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文化传播史,一部媒介发展史和变迁史。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文化传播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叠加的过程。文化传播的发展离不开媒介文化的发展。本文从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的关系、当代文化的媒介化及媒介文化化等三方面入手,弄清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的关系,以便更好地促进当今媒介文化产业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法文化嬗变及其近代转型——媒介变迁视角考证分析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嬗变及近代转型均离不开媒介的变迁。口语文化、文字文化以及印刷媒介的变迁史,引导了中国古代法律文本载体的发展史,促进了法律的规制效率及法文化的空间传播。在媒介变迁视角下分析法文化的嬗变,其分期可以概括为：口语文化引导下的“礼乐政刑”发轫时期、文字文化引导下的周秦转型时期、口语和文字文化相结合的法文化渐进时期、手抄法律文本转为印刷法律文本的法文化传播发展时期、媒介技术变革影响下的近代法律转型时期。正是透过文字载体形式以及媒介技术的变迁,促进了口语文化秩序向文字文化秩序的转变以及法律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秩序转变。     

编辑学学科体系已臻成熟——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之编辑学研究

60年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出版学学科,在研究传统的出版、现代的影视和更新的数字化网络媒介等多种产业实践的基础上,得到了空前发展.从1949年广州出版的第一本<编辑学>到2009年春北京出版的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与读者见面,标志着我国编辑出版学学科"三十而立、六十而成",最终形成自身独立的学科体系.编辑学在学术研究中,不断追求理论创新,与出版学在产业实践中逐渐形成一个共轭相生、耦舍互动、"内圣外王"的学科链,其学科体系的生态趋势为:大编辑创构大媒介--大媒介传播大文化--大文化推动整个出版、影视与知识信息产业的大改革、大发展、大繁荣.     

近代媒介与文化转型

近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 ,经历了传教士——维新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过程。大众传播媒介的大众化、世俗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 ,使得文化传播从特权阶层解放出来 ,出现了民间化的特点。文本创造者身份的普泛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文化接受的大众化 ,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晚清民初的教育改革、新式学堂的崛起、域外科学和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传播 ,造就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 ,客观上构成了对旧的政治体制和封建文化的强大的批判力量和破坏性因素。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 ,白话媒介空前活跃 ,反映了大众化、平民化、社会化的价值取向 ,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精英文化的传统 ,导引和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教会学校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国家地位在教育上的反映,同时在客观上成为西学东渐的桥梁和媒介,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的促进因素.它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因子,将西方先进的办学模式带到中国,从课程、方法、规章制度到教材的编写,对中国教育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中国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女子教育的发展,传播西学和西艺,培养具有科学知识和新思想的人才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传播”即“政治”——“政治传播”视角下的中国传播史研究框架

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大众传播史的梳理和研究,认为"传播即政治"的命题在中国大众传播史的视阈下显著呈现。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生态始终融合在政治生态中,各个时期的政治结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底层结构,其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一种反映。中国大众传播史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诠释着"民主""专制""新知""启蒙""解放""革命"等政治核心话语。具体表现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和演进是在"民主"和"专制"两种框架的碰撞下演绎叠进的;在社会制度交割的关键时期大众传播媒介总是扮演着"新知""启蒙"与"解放"的工具之角色;其在历史发展的多数时期作为"阶级斗争"工具而存在;目前正在经历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媒介革命"。     

后现代语境下的传媒研究--论戴维·莫利媒介理论对中国媒介与文化研究的启发

戴维·莫利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了伯明翰学派的学术传统,坚持跨学科的理论路径,强调将媒介研究置于社会和物质的背景下,从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等多学科视角来审视传播和文化;在全球化媒介构建的后现代语境下,他尝试运用人种志方法研究当代文化中媒介消费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同时发生的动态过程,探讨有关跨文化传播与民族认同等问题。莫利的媒介理论对中国媒介与文化研究开辟新的视角与思路具有重要的启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所处的媒介时代与社会语境,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媒介现象与传媒发展等问题提供可借鉴的阐释框架与方法论,对我国媒介理论研究与传媒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民间游戏的传播困境及创新策略——基于媒介环境视角

