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大陆新儒家反思

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     

试论汉代儒学的复兴

汉初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制度疏阔导致中央政治权力削弱，思想混乱引起社会道德水平偏低。面对这种政治形势，汉武帝表示要重新思考一种新的政治策略。董仲舒连上三策，系统地论述了儒学和儒术可以根治汉代政治难题。汉代儒学从此得到复兴。但儒学的复兴是一个政治化过程。从天人三策到白虎观会议，儒学不断改变并被国教化。它表明像儒学这样的思想学说，即使对解决社会问题有一定作用，只要与政治相结合，就不能不发生变革。     

《盐铁论》话语传播的文化蕴涵初探

《盐铁论》的话语体系表征着西汉时期的思想文化生态,具有话语传播与文化互为印证的独特性。其话语体系建立在盐铁会议的真实记录之上,又体现了桓宽的文化身份特点与话语取向。"贤良文学"与"大夫"的对话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儒、法两家思想的激烈交锋,是西汉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集中表现。《盐铁论》的话语是汉代儒学向广度、深度发展而成为盛世经学的产物,促使儒学加速走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从其实质内涵来看,其话语体系属于为统治者的现实需要提供思想指导的政治性话语。     

儒学之“本”与“源”——评安靖如“进步儒学”的思想方法

美国哲学家安靖如的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基于"有本的全球哲学"观念,在"伦理—礼—法"或"德性—礼—政治"的模式中凸显礼的重大意义,以联接儒家传统和现代价值,是富于创造性的。然而,"有本的全球哲学"的思想方法毕竟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末"、"体—用"、"形上—形下"的思维方式,礼是沟通形上之"本"与形下之"末"的中介,尽管探及儒学之"本",但未溯及儒学之"源"。此外,他关于生活儒学先有对现象学的信奉、并以此为基础来综合改造儒学的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在汉代无人可比 ,但学界对此一直缺少足够的认识。面对西汉末年的神学经学的危机 ,扬雄自比于以“正人心 ,息邪说”为使命的孟子 ,从学理上树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为学术正宗的观念 ,张扬人本主义理念 ,目的在于扫除董仲舒以来的神学泛滥及道、法等学派思想的抬头 ;扬雄借鉴道、墨等诸子的思想 ,丰富和发展了先秦儒学的内涵 ;他在儒学指向上突出“内圣” ,拓展了孔、孟重视个体人格的道德自律及自我完善的一面 ,有利于矫正汉代神学经学在促使士人人格自觉上的苍白乏力     

试论董仲舒不受重用的原因

董仲舒生活于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他把儒学神学化,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使之成为汉代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为汉代制定大一统理论的思想家。他对     

汉代儒学伦理政治一体化特征的形成

孔子哲学以阐述日常伦理为主要内容 ,经过秦汉之际儒家及汉初董仲舒的改造 ,汉代儒学表现出伦理政治一体化的特征。本文对儒学从以日常伦理为主到以政治伦理为主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     

“文以宣化,字以载道”——从《说文》看汉代儒学的价值系统

《说文》将文字的功能定位为"宣化载道",故其对文字的阐释着意揭示了文字所载之道,其道主要体现了汉代儒学价值系统,此一价值系统的根本主题在于探寻由阴阳观、教化观、德化观所构成的天人一体关系。阴阳范畴为汉代儒学价值系统之基石,它贯通作用于整个宇宙、社会、人生;教化观建立在阴阳观基础上,以王侯为教化主体,以人性最贵为前提,经由神道设教、"三才之道"诸教化活动展开;汉儒有意将儒家价值扩展为宇宙的普遍观念,使整个世界披上了浓重的德化色彩,这在《说文》对器物之德、禽兽之德的诠释中体现得尤其鲜明。总之,《说文》对汉字的独特诠释,从一个新的视角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儒学的价值系统,显示了汉代儒道互渗的特色,对当前价值系统的重建具有借鉴意义。     

原始儒学与儒学的宗教化

原始儒学创立的初衷并不是为建立一种超越世俗而具有神学性质的宗教信仰。即使有宗教化倾向的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也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同。儒学虽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某些宗教的作用或几度被宗教化,也曾被其它宗教文化冲击和影响过,但儒学本身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关注现实社会、注重人文理性的本质和传统。因此儒学不等于宗教。     

从《白虎通》看汉人眼中的儒家思想

《白虎通》继承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是两汉儒学思想的代表作。它以"三纲五常"和阴阳五行的神学宇宙观为儒学的主要内容,在价值根源和君臣关系上曲解了孔孟思想。这一曲解是由儒家经籍的散佚,阴阳五行的盛行,道、法、名、墨诸家的影响以及专制皇权的加强造成的。曲解孔孟的汉代儒家思想一方面使儒学处于衰败境地,另一方面却对宋明儒学运动的产生起了不可或缺的刺激作用。同时,它对中国政治制度走向专制集权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阴阳思想在汉代画像石上的表现

阴阳思想在两汉时期极为流行 ,在汉代画像石上主要表现在日月画像、伏羲女娲画像、星辰画像、社会生活画像、西王母东王公画像等五种画像上。它既有朴素的辩证法认识论的价值一面 ,也有神学、谶纬迷信合流的荒诞一面。研究阴阳思想在汉代画像石中的表现 ,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汉代文化内涵     

