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系统:内在结构、运行机理与整合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特色与本质要求作出了明确界定,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指引。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不断推进,在于其形成了科学的动力系统支撑,这一系统涵盖了理论性、历史性、改革性、文化性、社会性、政治性、制度性和组织性等多个要件,内嵌于现代化建设的奠基层、运行层和保障层三大层面,彼此协同、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前进与发展。从动力系统运行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系统主要遵循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性驱动、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驱动以及二者动态整合的三重并行模式展开运行。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发展夯实了根基。然而,其当前依然有待改进,如从党的主导视角看,有待于进一步强化效率性和主动性；从人民群众参与视角看,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规范性；从党和人民群众的动力整合视角看,需要进一步增强协同性。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深化拓展,动力系统就要不断实现整合优化,既要积极挖掘和拓展动力要件,也要推动动力系统实现内部协调和实践转化,并在动力输出上形成反馈与评价机制,由此才能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分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在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其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创新成果进行了科学总结，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指明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目标任务和战略路径，蕴含着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探讨、厘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数字经济提升城乡融合质量的机制与路径研究——以脱贫地区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深入阐释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原生逻辑。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质量提升的外部逻辑从宏观层面勾勒了数字经济赋能的大背景,而内部逻辑从微观视角对数字经济赋能的运行轨迹进行了洞察。根植于中国式的城乡融合实践,数字经济是通过产业融合、要素融合、服务融合、文化融合、生态融合等五大传导机制,全面赋能城乡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融合。应从“数字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数字城乡治理联动一体化”“数字城乡包容性政策一体化”“数字城乡金融发展一体化”“数字城乡下沉平台一体化”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质量提升的路径。     

党政统合治理何以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基于陕南Z县的实证考察

乡村治理有效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与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决定了乡村治理在实践中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方式。基于陕南Z县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案例,本文从党政互动与组织协同、任务发包与压力下沉、力量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构建党政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强化党委和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统合关系,运用领导小组机制、指挥部机制、中心工作机制等治理手段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研究发现,党政统合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具有高位推进下党政部门虚实结合与权威嵌入下组织机构条块统合的组织优化逻辑、“办组系统”结构下治理资源跨层级整合与联席会议制度下治理要素跨部门协同的资源协统逻辑、压力型体制下党政干部组织动员与政治激励机制下基层群众社会动员的激励约束逻辑。这为重新认识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角色与解释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实践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逻辑和世界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秉承历史主动精神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结果。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及其对现代化模式“非同一性”的科学判断为中国式现代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近代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中对现代化的不断尝试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立党兴国百余年历程中对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探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实践根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为人类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助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充分彰显了中国道路的“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引领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总体性历史进程。     

以系统观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价值目标的有机统一体,三者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联,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运用系统思维把握践行内容的整体性、践行领域的相关性、践行途径的多元性、践行主体的全面性,从而构建国家价值引领、社会价值规约、个人价值选择的多维互动机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协同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协同关系。就基础条件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协同推进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就内在逻辑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时空的共生性、主体的同一性、理论的同质性、目标的统一性。基于二者协同推进的基础条件与内在逻辑,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强化价值引领、锤炼精神品格、重视思维方法,在实践中自觉推进二者的良性互动。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及其表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论述丰富而深刻，是新时代新征程理解把握二者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人民至上的立场原则、和谐共生的思维理念上建构起彼此相契合的同一形态；就实践逻辑而言，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时期的现代化探索和建设之路上对中华传统文化确立了批判继承、守正创新的辩证思维理念；就价值逻辑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根”“魂”渊源的内在关系，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展示中国气象、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方面的独特价值作用，向世界传递当代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文化自信与自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现代化发展的文化维度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资本至上的西方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反映在三个方面。从理论逻辑来看,唯物史观是人的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社会关系、自身关系以及世界历史进程中审视的,精神世界的全面丰富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尝试,而体现在历史现实之中的对人的现代性转型的理论自觉与实践探索;从实践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以中国面临的古今中外的复杂矛盾为实践起点,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实践目标,以坚定中国道路、坚持全面发展、人民至上、守正创新、胸怀大局为实践遵循。     

中国式现代化中社会治理的目标定位与路径探析——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时代特征的认知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回应,社会治理共同体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彰显着中国特色的人民性、共享性、包容性和系统性。明确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特色内涵与时代特征,可更加包容系统地整合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社会治理共同体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主线,秉承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科学规范,践行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的方式优化,从贴近群众、扎根人民、回应基层的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治理的稳固根基与人民共识。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基础、历史进程及实践转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理论、历史和实践相统一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重构、现代化创造人类社会新文明、现代化道路具有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现代化旨在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等思想观点,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了“工业化”的现代化目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将现代化目标由“工业化”拓展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新时期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新时代正式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主要实现了从外在拉动型到自觉内生型、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从单一低度发展到全面高度发展的实践转向。     

