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简《诗经》的异序问题——兼论先秦文献文本的非稳定性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在风部次序、篇目次序、风部命名和章次顺序等方面，与传世文献如毛诗相比，出现了较多的文本差异。除二南文本状态相对稳定外，其余风部在次序、命名及所含篇目次序等方面皆有不同，尤其是在简本现存57首作品中，有17首出现了章次互异现象。一定程度上，这些互异现象可以修正我们对毛诗的惯常解读。同时，在《秦风·无衣》篇还出现了逸句“赠子以组，明月将逝”,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解析这些差异现象，不但可以丰富我们对《诗经》国风部分的认知，而且还可对安大简《诗经》的文献学价值做出合理而恰当的判断，同时又为进一步明晰先秦时期文献流传的非稳定状态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联盟企业的网络位置差异、行业环境与网络位置跃迁

 网络位置的跃迁能够为联盟内企业带来很多关键性资源和社会效应，联盟内大量企业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加速其网络位置的跃迁。已有研究较多从企业自身拥有的网络能力和网络中企业位置嵌入优势探讨网络位置的快速跃迁，忽视网络合作企业位置嵌入的作用，特别是网络位置嵌入存在差异的企业所形成的网络异位置联盟，容易导致资源和信息流动的改变，而对企业网络位置演化产生综合影响。此外，在中国新兴经济情景下，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企业合作意愿以及合作方式的选择，以此动态作用于异位置联盟方式下企业网络位置的演化。        运用资源基础观和信任理论，对比分析同位置联盟和异位置联盟对企业位置跃迁的作用，并检验网络企业嵌入不同行业环境(行业环境动态性和行业环境竞争性)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权变作用。采用中国信息行业研发合作网络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Ucinet 6.0、Stata 11.0软件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与网络同位置联盟相比，异位置联盟更容易促进企业网络位置跃迁；行业环境动态性越强，越会促进网络异位置企业间联盟对企业网络位置跃迁的正向作用；行业环境竞争性对网络异位置联盟与企业网络位置跃迁之间关系没有权变作用。        研究结论进一步明晰了网络异位置联盟对企业网络位置跃迁的作用机理及行业环境对企业网络位置演化作用机制，为企业有效获取和利用网络位置资源提供理论支持。     

基于文化共同体的李安宅边疆思想研究

文化共同体作为“共同体”思想的组成部分，旨在实现文化的统一性。“君子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人类学“和”的价值理念，这是李安宅对待不同民族文化的基本立场，也是其文化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渊源。李安宅在“整个国家福利”的系统下，以“统一中有个别适应，个别中有一致福利”为原则，将边疆定义为“与内地文化有一点不同”的区域，提出了以“文化程度”界定边疆，以“文化种类”区分边疆的主张。基于边疆建设的思考，李安宅进一步从语言的魔力、文化的相对性、文化的尊重、“复异中有统一”及“统一中有复异”等维度丰富了文化共同体思想。研究文化共同体视阈下的李安宅边疆思想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边疆文化内涵中的民族精神，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融合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外“爱情隧道”相映成趣

美好的爱情都是相似的,但爱情的表达方式各有各的特点。把这话套在本期介绍的南京与乌克兰的"爱情隧道"上,似乎相当适宜。从表面看,两个"爱情隧道"都由自然与人文因素造就,颇为相似;人们表达爱的内容也差不多。但由于肤色、民族不同,文化、风俗有别,如何表达爱则各有风味。现将南京的"爱情隧道"与乌克兰的"爱情隧道"图文并茂地摆在一起,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请读者     

“文笔之辨”与刘勰的文笔观

"文笔之辨"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实质是对"文"概念的界定,体现出纯化和审美化两大倾向。刘勰的文笔观是考察"文笔之辨"的一个窗口。刘勰的"文笔观"不能简单用赞成或反对来表述,可从两个层次去概括:一是赞同文笔分类论,顺从以"韵"来区分"文""笔"的观点;二是反对文笔优劣论,并不主张将"笔"剔除出"文"的范畴。学界一般认为刘勰在《总术》中论述"文笔说"时提到的"近代"指"刘宋以来",实际上包括魏晋,因此"文笔说"起点可提前至魏晋,可溯及东汉末年。"文笔之辨"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也应认清其对文学发展进程造成的消极影响,刘勰的文笔观为正确认识"文笔之辨"提供了一个典范模式。     

先秦儒家人禽之辨的道德哲学意义

人禽之辨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哲学命题。孔子首先从人伦的角度指出了人和禽兽的差别所在。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人禽之辨的意义,并通过它一方面建立了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确立了人的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荀子则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在于人的社会组织性,当然他也是由此来论述人的道德建构的可能性。与儒家不同,道家从根本上取消人禽之辨,而墨家则认为,人禽的差异在于人能进行后天的努力。可见,人禽之辨在儒家的道德哲学中更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从华夷之辨到古今之辨——关于中唐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再思考

本文从前人有关华夷之辨为中唐古文运动诱因的说法入手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华夷之辨与古文运动之间存在一条“辨华夷—复尊儒—辨古今—学古文—复古道”逐步递进的线索.边疆危机、藩镇割据等安史流弊促使华夷之辨在中唐士人心中强化,进而引导士人对“华”之本体进行审视,产生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华夷之辨延伸为古今之辨,即矫正华夷相杂的“今”文化,回归纯净的华夏“古”文化.中唐古文运动正是这种回归古典理念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即通过写作与古圣先王著述表达相一致的文体,探求古道精髓,复兴古典文化.这种复兴的终极目的则是儒学复古基础上的创新.     

天人之分与职能之异——《荀子·天论》“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新诠

目前学界对"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的理解千差万别,这既有词语训释上的原因,也源于理论认知方面的差异。经由辩证诸种注释歧义,并结合《天论》篇政治哲学的文本性质,可以看到此句所蕴含的理论问题:其一,荀子区分了"天"(自然之天)与"道"(礼义之道),并分立了二者在达致合理的政治秩序上的价值。其二,就政治体系而言,政治秩序的达致需要政治角色履行相应的政治职能。荀子所理解的"官人"与"圣人"在政治职能上有本质差异,一者在"守天"(观察、研究自然现象),另一在"守道"(持守、遵循礼义之道)。辨明"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一句的意涵,有助于深入理解《天论》篇的理论主旨与义理脉络。在《天论》篇中,"自为(圣人)守道"是"明于天人之分"的必然要求,也是"制天命而用之"的根本前提。在荀子看来,只有"道"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天"只是治理天下的物质资源。     

美国的多重面相——严歌苓作品中的美国空间

作为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作品中展示了多重而复杂的美国面相。被建构的美国"他者"形象,成为其折射中国这一"自我"形象的关照对象。福柯的乌托邦和异托邦概念,为阐释严歌苓作品中的美国形象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美国作为正面形象,表现出乌托邦的特性;同时,美国又被描写为一个自由无序的空间,折射出人的自私、种族歧视、社会的异化等负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