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的童话剧创作

论郭沫若的童话剧创作冯乐堂１９２２年，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以其世界性、现代性的眼光，提出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和影响下，出现了叶绍钧的童话，王统照的儿童小说，冰心的儿童散文，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繁荣局面。而...     

郭沫若：建国后儿童文学的护航人——以“十七年”期间《人民日报》为参照

《人民日报》作为建国后最具权威的机关报，集中性地传达中国政府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作为文化界领袖的郭沫若却在此时期此报刊上频繁强化“儿童文学”，这一现象的背后所隐藏的不仅仅是郭沫若借重《人民日报》所具有的官方舆论媒介价值来履行自我职责，更潜藏着郭沫若充分尊重儿童这一群体，并通过提倡“儿童本位”的文学创作观念警示文艺工作者要随时注意内在修养，进而试图借力使力地通过《人民日报》向高层权威传递他本人对当下体制和世风的理性反思和敏锐警觉。由此，透过儿童文学护航人这一角色，郭沫若被学界定位成“侍臣文学领头人”的论断将有待商榷。     

郭沫若自我小说的情感世界

郭沫若是伟大的诗人,优秀的剧作家,与其诗歌、历史剧相比,他的小说并不那么突出,正因如此,几十年前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中曾这样发问:“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郭沫若)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郭沫若的小说、特别是前期的小说,确实没有注意描绘“时代缩图”,但他的小说也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其价值在于真实地袒露情感世界。郭沫若受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葛西善藏等日本私小说作家的影响,从1919年至1926年创作了《漂流三部曲》、《行路难》、《落叶》、《残春》、《月蚀》、《圣者》等二十     

一位中国儿童文学倡导者的艺术探索——论茅盾对儿童文学的贡献

茅盾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有着不可磨灭的开山丰功。他倡导儿童文学的不朽业绩,业已受到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们的重视,而且,这种重视会越来越充分。茅盾以自己对中国儿童文学独特的开创性贡献,使他的名字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中无愧地与鲁迅、郭沫若、叶圣陶、郑振铎这些大师排列在一起。他的独特贡献,不在于他为后来的少年儿童留下了多少迷人的名篇佳作,而在于他1917——1981年间半个多世纪里一以贯之地关心、注重儿童文学,为之倾注心血,並借助于外国儿童文学的艺术经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艺术作了许多区别     

《棠棣之花》的创作过程与郭沫若思想和艺术的发展道路

综观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每一部作品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都与郭沫若自身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道路紧密联系着。这些作品,为我们从事郭沫若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棠棣之花》在郭沫若的全部作品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作者说:“本来这《棠棣之花》的完成,由民国九年到现在,是绵亘了二十二年的岁月。中间经过了好些次的删改。……这些资料如收得齐全,我倒很想把它们汇集起来,以表示一个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苦心的痕迹。但这工作,恐怕比重新创作一种剧本还要艰难吧。”摆在我们面前的诗剧《棠棣之花》、二幕历史剧《聂》和五幕六场历史剧《棠棣之     

试论郭沫若的散文特色

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与历史剧尤为突出。诗歌《女神》开拓了一代诗风,历史剧《屈原》开拓了“古为今用”的先河。故研究郭沫若的诗歌与历史剧者甚多,而研究其散文者较少。其实,郭沫若的散文也闪烁着灿烂的光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郭沫若的散文数量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体式之多样,人所难及。仅自传体散文就出了二十二种单行本。他的散文,既有叙事为主,真实性很强的传记文学;又有议论为主,发表感想的杂文;还有以抒情为主,浮想联翩的小品。如果将其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叙事性散文,以他的传记文学为主。《脱离蒋介石以后》、《北伐途次》、《南昌之一夜》等。二是抒情散文。《峨眉山下》、《月蚀》、《路畔的蔷薇》等六章小品。三是文艺论文与杂文随笔等。     

郭沫若战国史剧创作的文化根寻

郭沫若的战国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的反秦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观察视角的局限被搁浅了。本文试图从作品蕴涵的楚文化因素入手,打开郭沫若史剧创作的一个深层奥秘,这样,反秦问题之意义也就了然分明了。一楚文化是崇尚自然的,这与南楚故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绕”(《汉书·地理志》)的地理环境     

中国古代儿童文学探赜

一 寻找共识 我国的儿童文学究竟发韧于何时?有哪些遗产与传统?由于国内对此缺乏应有的系统研究,使之成了一个素有分歧的问题,要而言之,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外国“移植说”。此说认为中国的儿童文学是从外国“移植”的,发端于本世纪初。如钱小伯在1936年写的《中国的儿童文学向哪里走》一文中说:“在我们中国,大家公认为儿童文学这件东西是起源于三十年前对于西洋儿童读物的翻译,如《无猫国》、《大拇指》等等。”持此观点的人     

《儿童文学概论》的整体视阈

继《重绘中国儿童文学地图》《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与《儿童文学的多维思考》等重要论著出版,谭旭东又出版了新著《儿童文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这部新著被列入"新编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又一次展示了谭旭东的理论创新力。这部著作将儿童文学基础理论、中外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名作导读放置在一起整合,在儿童文学的整体视阈下进行通盘考察。全书理论、历史、作品阅读相结合,条理清晰,通俗易懂,可     

