他任江都相与对策无必然联系;4．《天人三策》前两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5．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今后我们研究董仲舒不能以《天人三策》为根据,武帝尊儒与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无关,董仲舒在思想性质上非儒家,属韩非的“义政”学说.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