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的网络意见领袖

网络意见领袖在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引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网民对其信任程度是影响舆情引导效果的重要因素。通过问卷调查并结合多项Logistic模型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网民信任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不实诚的损失、平台把关或审查制度、权威性、信息互动、阅读信息、法律约束以及查看微博等因素影响网民对网络意见领袖的信任。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的政策建议。     

基于自组织机制的互联网舆情治理

互联网时代,我国网络空间舆情的防控和治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互联网本质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以互联网舆情的自组织演化为视角,运用AMOS和SPSS软件对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网民行为和网络舆情发展进行实证调研,并对网络舆情的主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均对网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倡导的舆论导向、媒体之间的协作关系、意见领袖的舆论观点、网民以及第三方力量的介入都将影响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基于我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舆情防控经验,自组织视角下的网络舆情治理需要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强化媒体协作关系、保持舆情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注重引领网络道德风尚。     

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及基本特征

利用舆情监测平台的数据分析了2007-2014年间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并基于内容分析法探究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政府、媒体、网民等主体的行为特征和食品安全事件等客体的风险特征。2007-2014年间的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经历了四个阶段,但对网络舆情主体的行为特征的研究表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环境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政府在曝光食品安全事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低。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客体的风险特征的研究表明,2011-2014年间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特征十分明显,肉及制品、乳制品等是爆发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食品种类,添加剂或食用物质的滥用等人源性因素是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食品安全事件主要发生在加工环节,大中型食品企业是主要的食品安全事件责任主体,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等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是爆发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地区。     

网络舆情危机的生成与应对

随着网络成为重要的大众媒体,网络舆情也迅猛发展,各种影响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负面舆情也日益增多。如果对这些负面舆情不及时、有效地加以管理与引导,就会形成网络舆论危机,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损害政府公信力和形象,增加政府管理难度。网络舆情危机的形成与政府、网络媒体及网民3方均有关：首先,是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通、网络舆情管理法律体系不完善、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机制不健全有关;其次,是与网络舆情的自由性、快捷性和难控性有关;再次,是与网民参与的主动性、网民舆情的主观性、网民素质的差异性有关。要有效遏制网络舆情危机的产生,首先,政府要加强沟通交流,保障民众话语权;完善网络法制建设,规范网络管理;建立舆情管理机制,有效应对危机舆情;加强舆情应对体系建设。其次,网络媒体应增强危机预警能力、社会责任意识和协调监督作用。最后,网民应将自律与他律统一起来,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了解新闻传播知识,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论网络舆情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协调

我国网络越来越普及,网民群体也不断扩大,网络媒体已经成为公众表达舆情、参与社会经济及政治生活的重要平台。网络舆情对司法独立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针对消极影响的原因进行分析,博弈分析典型案情中当事人的得益情况,解析网络舆情对司法独立之影响,提出创新与拓宽网络舆情渠道,创设良好的网络舆情评价与责任追究机制,从而让网络舆情在推动司法独立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关键影响因素识别研究

为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处理效率,基于网络可视化方法结合复杂网络理论构建网络舆情影响因素识别模型。该模型基于系统建模理论进行致因因素辨识,依据各影响因素的关联关系,运用网络建模技术形成可视化的致因网络,结合不同的节点失效方案,对致因网络进行失效仿真模拟分析,通过网络结构变化程度识别出网络舆情关键影响因素。网络舆情致因网络具有典型的无标度网络特性,基于节点介数和紧密中心度排序的失效模式对致因网络结构变化程度影响最为显著,其中事件曝光时间、政府关注度、政府发文量、媒体发文量、网民关注程度和网民讨论程度为关键影响因素。     

高校学生网民参与网络舆情传播活动的七维度研究

高校学生网民兼具网络舆情的信息源、传播者和受众等多重角色,在网络舆情传播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研究构建了研究高校学生网民参与网络舆情传播活动的七维度模型,并通过调查,初步揭示高校学生参与网络舆情传播活动过程中的主体特征、舆情内容、传播渠道、传播结果、传播心理、基本态度以及监管诉求.基于此提出了更好地优化与管理高校学生网民参与网络舆情传播活动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风险评估

网络舆情关乎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因此对网络舆情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划分舆情风险等级,构建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网络舆情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网络舆情风险等级为“二级(比较严重)”,与此前专家对这次舆情的评定相吻合.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风险防控的现实困境,从卫生体制、网民、政府、媒介四个评价指标提出网络舆情风险防控的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网络舆情参与对现代基层公共管理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舆情参与逐渐成为影响现代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网络舆情参与是指公众通过网络平台积极参与舆论表达、政策讨论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行为。在现代基层公共管理中,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关注网络舆情参与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本文旨在探讨网络舆情参与对现代基层公共管理的影响,并分析其对公共决策、政策执行和公众参与的影响,为政府部门提供相关参考和决策支持。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本体分析

舆情本体是危机事件相关信息的网络文本内容,决定了网络舆情的热度和危害性.以湖南凤凰古城收费事件为例,甄选网络舆情本体的高频词汇,从词汇类目和演化阶段两个维度,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本体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网络舆情受媒体议程设置影响,网民对事件的探讨基于媒体的报道内容,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和深入的内容生产;“用脚投票”“抵制”是网民表达不去旅游的意愿和负面情绪的最主要方式;网络舆情的发散追因现象明显,将旅游事件发展成社会事件,将事件的负面影响扩大到整个旅游地,将个别案例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层面;网络舆情的群体极化和网络暴力现象明显,极端表现是层出不穷的语言暴力、人肉搜索、网络恶搞或造谣诽谤;应对网络舆情的冲击和影响,需要从提升网民和政府的媒介素养、加强媒体的职业道德和自律、重视网络舆情的反馈作用以及建构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系统等方面着手.     