道路运输现代化评价结构模型及其测算

为实现道路运输业发展,充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从道路运输现代化的内涵出发,对道路运输现代化的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道路运输现代化的二维结构,基于“系统要素-产业运行”视角设计道路运输现代化的评价结构框架,建立了道路运输现代化评价结构模型,并从状态性评价和诊断性评价两个方面,以宁波市道路客运现代化水平为例,分析了道路运输现代化的总体水平和障碍机制因素。研究认为,宁波市道路客运现代化总体水平呈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但系统要素和产业运行各自维度下均存在部分短板指标,产业运行落后于系统要素的发展,应从产业运行结构调整、行业规范和绩效提升方面进行改进;道路运输现代化评价结构模型揭示了道路运输各子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及作用机理,为全面评价道路运输现代化提供了有效支撑;评价方法能准确反映道路运输现代化的发展状态,及时诊断障碍因素和不协调机制,为行业发展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使命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担负着重要的时代使命：通过理论导航,强化理论宣传,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关切;通过价值引领,丰富精神世界,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群众根基;通过环境保障,营造良好氛围,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后盾。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使命,形塑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思想道德观念,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价值基础,促使人民在统一思想、意志和行动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理论基础及其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现代化宝贵经验与全新模式,也是站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之源与必然道路。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意味着必须从根本基石、关键保障、核心任务和宏大目标这四个维度,探究其蕴含的深厚思想内涵和深刻价值意义。对世界各国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特色、中国特征的具体体现,也蕴藏着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所需的共同追求、共同价值。要不断探索实现执政党执政规律、经济社会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有机统一;要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永葆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制定和实现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整体利益与现实利益相统一的阶段性奋斗目标,进而统一思想和行动,提升凝聚力、组织力和号召力,丰富拓展本国现代化路径与内涵,开拓出符合本国人民利益和世界共同目标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共同富裕研究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乡村是中国的根脉,是国家大厦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点关注的问题。当前,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其繁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共同富裕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路径和历史选择。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是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重要问题,就必然要聚焦于乡村场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乡村全面振兴不可能仅以乡村资源要素实现乡村现代化,更要从上层政策制定、下层举措落实等全方位推进乡村全面建设。通过梳理乡村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并基于乡村共同富裕发展建设现状发现,我国乡村共同富裕以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建设为着力点,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为阶段性发展目标。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依旧存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共同富裕难以有效推进;乡村生产资源要素缺乏,难以满足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要素需求;乡村缺乏优势产业支撑,乡村共同富裕建设难以切入等诸多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减缓了乡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进程。新阶段新征程,乡村发展建设现状明显难以适应现代化发展步伐,故而要从高处着眼,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现实意义,从细节入手,解除当前阻碍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现实障碍,实现乡村共同富裕。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加大其建设资金投入,加强其规划引导和管护,为乡村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破除乡村资源要素制约,革新村集体产权制度,优化乡村社会保障政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资源要素保障。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现代化发展,加强龙头企业对集体经济的带动作用,切实推进乡村产业化经营,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实现生产资源互通共享,释放要素活力,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乡村振兴实际工作为切入点,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线,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分析当前乡村共同富裕建设中的发展逻辑和现实问题,补齐短板,提高质量,以探寻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功能·逻辑·路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思考

要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的目标,就必须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新路径。具体而言,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凸显其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健康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实践功能;进一步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内在逻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路径。     

权力运行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本质上就是运用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衡量标准也就体现为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实现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既是法治国家思想的必然理论逻辑,也是我国国家权力运行体系现代化的迫切现实诉求。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运行过程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和权力支持体系法治化,它不仅取决于权力结构本身的制度机制建设,也取决于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政治文化变革。因此,要从德法并重的价值取向、制度化的依法执政体系、规范化的权力制约机制、立体化的权力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     

基层官员避责行为:逻辑·危害·治理——一种组织行为学的观点

基层官员避责是懈政怠政的集中表现,是基于官员“心理—个体—组织—环境”互动模式的不良产物,构成基层治理的系统性制约要件。立足组织行为学视域,透析基层官员避责的生成逻辑,即行为判断价值化、行为结构逐利化和行为结果纵容化,分析其危害机理,即陷入基层治理主观价值窠臼、衍生多元主体利益分化偏离、置换行为结构的目标策略、背离行为结果的宗旨使命,为思考官员避责行为提供了基本遵循和依据,同时,在重塑行为心理机制、健全行为运作机制、强化行为沟通机制、筑牢行为保障机制上着力而妥善应对和治理基层官员避责问题,为新时代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一定的理论思考与实践价值。     

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方法论和当代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应当在客观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理论发展内在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转换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和脱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价值立场,是客观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前提和基础。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哲学和社会运动的关系是我们客观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思逻辑的关键,强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对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最新要求。群众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值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日益关注和重视。总结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全面分析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特征表现,将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划分为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以及基层社会多元融合4种模式,并分述每种模式的内涵、意义和作用。针对当前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完善、路径渠道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视角,提出通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实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