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府组织与全球治理

冷战结束以后 ,随着全球化的兴起 ,环境、人口、恐怖主义、毒品交易、疾病传播等原本属于“低级政治”领域的内容 ,日渐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治理在这些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借助国际政府组织等在全球范围进行超越国界的全球治理就成为必然。但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国际组织在克服民主赤字 ,加强与其他行为体的合作 ,同时 ,还要谨防一些大国借助全球治理理论 ,侵犯别国主权 ,干涉别国内政     

河北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构建

建党百年,加快红色革命文化传播,有助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根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推动河北红色革命文化得到切实有效传播,必须加快构建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从传播主体维度看,政府、学校、社会组织要相互配合、协同创新;从传播内容维度看,要系统整合红色革命文化资源,深入挖掘红色革命文化精神,理直气壮讲好红色革命故事;从传播路径方法看,要实现学校教育、理论宣讲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从传播载体维度看,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融合;从传播方式维度看,要推动红色革命文化公益化宣传与产业化传播协调发展,致力形成受众广泛、立体化的红色革命文化传播格局,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社会治理视角下网络社会秩序生成机制探究

秩序是人类延续、社会进化的基础。伴随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社会秩序的供给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为探究网络社会秩序生成机制,论文首先阐明了社会秩序生成的传统分歧,指出以主体多元、协调互动为理念的治理理论成为研究社会秩序生成的新范式,治理与网络社会运行十分契合,从历时态看网络社会秩序的生成经历了一个从网民内生自治秩序、业界技术规范秩序到政府管制秩序的分层演化过程,就共时态而言这几种秩序同时并存、彼此耦合,共同构成了网络整体秩序;基于这一分析框架,论文深入分析了网络社会秩序生成的自组织机制、演化机制、管制机制和治理均衡机制,提出网络社会秩序的生成在于网民内部共识的达成、业界经济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发挥、基于国情的自治与管制之间政府定位的恰如其分选择,以及多元治理主体间按照协商民主原则展开的持续耦合互动;论文最后提出网络社会是由网民、互联网企业、政府等行为主体耦合成的复杂大系统,协同治理是复杂系统管理集成方法,网络社会的协同治理策略就是建构起主体多元,手段多样,机制自律、他律和互律相耦合的系统管理体系。     

深化我国政府管制改革问题初探

我国现有的政府管制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已很不适应.良好的政府管制必须坚持公共利益、独立、开放、有效、法治、简明等标准.我国目前的政府管制从内容和定位上看,管制内容过多、过滥与"越位、错位、缺位"并存;从管制的过程看,我国的管制无论从规则的制定还是执行上,既不透明也缺乏民主,更谈不上科学和规范;从管制的效果看,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存在较严重的"失灵".构建我国新型的政府管制体制必须从完善管制法规和制度、放松管制、强化监督、培育和完善市场主体等方面深化改革.     

政治冲突的治理范式及其边界

政治冲突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能否对其做出合理控制和治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及政治文明的发展。随着社会和政治现代性运动的不断推进,政治冲突的治理理念也应作出相应转变。治理范式上要:由排斥性斗争向包容性整合转向、由单一性手段向多样性方式转向、由实体性管制向程序性调控转向;治理边界上要:把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做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阈下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治理及其评估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以新的国家价值理念为指导,在国家的行政、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改革与重构,在政治领域确立了以总统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高效而富有活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在经济领域里倡导分步骤的、有计划的私有化改革;在社会领域重视包括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大众传媒,政党、民族宗教团体等组织的规范与培育。当前,从国际评估机构的各项指标看,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指数都取得持续的进步。实践表明：虽然制度设计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内容,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中还须关注自身国情、民族性及其所处时代的特点。     

民族院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独特性——基于传播学视角的分析

从传播学的视角看,民族院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呈现出六个方面的独特性:即少数民族传播者拥有接近性特质;民族大家庭的缩影的特殊传播环境;传播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五观"、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为侧重点,显得与众不同;传播渠道中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史"等课程独具特色;少数民族大学生受众既具备有助于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果的心理因素,又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消极影响;传播效果评价以塑造"四个认同",赢得政治支持和政治忠诚,为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作为核心指标,自成体系。     

我国环境审计基本问题的研究

考虑到环境审计的本质 ,环境审计的内容应包括审查环保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及执行情况、环保规划和环保资金、环境报告和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等 ;从实际工作需要看 ,应强调三个实施主体的工作重点、科学界定其职责范围 ;从审计目标看 ,应侧重合规性、资金使用的三性、企事业单位环境控制和治理情况等的审计。开展环境审计的前提条件包括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加快环境审计立法、建立环境审计机构并提高审计人员素质等七个方面     

网络时代的治理现代化:技术、管制与民主

网络社会管理与治理现代化主题同时出现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治理目标之中。网络社会是中国自由民主秩序进程的重要技术前提,但同样遭遇了实体社会的管制主义困境。随着中国互联网公共化与政治化的深度发展,官方与民间在该技术平台上的治理博弈将更加频繁和深刻,议题也将超出互联网本身而直接勾连实体社会。在自上而下的层面,一种寄托于传统治理逻辑的网络管制主义正在强势介入互联网秩序建构,典型表现是以"网言入罪"为代表的刑事严打策略和以"新浪删帖"为代表的管制外包策略。在自下而上的层面,地方治理主体和民间社会在公共行政改革与公民参政实践中逐渐呈现出一种适度开放的网络参与主义,形成中国公共治理改革的有益增量。未来的网络时代治理现代化将是技术日益发达背景下的管制与民主的复杂博弈与互动,有可能通过互联网治理创新反馈调节实体领域的治理过程,但也会继续受到实体治理逻辑的刚性限定。     