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感知风险和食品安全舆情相关理论,以合肥、福州、石家庄三个城市的592名城镇居民为案例,探讨个体变量、环境变量、政府的舆情处置行为对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水平等个体变量的差异并不会引起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显著变化;而家庭收入水平、公众对舆情传播渠道的信任程度等环境变量对公众的舆情处置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在政府的舆情处置行为变量中,政府舆情处置效率对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影响最为显著,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发布信息的真实性也会影响公众的舆情处置感知。     

新媒体环境下党报做好时政新闻的策略

有效引导舆论,是党报肩负的重任。面对新媒体迅速普及、各种观念不断碰撞等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党报要主动适应媒体格局变化,推动纸媒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整合独有资源优势做好时政新闻,提升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更好地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     

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存在地区差异,即珠三角地区公众参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政府监管的满意度低于港澳地区。随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揭示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治理中政府监管满意度对公众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正向影响主观规范、参与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产生正向影响。食品受害经历对风险感知和参与态度有正向影响,进而促进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即有食品受害经历的个体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愿更高。研究结论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跨界合作与社会共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专家理性二重性”探析

专家理性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种理性因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二重性,从而偏离理性。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领域,世界组织及各国多通过立法来弥补专家治理模式的缺陷,如 FAO/WHO 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欧盟的独立性原则和预防性原则,以及日本对食品安全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的限制等。我国可通过转变风险规制模式、保持专家独立性、引入同行评审制度、明确专家责任并健全激励机制、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等来规避专家理性二重性问题。     

粮食危机、获取权与1959-1961年大饥荒的再解释

无论诉诸于农民退社权的剥夺、公共食堂,还是从政府救济能力、城市偏向的供应制度,这些单个因素或视角的解释不能让人信服地理解大饥荒发生的真正机制与根源。将解释大饥荒的各种因素纳入到一个能够包容各种假说在内的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增加了一些被现有文献所忽视的因素如家庭储备与社区共济机制失灵等因素。对大饥荒研究存在的两个重要争论是可以得到消解的,显然,关于大饥荒发生的解释应该同时侧重于粮食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而关于Sen的粮食获取权理论也同样适用于对非市场经济的大饥荒进行解释。     

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食品安全事件的案例分析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正在好转,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仍面临挑战。选取不同媒体监督条件下食品安全治理的代表性案例,分析了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结果表明:媒体监督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可以扮演“守望者”的角色,加强媒体监督可以引导政府通过行政治理来约束企业行为,推动政府根据民众需求完善政策法规。同时,加强媒体监督将会降低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减少监管者背离公众利益的可能性。若限制媒体发声,会助长企业的投机行为及监管者的地方保护行为,从而对企业、行业及政府造成更大的伤害。合理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可及时排解食品安全风险,增加企业及监管者各自的努力程度,从社会总福利的角度来看,利大于弊。若要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率,需重视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相关部门可从增大媒体自由度水平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     

公众参与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对减灾救灾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有效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灾害救助,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是加强社会治理、保障民生亟需解决的现实热点问题.基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公众参与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的影响因素,采用结构方程分析影响因素之间的共变性.研究发现,政策法规对参与主体的参与意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体的参与意识对主体的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媒体促进对参与主体的能力素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体能力素质对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主体成长对主体的参与意识有显著正向影响;主体的参与意识对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具体路径.     

微博环境下和谐党群关系的构建简

微博的快速发展,推动党群关系进入新的时代。微博提升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力度,拓展党群信息沟通的渠道,增加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增强舆论监督的功能。微博环境下和谐党群关系的构建：建立微博教育与管理机制,建立微博舆情引导机制,完善微博监督机制,完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     

农户参与食品追溯体系激励机制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食品追溯体系对农户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激励作用,得出以下结论：提高食品追溯体系的有效性、增加对提供安全食品的农户的报酬以及加大对提供不安全食品的农户的惩罚力度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必要条件。食品追溯体系的有效实施可以降低农户的隐匿行动,增加其生产安全食品的努力水平。通过对最早推广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北京市蔬菜种植户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检验,得出影响蔬菜种植户参与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正向激励因素主要有：蔬菜种植的高成本收益率、可追溯蔬菜高价预期、加入产业化组织、接受政府补贴和参加技术培训,逆向激励因素主要有：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不安全食品供应商的惩罚力度、农户对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风险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