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远游》析说

《远游》之篇目,虽不见于司马迁的《屈原列传》,然而自东汉王逸以来,学人便一直认为是屈原的作品,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记载“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则明确指出这二十五篇是《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远     

关于屈原《九歌》研究综述

古今研究者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九歌》的作者及写作年代。王逸认为《九歌》是屈原被放逐时所作,而朱熹《楚辞集注》则认为屈原在放逐期间仅仅对《九歌》作了修改润色的工作。郭沫若同意屈原作《九歌》的观点。游国恩则认为朱熹的说法接近事实。郭、游都认为《九歌》当是屈原早年得志时的作品。 (二)关于《九歌》的篇章次序。《九歌》共十一篇,王逸所列顺序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从前注楚辞者,因为拘泥于九的数目,或合并《山鬼》《国殇》《礼魂》为一篇;或合并《湘君》《湘夫人》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以求符合九数。不少研究者反对这种作法。姜亮夫排列《九歌》的次序为:《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     

巫官屈原九证

王逸《楚辞章句序》说:刘向典校经书,分楚辞为十六卷,而王逸“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逸文自为一卷,名曰《九思》,合为十七卷,流传至今。十七卷中,前七卷是屈原的作品:《离骚经》第一,《九歌》第二,《天问》第三,《九章》第四,《远游》第五,《卜居》第六,《渔父》第七。《大招》一篇,逸曰:“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招魂》一篇,王逸以为宋玉所作,招屈原之魂;近     

《远游》为屈原作补辩

《远游》是屈原所作。这是西汉大学者刘向所定的案,并得到东汉的辞赋家班固、楚辞家王逸的承认。目前史学界还有争议,如《屈原赋译注》(齐鲁书社)、《屈原赋选》(广东人民出版社)等对屈原作《远游》持否定态度。张叶芦先生在《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上撰     

谈“离骚”中的“浪浪”

屈原《离骚》篇有“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句。“浪浪”一词,汉代王逸解释为“流貌”,即流泪的样子。①其后历代至今,各类辞书,楚辞注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浪浪”释为“流泪的样子”。例如: 浪浪,流也。(《广雅》) 浪浪,流也。(《集韵》) 浪浪,流也。(《类篇》) 浪浪,泪流貌。(《中华大辞典》)     

奇服耀四宇 华章照千秋——《九章·涉江》讲析

《九章》包括屈原所作的九篇较短的诗歌,大都作于屈原被放逐之后。因为内容相近,后人把它们编集在一起,叫做《九章》。正如宋人朱熹所说:“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涉江》是《九章》的第二篇,写于屈原晚年被楚顷襄王流放江南之后。“涉江”就是渡江而南的意思。当时楚国统治者已昏聩到了极点,内忧外患,国势殆亡。屈原以经世之才,“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王逸《楚辞章句》),在流放中经历了艰苦的行程。诗人在诗中纪述其渡江南下的历程和当时的心情,申述其志行的高远和     

《大司命》《少司命》非祭祀星神说

《楚辞·九歌》中的《大司命》、《少司命》两篇作品,主要是叙写屈原当初受君王重用,自身美政得施的平步青云的美好情景,也写了由顺利转入被疏的不平心理。而历来研究者却认为这两篇的内容系祭祀司管人类寿天的星神。从王逸、     

《九章》解题四则

哀郢 关于《哀郢》的创作背景和年代问题,至今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主要有三说。第一,哀放说。谓屈原被放逐之后因哀念故都,感叹身世遭遇而作此篇。王逸《楚辞章句》首倡此说。黄文焕《楚辞听直》认为屈原放逐是在顷襄王初年,又据《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则定《哀郢》作于顷襄王九年左右。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亦同黄说。第二,庄(足乔)     

《哀郢》缘何而作

《哀郢》这首诗,王逸《章句》以为屈原遭怀王放逐后哀念故都而作。洪兴祖《补注》改怀王为顷襄王。放逐之说仍旧。朱熹《集注》倾向洪兴祖。这是第一种看法。王夫之《通释》从根本上否定逸注,认为屈原因顷襄迁陈而作此篇。这是第二种看法。谭介甫先生《屈赋新编》(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认为《哀郢》与“白起破郢”绝无关系,屈原所哀的是“庄蹻暴郢”。这是第三种看法。(其他看法,或从王逸说衍变,或从王夫之说派生。)以上分歧,远远超出个别词句解释的范围,关系到诗歌的主题,甚至牵涉到作者的立场和政治倾向。 用“迁陈”说解释《哀郢》,局部可通,说明全篇则有困难。“暴郢”说与原作圆凿方枘,格格不入。三说中惟“放逐”说最为正确。惜王逸等的注说过于简略,又存在一些缺点,不能使人完全信服。蒋骥《楚     

论王逸《九歌》章句的经学化阐释特征

王逸《楚辞章句》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最完整的阐释《楚辞·九歌》的著作。王逸将《九歌》主要思想内容纳入儒家思想框架以及《诗》之比兴的解释体系中,开创性地总结了“依经立义”和“依诗取兴”的核心阐释思想。阴阳思想在其阐释中也占据不小的比重,甚至部分内容体现了谶纬化的倾向。在经学的大框架下,王逸对屈原创作《九歌》的动因以及对屈原其人的关注,客观上建构了一个大概的作者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包含王逸个人化的理解在内的。     

司马迁与屈原——读《屈原列传》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主名的伟大诗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给这伟大诗人作传记,记叙其一生的事迹,对其人格、成就给以最高评价的人. 可以断言:如果司马迁不写《屈原列传》,后世就不会知道在战国时期楚国还有过屈原这个人.从王逸、刘勰、朱熹到郭沫若,人们一致认为《离骚》是《诗经》以后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辉煌空前诗作.他们所以有这样同一的认识,就是由于研究屈原在知人论世方面所依据的第一手资料,都是司马迁的《屈原传》,毫无例外.     