政治社会转型视域下的民族问题治理现代化研究

中国的政治社会转型引发了诸多社会结构要素的变化,这些现实要素不仅是治理体系得以建立、运行和治理能力得以发挥、起效的内在构成与外在条件,更成为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来源和方向指引。本文基于中国民族政治社会转型,提出了推进民族问题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该思路一方面强调以权力分配的弥散化、组织发育的成熟化、制度建设的完善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文化的普及化为内容的治理内生性要素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关注到各种外部环境因素(舆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和道德环境)、结构因素(政治信任与社会信任、民族社会心态与民族关系模式)和制约因素(二元政治结构、国际性因素渗入等)对民族问题治理现代化的影响。     

影响国际政治演进的社会因素——全球公民社会的视角

全球化的发展为国际政治的演进注入了许多新变量,其中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具有深远意义,它反映了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社会中日益上升的作用。全球公民社会是在新的条件下对国内公民社会的超越和发展,其行动者积极参与国际公共事务,已成为除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外的一支新生力量。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将对国际政治的运行构成某种制约,影响国际社会中的价值分配。尽管全球公民社会还很不成熟,但它在完善现有的全球治理结构方面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需要积极处理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网络公共外交:基于两种研究视角的分析

网络公共外交作为信息时代公共外交的新形式,其出现与发展既有以互联网为里程碑的传播技术的推动作用,也离不开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支持。网络公共外交使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从"理论"走向"现实",促成了由政府权威"独白"到对话与合作这种沟通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网络及网络管理成为影响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而网络公共外交也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网络公共外交对于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具有重要作用。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认知共同体”及其限度研究

全球环境治理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领域,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从国际合作的实践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带来了挑战。而Peter M Haas所发展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理解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认知共同体”理论认为对特定环境议题持有共同理念的跨国科学家联盟有助于帮助决策者进行议题界定、厘清国家利益以及提供政策选择,从而有效地促进国际环境合作。     

对当前欧盟研究的几点思考

欧美学术界研究欧盟的角度已逐渐从宏观层面的一体化研究转向中观、乃至微观层面关于欧盟日常运作的研究，研究范式也从单一的国际关系方法走向跨学科综合研究。欧盟已成为国际政治中具有准联邦性质的、多层次治理结构下的一个政治实体。它是一种远远超出国际组织，但又不完全符合联邦国家模式的新型政治体制。欧盟一体化过程中的国家主权与超国家主义之间的斗争在外交与安全政策这一涉及国家核心主权的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当前，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还处于较低发展阶段，但成员国外交政策的“欧盟化”趋势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内容上，无论在垂直层面还是在水平层面都有迹可寻。     

体育强国视域下体育治理的问题与出路

体育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的时代进程。近年来,国家层面相继提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如何通过有效的体育治理来实现体育强国战略,是推动我国体育事业改革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体育治理目标定位与现实社会环境之间还存在偏差,体育治理组织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体育政策的执行,同时体育治理利益多元博弈对体育治理方式提出挑战。体育治理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需求为根本导向,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等层面进行深度改革,助力体育强国的实现。     

京都议定书提供的“选择性激励”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全球变暖趋势是整个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重要环境问题。由于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过程中需要支付巨额经济成本,且全球大气资源具有典型的国际公共物品特征,因此为了克服各国“搭便车”的倾向,国际社会需要制定新制度以促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保障国际公共利益。文章从国家行为体理性、自利的角度出发,借用了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理论框架,以2005年2月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作为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提出为解决全球公共问题而设计的国际制度,吸引行为体加入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有选择地为不同类型的成员提供单独的激励因素,而不仅仅是国际公共福利本身。     

国际秩序转型视域下中国的角色转换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秩序转型中的角色定位引人关注。随着持续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对外态度更加开放积极,中国的角色身份正从国际秩序的边缘型参与者向引导型管理者转换。履行新的角色责任,中国应以构建多中心合作治理秩序为目标,树立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包容共生理念,编织多层次合作伙伴网络,共同重塑全球治理结构的平衡性,增强全球治理规范的合理性,提高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丰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努力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正义的实现。不过,中国的新角色能否获得国际合法性认同,仍然受到诸多内外变量的限制。     

独树一帜的欧洲一体化理论--评米尔沃德的"民族国家选择论"

英国学者艾伦·米尔沃德提出,欧洲一体化源于战后西欧民族国家拯救自己的内在需要,是它们在一体化和相互依存两种国际框架之间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这种“民族国家选择论”阐释了欧洲一体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维护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地位,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其单因性阐释也存在不足。     

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的效用

本文从无政府状态两种含义切入 ,分析在缺乏中央政府而导致强制力匮乏、国家迫于生存仅关注自身实力和相对获益情况下 ,国际制度何以仍能得到遵守。国际体系并不缺少秩序 ,国际制度通过从意识形态上使秩序合法化、规范行为主体行为、促进行为主体间合作、提供解决争端程序来塑造和维持国际秩序     

社會合作主義與澳門治理模式的選擇

受益於深厚的理論傳統與顯著的治理績效,合作主義治理價值在戰後得到重新發现,並成為諸多國家(地區)社會治理的共同選择。回歸以來的澳門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變革期,在現實需求與基礎條件等方面,均存在借鑒社會合作主義治理模式的現實可能性。因此,特區政府應當不失時機地在《澳門基本法》及其基本政治原則基礎上,充分發掘澳門潛在的制度資源及其精神價值,綜合運用法律、經濟、行政等多種手段,從組織、資源、人員等不同方面引導與調節現有社團結構,創設不同層次的組織载體與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體系,按照理性設計原則分步驟地推進社會合作主義治理模式在澳門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