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的公民身份理论：作为一种内化伦理的积极公民身份的建设

中国公民身份的特殊产生途径与现状需要我们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公民身份理论。公民身份由制度、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需要国家通过公民教育的途径，把公民身份的价值意义、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内化为一种个体伦理与集体伦理。在这种内化伦理的基础上，通过公民在政治话语与社会核心价值构筑过程中的参与行为，通过把权利转化为行使权利，以及通过公民对社会共识与社会合作的推动，建设一种自由的、参与的、服从的和被包纳进来的积极公民身份，并通过这种公民身份的建设来实现政治转型。     

国家的身份设计与社会秩序——近代以来中国个体的元身份史

在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中,国家对社会成员的元身份设计,不仅承载着对个体社会属性和情感归宿的基本界定,而且还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法律规范以及伦理道德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根本性保证.近代以来,中国个体元身份的具体内容伴随着政治格局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从“公民”(“国民”)向“人民”再向“公民”的转变,社会秩序也呈现出不同的格局和态势.当下中国个体的元身份还处于国家与社会的整合之中,一种整体性的身份设计策略无疑成为了国家构建理性的重要议题.在历史社会学的视阈下,以“人民”和“民族”名义授权的“公民”元身份,能够从当下总体性社会事实中派生出一种基于共同责任和价值观念的组织机制,其核心内涵在于国家的元身份设计与个体在现实层面取得意义上的关联.     

公民身份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启示

在西方公民身份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古希腊和罗马是公民身份的开端阶段,通过政治改革,平民在城邦中可以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社会,公民身份总体上处于衰落,但中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城市市民身份为现代公民身份的复兴打下了基础;在现代立宪国家,公民身份通过宪法在国家中确立了它的主体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身份得到了普及,其内容也得到了充实。西方公民身份的历史发展体现了公民所具有的政治权利、自由、平等、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以及民事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内涵。在我国,公民概念应当以政治权利内涵为中心,重视社会权利的内涵:政治权利需要在宪法法律的规范下通过温和的、循序渐进的、商谈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权利应当通过法律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并特别注意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时代挑战与教育应答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是公民对所属国家的一种认知、肯定、接纳,以寻求公民间的"我们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包括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在当代,国家公民身份认同受到族群认同、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想的挑战,呈现出开放性,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国家公民"。这是当代国家公民身份的新定位。适应国家公民身份的这一定位,公民教育需要同时进行政治认同教育、文化认同教育和全球认同教育。     

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

公民文化是伴随着社会-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公民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文化样态,与民主政治的治理架构相伴而生.在当代社会实践中,集中体现为一种以权利为本 住的、开放的、民主参与的、多元统一的理性文化.公民文化对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公民身份、国家认同以及权利意识都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伴随着社会性"活法"(全球法)秩序的自发扩展,发展中国家人们刚刚熟悉并努力建构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后法治时代的诸多挑战,其结果尚待进一步观察.     

中国城市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

本文引申T.H.马歇尔关于"公民身份"的涵义,分析中国城市的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通过比较1978年以来中国一线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变化,分析特大城市户口之门打开的进程,并以上海为例,剖析外来人口获取城市户口和公民身份的制度途径。上海建立了基于户口与居住证的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形成公民身份等级分层体系,根据外来人口贡献大小赋予差别化的公民待遇。政府通过出售差异化公民身份换取城市发展所需人才、资金和廉价劳动力,而无须承担大部分外来人口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问题及其出路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自产生以来就面临着精英主义、男子主义等严重问题,而随着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其单一的公民与国家关系模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多元公民身份的挑战。本文通过吸取和综合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等关于公民身份阐释的合理要素,试图重构一种更为融会贯通、具体明确和行之有效的公民身份模式——自由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以适应当今不断变化的形势和社会。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西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差异公民”概念,重申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族群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权。族群身份内含认同与差异两个方面的张力:族群认同关注族群的文化归属,尊重并承认族群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族群差异侧重族群的权利取向,过分强调族群差异与过分忽略同样不利于国家认同。针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一元文化论和消极国家观,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差异政治、多元文化和积极国家,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与国家关系。     

公民教育:国家视阈下的少数民族身份认同

公民与公民身份理论的发展迎合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公民身份,不仅拓宽了公民身份理论的研究视野,而且也隐含着对构建公民身份的路径选择.现阶段,我国公民教育的任务亟待加强,这不仅关系着不同民族对公民身份的价值取向,也关系着不同民族成员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认可.     