一本有鲜明特色的儿童文学史论著作——简评蒋风教授的《儿童文学史论》

著名儿童文学史家蒋风教授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研究、教学五十余年，先后出版了《中国儿童文学讲话》、《儿童文学概论》等论著，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等，累计出版著作三十余种。最近，他又出版了《儿童文学史论》(希望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这是作者从事中外儿童文学史     

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在抗战时期连续写出了六部著名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和《孔雀胆》。这些剧作不仅反映了风雷激荡的时代精神,而且表达了作者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郭沫若的史剧深受毛泽东同志的称赞。毛泽东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的史     

关于《郭沫若创作得失论》的对话

关于《郭沫若创作得失论》的对话刘元树问：在一些人对郭沫若这位曾经煊赫一时的人物不以为然的时候，你为什么还以郭沫若为研究对象，继《沫若诗词选读》、《郭沫若散文的艺术美》之后，又出版了这本《郭沫若创作得失论》（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答：郭沫若是...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客家传统文化关系——以《女神》等为分析重点

对于郭沫若文学创作思想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郭沫若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和价值取向如果得不到充分的分析与定位,很多具体的学术问题就很难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女神》为“五四”郭沫若的代表新诗,当人们在解读这部典型之作时,似乎忽视或遗忘了其创作思想的另一源泉—客家传统文化.只有对郭沫若文学思想之源进行全面的审视,深入剖析其与客家传统文化之渊源,才能对《女神》思想具备切实而开阔的理解.     

关于郭沫若“万事请从隗始耳”一诗的出处问题

“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这是郭洙若的一首七绝,原附于《抵制日货之究竟》一文的末尾。《抵》文发表于1919年10月出版的《黑潮》第1卷第2期。《郭淋若著作选读》和两种《郭沫若年谱》都说这首无题诗原附于《同文同种辨》的末尾,那是搞错了。发表《抵》文的那一期《黑潮》上还确署名郭开贞(即郭沫若)的论文《同文同种辨》和署名开贞(也是郭沫若)的新诗《风》。《抵制日货之究竟》署名夏社。夏社原是五四运动后,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几位留日学生成立的一个革命团体。郭沫若曾这样回忆道, 在那年(笔者按:1919))的六月,福冈的同学,有几位集合了起来组织过一个小团体,名叫夏社。这夏社是我所提议的名字,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结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会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学家里。我们的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学生的时代》单行本第55—56页) 《抵》文的署名即由此而来。笔者曾查阅过《黑潮》的《抵》文,其中有五四运动前几年多种     

《文学》月刊的“儿童文学特辑”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兴盛的时代,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作家都参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文学》月刊作为30年代的一个著名文学刊物,对儿童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文学》月刊的"儿童文学特辑"体现了30年代儿童文学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郭沫若诗剧的写意手法和情绪结构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是从诗剧开始的。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他一共写了八个诗剧,即《黎明》、《月光》、《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湘累》、《广寒宫》、《孤竹君之二子》。其中《凤凰涅槃》等六个诗剧分别收入诗集《女神》和《星空》。可以说诗剧创作既是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的滥觞,又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他的诗歌创作经历中,有一个“向戏剧的发展”阶段。所谓向“戏剧的发展”就是指诗剧的创作。他说:“我     

酝酿经典：从《魔法学校》看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儿童文学中儿童本体的回归

从叶圣陶创作于二十年代初的童话《稻草人》和稍晚问世的冰心散文《寄小读者》，到建国后张天翼的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徐光耀的小说《小兵张嘎》和孙幼军的童话《小布头奇遇记》等等儿童文学的优秀作品大量涌现。郑渊洁的儿童文学杂志《童话大王》从1985年诞生以来其总印数已逾亿册之巨且连续刊载24年之久。事实表明，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儿童文学的发展呈上升繁荣趋势。因此，我们自然就有了如下两个问题。     

郭沫若初登诗坛的“伯乐”是谁?

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者郭沫若,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而登上诗坛的。但是,谁是郭沫荇初登诗坛的“伯乐”?也即是说,谁是当时《学灯》的编辑?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说法。倪墨炎同志代表了一种较通行的说法。他在《郭沫若怎样登上诗坛》一文(见1982年11月16日《新明晚报》)中说,郭沫若因为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送曾琦往巴黎》这首真真正正的白话诗,而唤起了自己也去写白话诗的胆量,就把自己的诗作寄给报社,不久也在《学灯》上发表了。倪文的结论是:“引发郭沫若写新诗的是康白情,但郭沫若的‘伯乐’却是《学灯》的编者宗白华”;其根据是郭沫若本人的创作回忆:《我的作     

论郭沫若的歌德作品翻译

郭沫若对歌德的批评有多次的变化,考察郭沫若笔下歌德的四重形象,对歌德和郭沫若的认知是大有裨益的。郭沫若翻译了歌德的24首诗歌及诗片段,这些译诗成功的极少,但是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至今犹为一些读者喜爱。这部作品的翻译,表现出郭沫若独特的翻译风格,也是现代白话的翻译经典。     

李劼人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简

在李劼人批评中,一九三七年《中国文艺》第一卷2期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具有长远的影响,郭沫若并不明确地说出李劼人与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文艺论争话题,包含太多时代的潜话语。以下将对照李劼人的文学批评《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考察李劼人小说批评存在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