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耶稣会稀见文献《拜客问答》初探

法国国家图书馆现藏明末天主教耶稣会稀见抄本《拜客问答》一册，总字数计约万言，内容遍涉欧洲风俗、世界地理、各地物产等领域，且包含一则《伊索寓言》故事，为明末士人开启了一扇瞭望西方社会文化的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拜客问答》用来呈现“西学”“新知”的载体并非当时占据书面语主流的文言，而是通俗的白话文，其中亦夹杂欧化语。本文集中研究《拜客问答》这一文本，考定其作者及撰述年代，分析其撰述目的，进而探讨其文体形式与语言特色，并尝试以汉语书面语系统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这一历史背景为框架，考察该文本的独特性。     

宗教与科学的双重失败——耶稣会士刘松龄研究新论

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尚未研究的课题(伊罗生)。耶稣会士刘松龄在中国传教长达35年之久,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宗教和科学的传播,其实是失败了,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或这一名词背后隐含的含义,如"政治理念"和"组织建构"等)以及它们的历史作用,都应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同时,对于当事人刘松龄本身,在认识其复杂和多重人格的同时,仍保持应有的尊重。     

孟德斯鸠著作中的中国形象(上)

正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认识,集中体现在他那部影响深远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之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生于1689年,卒于1755年。1716年,孟德斯鸠开始担任波尔多高等法院庭长,1728年被接纳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此外,他也是普鲁士王家科学与文学院院士,伦敦王家学会会员。1721年,他出版     

澳门学与基督宗教研究

澳门发展史与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史有着密切关联,澳门因此成为自明朝以来近代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始点和支撑其传教的据点。无论是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还是新教传教士马礼逊,都以澳门为其入华传教的第一站,并因此而取得了入华传教的成功。因此,基督宗教研究,尤其是对明末清初以来基督宗教传教士的研究,应该成为澳门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将从澳门教会的建立、天主教发展、中国明清天主教学者和基督新教发展等方面来对澳门学所涵括的基督宗教研究加以分析阐述。     

西方政治观的东渐——《达道纪言》中所表达的政治观

1636年出版的<达道纪言>,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手授"、山西地方官吏韩云"纂述".该书作为西方政制人伦的"语录"汇集,取材于古希腊和古拉丁文学,编译成中文共355条;并以中国传统的"五伦"为原则,编排成五类,着墨最多的是君臣(158条),其次是朋友(122条),再次分别是兄弟(31条)、夫妇(23条)、父子(21条).<达道纪言>处于儒家、基督宗教和斯多葛学派几大传统的交汇之处,目的却不是要建立一本历史档案集,而是借助于贤人的格言,试图培养起某种政治伦理的态度.尤其是从对君王之修养、君臣关系、拒绝暴力、平民主义的君主制度以及法治、经济、税务政策等问题的分析看,该书发挥了西方古代的政治修养,并且与儒家传统相结合,建造起了一个道德榜样,旨在教导人们如何趋善避恶.晚明耶稣会传教士在<达道纪言>中所表达的西方古典政治学,鲜明地体现了古中国和古西方在政治观念上第一次相遇的奇特情形,极其有助于深化目前的西学东渐研究.     

清初“礼仪之争”与基督教“伤风败俗”观念的形成

清初“礼仪之争”既是中西两种不同性质文化的斗争，同时也包含着基督教与中国社会风俗的冲突。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基督教“伤风败俗”的观念不仅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而且成为官绅士人反教的重要依据。     

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澳门自１５５３年被葡萄牙人租居以来，就成为耶稣会士出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最早和最主要通道，而这些传教士大都是聪明慧达之士，他们不仅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向西方宣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教士的双向活动，使东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而相互交汇，澳门也因此成为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与道家思想

以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策略为切入点,追溯耶稣会的历史和特性;以<道德经>的思想为参照,分析利玛窦的<畸人十篇>的主旨和意义,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利玛窦之传教策略之所以独特而有效的因素.作者认为推动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利玛窦之适应性传教策略恰与"无为而无不为"的精深睿智的道家思想相契合.     

中国著名学术机构:河北大学

河北大学是河北省唯一一所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校的前身是1921年法国耶稣会士于天津创办的天津工商大学,其后数易校名,先后历经天津工商学院、津沽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等时期,1960年改建为综合大学并定名河北大学,1970年由天津迁至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河北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