从原初人学思想到古典人学——古代儒家哲学的逻辑发展

孔子改造原始天命观建立原初人学思想后,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孔子的原初人学理论.董仲舒以神学形式阐发儒家伦理,既是对人的肯定也是对人的否定,他游移在哲学与宗教之间,构成儒家哲学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宋明新儒学通过对董仲舒的哲学化神学和佛教哲学的辩证扬弃,在新的高度向先秦的原初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复归,建立了古典新人学理论.儒家哲学对人的关注和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对中国传统思想方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汉代祭祀乐舞体现的"顺阴阳"思想

儒家思想在汉代的影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为国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者,汉代国家祭祀乐舞可以反映儒学对汉统治思想影响的进程。儒学提倡的“顺阴阳助教化”的思想理念在汉代祭祀乐舞的某些具体篇章中有体现。汉初宗庙乐舞《四时》的出现完成了先汉时期“阴阳五行”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转变。五郊迎气乐舞的完善说明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而灵星祠舞的重新解说,代表着儒家思想对汉代国家祭祀的重新整合,代表着“顺阴阳”观念成为汉国家政治最高指导思想。     

彝族哲学与汉代天人儒学的同异关系

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能够代表彝族传统哲学和文化发展理论思维水平的彝族典籍文献《宇宙人文论》、《宇宙源流》、《西南彝志》、《土鲁窦吉》等,以元气、阴阳(哎哺)、五行、八卦、干支、河图(付托、联姻)、洛书(鲁素、龙书)等观念元素或范畴所构成的思想体系,记载了彝族先贤对宇宙起源、天地万物生成变化、宇宙结构等宇宙图景的理论观察或自然哲学的观念论述。彝族哲学与汉代天人儒学在基本哲学观念上的有机自然观和思维方式方法上的类比推理两个显著问题上具有共同的观念特质或思维特色;天人感应和自然现象的社会伦理性质属性,是汉代天人儒学与建立在有机自然观和类比推理基础上的彝族哲学的两个最明显的思想观念区别。     

黎族“太古风致”的哲学探析

黎族"太古风致"哲学思想主要由原始的神话巫术、崇尚自然的生存哲学、"诚信为王"的处世哲学、大同社会理想等构成。由于海南岛孤悬海外,加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其文化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的原始状态,但"人之初,性本善"的本色犹存,当儒学来到海南便受到黎人的追捧,儒学也在海南大放光芒。对黎族"太古风致"哲学思想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哲学的生成与演变逻辑,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     

正义还是虔敬？——《游叙弗伦》篇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分歧

通过分析《游叙弗伦》篇文本,探析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分歧。分析认为,民主制度造成了雅典城邦传统神学基础的崩解,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家追求城邦生活新的秩序的同时,开始面对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冲突;政治神学所主张的“神所指示的生活便是最好的”,与政治哲学对“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真理性的追求之间存在着难以消弭的分歧,这种分歧最终造成了苏格拉底式的悲剧。     

董仲舒社会哲学研究

本文阐析了董仲舒社会哲学以神学—形而上学为依托 ,在伦理政治、经济、文教与思想文化四个方面展开的理论建构 ;指出董仲舒社会哲学的最大特点、历史影响的二重性及理论内的紧张性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密切相关。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况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格局、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儒家的“德性—礼—政治”模式——进步儒学视角下的政治哲学

今天,儒家哲学应当是"有根的全球哲学":植根于儒家传统,并从全球的其他哲学传统受到激励。进步儒学即是通往儒家政治哲学的这样一条进路的一个例子。它的基本理论结构像一只三脚凳,乃是德性—礼—政治的相互关系。所有三个维度皆植根于传统,但所有三个维度以及这些维度相互联系的方式,却已经在回应新的情境与挑战中经历了新的发展。伦理的德性是进步儒学最基础的目标,但是,要使德性的获得成为可能,个人的德性就必须"坎陷自身",并遵从政治的规则(例如法律)。同理,人类社会中,对于伦理规范与政治规范之实现来说,礼的规范也是必要的。因此,所有三个维度都是至关重要的,都是理解儒家政治哲学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生命与政治的悖论:阿甘本“赤裸生命”概念的三个源头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对生命与政治关系的洞察来源于阿伦特、本雅明和福柯三位思想先驱。阿伦特通过对"政治生命"和"单纯生命"概念的区分,试图将政治共同体奠基于单纯的政治实践。这一思考产生了单纯生命的悖论:单纯生命既构成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又是消解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因素。本雅明利用"牺牲"概念和犹太—基督教神学传统,消解了阿伦特的悖论,却将政治行动转化为维护律法的暴力行为,并在献祭—净化的循环中,将纯粹生命本身转化为律法实施的最高目标。阿伦特和本雅明的哲学和神学反思最终在福柯对现代政治技术的分析中,呈现为现代生命政治内在的实践逻辑,人的自然生命成为政治的目标,却在被政治技术的抽象化利用过程中,转化为"赤裸生命"。借助于三位思想家的论述,阿甘本重建了生命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关系,他认为,赤裸生命就是人类生命的"门槛"(threshold):它处于生命的存在和消亡之间,将政治权力最为悖谬的两种功能,即捍卫生命和威胁生命同时表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