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主成分的皖北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

依据皖北地区经济实际,从土地利用投入、产出效益、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等四方面构建皖北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体系,以2010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皖北六地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皖北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整体水平不高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以淮北得分最高,亳州得分最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密切联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土地集约程度也越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湖南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对策探讨

湖南作为"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是摒弃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采用靠效率提高驱动的发展模式。土地资源在自然资源中占有核心、主导地位,所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离不开国土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分析新形势下湖南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总结概括"十一五"以来湖南省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湖南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对策:改革耕地保护制度,引导耕地产权人保护耕地;加强宣传教育,强化节约集约用地意识;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盘活存量用地;加强土地生态环境的建设;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大考核力度,建立健全节约集约用地考核评价机制;完善土地利用规划的体制机制。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与结构解析

基于德国农业经营学派农业集约经营理论的借鉴与分析,论文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影响因素、目标设定、形态结构进行了理论解析,将集约的目标锁定为"对土地资源的节约和土地利用效益提高",根据城市土地投入类型的差异,将"集约"解构成经济因子、土地因子和组织因子三大集约度。     

长株潭“3＋5”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

在分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群实际情况,首先构建长株潭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然后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模型,据此对长株潭3+5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定量测定。研究结果表明:除长沙市和岳阳市处于基本集约外,城市群其它各城市及城市群整体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在时间上呈现总体上升趋势;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并与区域经济的差异高度相关;影响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因素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等各个方面。     

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差异的主成分研究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区域空间的角度,建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情况进行了测度,并结合GIS技术对结果进行了划分。结果表明:(1)苏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最为集约,苏中次之,苏北城市土地低度利用; (2)在江苏省域空间上,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呈阶梯状分布;(3)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最后提出了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方向和建议。     

三峡库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研究

以重庆市丰都县为代表研究三峡库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并分析城镇土地集约利用趋势,为制定合理措施提高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评价法。(1)丰都县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主要受经济投入———产出水平和土地闲置率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投入———产出水平是影响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的主要因素。(2)随着对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视程度的提高,全县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上升趋势。以丰都县为代表的三峡库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主要受经济水平、人口密度和人均用地数量等因素的影响,该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自1996年以来呈上升趋势,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该地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将持续上升。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其空间差异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文章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出发,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三个角度构建了江苏省各地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其综合评价及空间差异分析,提出了江苏省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整体潜力的对策建议。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研究

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进行潜力研究,为政府制定土地政策提供理论和技术指导。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条件基础、投入强度、利用程度、利用效益、集约利用发展趋势等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域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结果表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水平为中潜力,属于低度利用,潜力较大。运用障碍因子分析法找出阻碍北部湾经济区土地集约利用潜力的因素,主要有综合容积率、地均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地均国内生产总值等。     

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的驱动机制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基于影响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科技因素、人口因素、制度政策等因素构建耕地集约利用驱动机制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四川省1978-2015年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人口和农业科技是推动耕地集约利用的重要因素;政府对耕地的利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农民集约利用耕地;整体上看,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关键性原因.     

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情况进行评价,可以为开发区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开发区转型升级提供依据。以国土部《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规程》要求为基础,结合新常态经济特征,构建了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分别使用两种评价体系对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1）原有规程评价体系不能完全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要求,改进后的新常态评价指标体系更能全面反映情况;（2）新常态下成都经开区在土地利用状况、要素投入质量、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存在不足。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提高土地集约利用度,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将全国268 个地级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水平划分为低效、集约、挖潜三类,选取指标并利用因子分析和多元逻辑回归方法探索出了影响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差异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城市建设投资水平是提高集约用地水平的关键,土地利用集约度高的城市有着更高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强度;而在实现挖潜用地时,则需要将发展重点放在提高交通的便利性上,警惕可能出现的由城市空间结构和用地模式对交通便利性产生的负面效应.     

城市内部因素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

文章从城市主体行为出发,结合城市生产率、城市居民税负等构建城市人口解释模型.基于2008-2011年全国101个代表性城市数据,利用残差分离、门槛回归技术展开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生产率、城市便利度呈正向关系,与居民税负、征地成本呈负向关系;城市内部因素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路径为“影响因素—城市房租水平—城市人口规模”,城市生产率具有决定性影响;城市生产率、城市便利性对城市人口的影响,越过人口规模门槛后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中国沿海三大都市圈中城市人口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迥异.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研究首先对我国行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U型结构作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U型作用下存在的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500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U型作用，城市在387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基于模糊物元模型的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为探求更合适的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方法,文章以南京市11个典型开发区为例,运用模糊物元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并与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南京各开发区之间的集约用地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只有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土地集约利用级别为“高度集约级”,其余的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级别为“中度集约级”和“轻度集约级”;南京各开发区集约用地主要限制因子各不相同,但主要为综合容积率、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工业用地产出强度等;与多因素综合评价法相比,采用模糊物元模型不仅能反映评价对象的综合集约等级,也能反映评价对象单项指标的集约等级,还能反映评价对象或评价对象单项指标在所属集约等级的稳定状态和转化趋势,反映的信息更丰富,是一种更适应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方法.     

城市经济发展的策略

在城市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城市经济发展要从解决这些因素的问题入手,发展第三产业,推动技术进步,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加速推进城镇化水平,为经济增长提供新机遇,提高规划集约化水平,使城市在土地经济中获取利益.     

武汉市土地集约利用绩效评价研究：1998－2010

基于武汉市1998-2010年的相关数据,对武汉市及13个辖区的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绩效评价。研究表明,土地集约利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汉市土地单产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节约了用地量。但各辖区的土地集约利用绩效存在差异：在3个研究阶段中,主城区土地集约利用对土地单产贡献额显著高于郊区,但增幅趋缓,郊区增幅显著提升。对经济总量的贡献额,郊区在第三阶段反超主城区。在土地节约量方面,各阶段节约土地总量相当,但主城区表现为土地节约量的持续下降趋势,郊区表现为持续上升,城乡结合部的洪山区和发展相对滞后的主城区汉阳区表现为土地节约量的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以湖南省为例

文章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四方面构建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湖南省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认为湖南省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逐年提高,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各地级市中长沙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最高,邵阳最低,各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差异显著。因此,湖南应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城市内涵,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积极改进城市土地利用中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