论民族个体身份的双重性

对民族个体的身份特征加以分析不难发现,民族个体成员既是某一主权国家的公民,拥有"国家公民"的政治身份,也是某一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构成单位,拥有"民族成员"的文化身份。比较而言,公民身份是所有民族个体都具有的共性身份,民族身份则是其个性身份;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往往要胜过民族身份,但强调其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其民族身份无关宏旨。鉴于民族个体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可能对民族国家政治发展构成威胁,协调民族个体双重身份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赋予具有差异公民身份的民族个体以差别权利,不失为协调民族个体双重身份的有效方式。     

对公民身份双重维度的演变分新

公民身份理论是政治学理论界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对公民与国家的互动关系进行了阐释。本文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通过对古希腊以来公民身份的演变分析,对公民身份中的权利和义务维度作整体性的把握,以期在“公民”概念至今仍然不断完善的今天,为正确把握和处理重大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提供些许借鉴意义。     

公民身份理论视域下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

公民身份的概念关系到民主制度、政治参与、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重大问题,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今天其现实意义亦日益凸显. 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MarshaⅡ)开创了有关现代公民身份的经典表述,公民身份是个人在民族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被动及主动的成员身份.     

交往视域中的公民及其中国意义

哈贝马斯将交往行动理论推进到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交往行动理论中以主体间关系建构的匿名的言说者和听者变身为话语民主理论中的特殊主体——公民.交往视域中的公民强调以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主体间的关系与主体的交往资质确证公民身份.在中国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同步生成的背景下,以法治为媒介,通过良性的社会组织这类社会中坚力量营建的交往视域不断强化主体的“公共性”,可以成为中国民众确证公民身份的基本进路.     

失地农民公民身份及其社会保障公平性研究

公民身份是社会保障的政治前提,也是保证社会保障公平性的价值基础.探讨公民身份必须以特定社会群体具体实践来考察其公民身份的具体形态.目前失地农民公民身份缺失导致其社会保障待遇不公平,究其原因主要是立宪中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主导思想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国家本位的集体主义观念惯性致使农民个体权利被长期忽略以及农民缺乏主张自由的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保障失地农民享有公平的社会保障就必须确认其土地产权,使其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完善政治参与机制,畅通社会保障诉求渠道.失地农民获得公平的社会保障必然是一个进行社会抗争和政府赋权相互融合的政治过程.     

"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

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国民—国家"关系的建构,个体国民身份在政治话语中的确立,为近代女性谋求新的身份认同开拓了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近代先进女性也正是在这种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中,通过女性与国家之间责任和权利关系的辩难以及性别角色与国民身份的博弈,确立了独立的个体身份——"女国民"。尽管这一概念并未形成系统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政治理论,但她们通过别开生面的文学实践,一再言说和强化着这一主体身份,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女国民"话语;同时也因对"女权"、"民权"、"天赋人权"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相关话语场的内部形成了富有意义的张力。     

西方公民社会观适合中国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由于这一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迁密切相关,因而引起国内外中国问题专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尽管中国出现了社会分化、利益重组以及利益代表的重构,但是公民社会以独立于国家的自治和独立于传统结构如家族、单位或家庭的自治为前提,涉及公民结构及其思维模式的形成等诸多因素,其形成条件在中国才显露征兆,中国现在还没有产生公民社会。把西方语境中的公民社会观援引到中国,可能会出现根本不适用的情况。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视阈中的公民教育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需要从制度安排与民主政治主体的生成这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二者缺一不可。起源于古希腊的古代公民教育和发端于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现代公民教育差异甚大,但二者基本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满足社会民主政治生活的需要。公民教育是当今世界各个民主国家培育其政治主体的重要途径,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促进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塑造民主政治活动主体资格、培育公民的民主政治参与能力、提升国家民主政治文明的境界等四个方面。构建我国公民教育的体系与模式,一要结合我国民主政治的实际来确立公民教育的具体目标,二要吸取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以丰富公民教育的内容,三要处理好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社会契约中的公民身份研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民身份思想

作为18世纪以前公民身份解释的支配性范式,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范式滥觞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而作为古典共和主义巅峰代表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公民身份＂这一概念亦作出了若干层次的解释。从公民的角色定位、与公民身份相匹配的政体、公民身份的内在品质及公民身份的形成等相关理论的论述中都体现出其特有的政治价值取向,对当代公民身份的分析亦具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网络政治参与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合法手段参与国家公共政治生活的行为。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方式有很多种，网络政治参与便是其中的一种。网络政治参与是公民利用网络以虚拟的身份发表政治意愿，影响和监督政策决策，实施过程，监督行政管理活动，是一种间接或直接的地参政行为。     

论公民社会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及社会观念结构。与这一变革相适应,中国的政治结构也面临着重大变革,政府面临着转变职能的紧迫任务。政治的进步需要公民社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革将为公民社会的形成奠定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转变政府职能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之一。公民社会通过建议、监督、批评、批判等一系列建设性的非暴力的形式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制约,同时接受国家的正当的合法的制约。二者就是在这种互动与监督中形成良性平衡关系,形成一种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最终促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