从纸质媒介的式微到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的兴起,社会主导媒介的表达形式开始从文字符号向图像符号转变,形成了媒介环境的图像化趋势。从中国传统民间游戏的传播现状来看,其创造性转化与活态化传承有融入现代文化传播体系的必要性,也有融入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可能性。未来中国传统民间游戏想要突破现有传播困境,则要坚持以图像符号传播为核心、以数字媒介传播为主导、以大众文化传播为导向;通过传统民间游戏资源的资本化、产品化,打造文化产业链,最终实现中国传统民间游戏的活态化传承与创新性发展。     

孙中山《实业计划》对印刷工业的论述及其影响——以民国时期印刷杂志对“总理遗教”的阐释为中心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将印刷工业列入民生计划.印刷出版界专家通过对“总理遗教”的阐释,反复强调印刷工业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反思中国近代印刷工业落后于欧美的原因,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从媒介发展史的角度回顾孙中山对印刷工业的论述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对中国现代印刷文化研究有借鉴价值,对当今的媒介产业发展也有启示意义.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及其影响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作为西方殖民者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辅助手段,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具有两重性。客观上,对介绍西方近代文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从这一方面来说,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又是传播西方科学文化,酝酿和促进近代中国新闻、出版、教育等项事业以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和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不自觉的工具的历史作用。     

从本体论到价值论：“互联网+”背景下 炎帝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炎帝文化研究经过一段时间拓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瓶颈期,需要从本体论阶段进入价值论阶段,文化传播已成为炎帝文化价值研究的核心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炎帝文化传播经历了纸媒传播、影视媒介传播、文化产业实践跨界传播三个历史时段。步入互联网时代后,全新媒介环境对炎帝文化传播框架、话语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社交化传播、短视频化传播、产业电商化、APP化传播等,成为新时代炎帝文化传播可以延伸的策略或方式。     

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

新媒体时代以来,社会传播现实的变化带动了传播学界的观念变化,促使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研究不断向“新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变。新媒体技术诞生的初期,乐观的技术决定论经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当新媒体技术扩散和采纳的比例逐渐提高,学者们又总是适时地转向社会塑造论,探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何以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产生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社会塑造的进程。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实践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独特而具有影响力的传播现象,吸引了大批华人传播学者的关注,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属于个案研究,或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情境,未能阐明基于中国新媒体环境的新传播机制究竟如何作用。为此,应将诠释研究范式带来的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更好地融入新媒体研究中,借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深描”新媒体事件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所建构的特殊意义。     

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2019年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综述

为回顾和概述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传媒业的发展态势、技术的革新应用、舆论生态的多元复杂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在全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技术革新的演变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复杂语境,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学科理论建设、媒体融合、新媒体技术、人才教育等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呈现出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的成果和经验,需要以正确的思想为导向,采用多元视角,改进研究方法,开拓国际视野,也是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趋向;技术变革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方式和格局,受众的地位不断被强化,与传统媒体组织共同参与新闻生产,以“用户”为中心,提升新闻生产的内容质量成为新闻生产重塑和传媒业转型的路径选择;媒体融合进入纵深发展阶段,以理念更新为前提,加强顶层设计方案,构筑传统与新兴媒体协调互通的全媒体矩阵,实现多元要素的融合;舆论变化呈现新的特征,网络成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舆论场域愈加复杂多元,着力打造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创新舆论引导方式;短视频发展成为中国传媒产业新的增长点,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参与短视频生产的主体更多元化,短视频新闻成为舆论引导和现代公共传播的重要形式;国家加强对版权的保护和制度建设,但数字版权问题不断涌现,表现为立法、制度、技术和观念等方面的不成熟,利用区块链等技术解决网络版权冲突成为新的路径;技术逻辑主导下,需建构数字新闻伦理体系,应对新闻伦理风险,通过提升新闻质量,挖掘技术的深层次内涵,发挥新闻规范和社会价值的导向作用;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要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和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养全媒型人才,聚焦中国问题,打造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新闻价值评判标准的若干思考