论《九辩》在艺术上的独创性

《楚辞·九辩》一篇,自东汉王逸以为宋玉所作,《昭明文选》、《文心雕龙》亦承认。虽明人焦竑、清末吴挚甫提出屈原自作说,然或失之粗疏,或失之武断,并无坚强证据以推翻王氏旧说。王逸又以为本篇主题乃是宋玉“闵惜其师忠而放逐”。虽迎合者不乏其人,然其属揣测之辞。本篇实为宋玉借古乐为题,以抒写自己的感慨愁思,是受屈原影响而写的与《离骚》相类似的自叙传性的长篇抒情诗。对《九辩》在艺术上的独创性,现代的文学史著作和论著,则或语焉而不详;或认为其     

《天问》二题试解

一、《天问》“日德月刑”说屈原的作品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这是无可争议的。但屈原对于自然科学则一向本着求实的精神,主张“参验以考实”(《九章·惜往日》),又说“名不可以虚作”(《九章·抽思》)。《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正是屈原本着这种求实精神对日月的所谓“德刑”提出了质疑。王逸     

论《九歌》是屈原的独立创作

《楚辞·九歌》到底是民歌、是祭歌,还是屈原独立创作的抒情诗?老实说,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清醒而明确的看法.[汉]王逸倒承认它是屈原的再创造,并且寄托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具体说法对不对,暂不谈它):     

“《九歌》承王命作于怀王十七年说”质疑——与孙常叙先生商榷

《楚辞·九歌》产生的时代,王逸《楚辞章句》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缝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朱子《集注》亦有类似说法。但是,近代和现代学者,对王注多持否定态度。在入正题以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简单回顾。胡适在《读楚辞》中断言:“《九歌》和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见《胡适文存》卷二)游国恩、陆侃     

论《离骚》中的女媭和“子兰”

屈原伟大的抒情长诗《离骚》中的女媭是什么人,历来争论不休;“余以兰可恃兮”的“兰”究竟是不是子兰,也各有不同的说法。这两个问题性质相似,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一、女媭非屈原亲人辨前人对女媭的身份有如下各种说法:王逸以为是屈原之姊,郑玄以为是屈原之妹,贾逵则认为是女子的泛称,汪瑗认为是比喻党人的贱妾,李陈玉认为是使女,周拱辰认为是女巫(以上均见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引)。近人有下列不同意见:郭沫若主张是屈原的“女伴”(《屈原研究》),姜亮夫赞成“贱妾”说(《屈原赋校注》),游国恩认为是作品中假设的人物,是师傅保姆一类老太婆(《楚辞论文集·楚辞女性中心说》),也有以为是屈原之母的(龚维英《女媭为屈母说》,1982年第三期《贵州社会科学》)。     

谈谈《离骚》中的女媭

屈原《离骚》:“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这女媭是谁?汉代以来,一般以为女媭是屈原之姊。清代汪瑗始立异说,以为“媭者贱妾之称”,其后许多研究者相继否定王逸旧说。但我们比较研究的结果,深感王逸之说难以否定,女媭确是屈原之姊。王逸说:“女媭,屈原姊也。”①宋洪兴祖说:“《说文》云:‘媭,女字也,音贾侍中说:楚人谓女曰媭。’②……《水经》引袁崧云.‘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须,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县北有原故宅,宅之东北有女媭庙,(?)衣石犹存。’秭与姊同。”③朱熹亦以为“女媭,屈原姊也。”④可见以女媭为屈原姊,自汉以来无异说。唯郑玄注《周易》。说屈原之妹名女须。⑤但近人朱季海先生考订:“郑氏《易注》亦当作姊,今《诗疏》引《易注》及《郑志》并作妹者,缘     

屈原作品考

屈原,名平,战国末期楚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第一位诗人。他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种新诗体——楚辞。其楚辞作品当时没有编辑成册,只是到了西汉刘向搜集整理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但刘向所编《楚辞》早已散佚,那么究竟屈原的作品有多少亦不可得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屈原的作品有二十五篇,但未标出具体篇目。东汉王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他自己的《九思》一卷,合为十七卷,为之作注,改名《楚辞章句》。其篇目为:一、《离骚》,二、《九歌》,三、《天问》,     

《招魂》系论

《招魂》系论张叶芦一、论《招魂》的作者与被招者及其生死问题《招魂》的作者是谁，被招者又是谁，自汉以来看法就有歧异。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认为作者是屈原，被招者未明言是谁；王逸《楚辞章句·（招魂）序》认为作者是宋玉，被招者是屈原。其后南朝梁...     

戴震《屈原赋注》与王逸古注异同

戴震《屈原赋注》和王逸《楚辞章句》都体现出对屈原的推崇,但对屈原作品的看法与解释则是异同互见。注释尚简是两者的共同追求。王逸的《楚辞》注释略微复杂,一方面注者有时引经据典,或对原文作引申阐发;另一方面又主要是对本文字词进行疏通,但仍以简明为主。戴震对于训诂的主张是贵精不贵博,解释时往往不考证。将屈原作品"经化"也是两位注家的相同之处,但程度不同。王逸的解释其经学意味更浓。解释范围方面,两部注解也有出入。在解释方式和方法上,戴震的注解体现出新的特点,如方式上主张根据对象不同的文体而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上有因声求义、"在楚言楚"等。戴震对训诂有理论探讨,因此其训诂实践更富于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