新闻价值的评判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 ,在传播学发展历程中 ,价值评判的标准不断地嬗变。从自由报刊主义理论到社会责任论 ,从客观主义理论到新新闻主义 ,在媒体、社会、个人之间的权衡中 ,媒体评价新闻的标准也不断改变 ,从主体属性的评价到客体属性的评价 ,对于新闻价值评判标准的探索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文章认为新闻价值的产生 ,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因素。而新闻价值在新闻人具体的运用中 ,更多的应取决于媒体自身的特点、事件本身等因素     

微时代媒介社会角色的动态变迁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媒介社会角色的嬗变是一个历史过程,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文化环境和行业状况等因素相关。近年来中国媒体行业发展迅猛,微传播风头日盛,新旧媒体交融成为常态,媒介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角色与以往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媒介社会角色经历从传播工具到社会公器再到倾向于娱乐施教的动态变迁,折射出微时代新闻社会功能的变化,消费文化盛行、媒介技术驱动、行业发展演变等因素是构成其变迁的主因。微时代守望公众利益、践行职业逻辑、多重角色交融共存既是媒介创新发展的需要,也是每个媒介机构应该坚守的角色伦理。     

新媒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取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选择与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接受、发展、创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吸收新营养、新见解和扬弃旧事物、旧思想的辩证否定过程,也是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过程。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信息空间的拓展,新媒体的能量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并将更为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格局、经济模式乃至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渠道。新媒体技术下传播功能的彰显、传播机制的优化以及传播模式的创新,赋予了新媒体实践下马克思主义传播新的取向选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借助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通过现代新媒体技术下传播的模式的建构,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传播和普及。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学科发展与技术驱动:2020年新闻传播学科综述

为分析新闻传播学科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与传媒行业的发展态势,推动新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的转型突破与提质升级,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界理论研究与业界发展动态相联系,梳理总结了2020年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脉络与学术成果。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时代的浪潮中追求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向着系统性、创新性、时代性不断迈进;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新闻媒体对内履行基本职责,对外引导舆论宣传,为打赢抗疫战争作出积极贡献;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传感器等技术被应用于媒介领域,建构了数字化场景,推动智能化传播,媒介技术正在重塑人类社会; 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关键词,推动中国媒体融合迈入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深层相融,传统媒体面临的转型任务是与新的技术、政策、产业、文化变迁背景密切结合的改革实践; 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公众对视频的消费需求和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移动视频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短视频和网络直播持续占据着互联网新媒体发展图景中的热点与高位; 新闻传播领域的伦理问题必须明确“人”才是伦理的责任主体,要对人的全面发展负责,对社会健康有序运行负责; 新闻传播教育应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立足国内、面向全球,在融媒体时代有特色、有亮点地培养国家战略型人才,通过众多学界学者、业界专家总结思想内涵、探求发展路径,助力新时代新闻传播事业的时代变革与良性发展。     

微信营销与网络行为文化研究*

微信是一种即时的多功能通讯工具,也是一种在移动互联网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社会化媒介,更是一种网络营销 手段,其传播学方面的正面意义与社会价值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在对网民的行为文化影响方面,微信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文章将从传播形态、营销方式等方面,就“微时代”网络行为文化进行探究。     

微时代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研究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升级和以智能手机为典型代表的移动终端快速发展,微传播推动中国社会进入了尚简崇微的微时代。在微时代背景下,微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拓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前提和可靠的物质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则为微媒体技术发展和社会实践提供正确的价值指引和强大的精神支撑。研究表明,微时代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现实发展的客观需要; 微时代可从秉持世界眼光、重视人的发展、关注技术变化3个维度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秉持世界眼光,就是要用开放的眼光、宽阔的视野,从更开阔的领域看问题,善于消化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快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价值,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的; 关注现代技术的变化,就是要对现代技术的发展变化保持高度关切,将马克思主义与微时代快速发展的微媒体技术相结合,利用微传播的优势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