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道"到"人道"--评《道德理性与社会控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学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一直在社会各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儒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其思想学说,但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即重建与规范一种社会政治等级秩序,重构儒家一以贯之的一种"修、齐、治、平"的政治价值理念,重塑一种以"天"道"理"为最高本体的、形而上学化了的政治伦理的宇宙观与哲学观;并通过人类世世相继的文化精神的超验性传承,将这种政治秩序、价值理念、政治伦理与哲学观念代代持续下去.他们试图重构以纲常伦理为超验形而上本体("天"道"理"),同时又以这种天赋合法的超验道德理性来指导人伦日用、进行封建社会有效控制与整合的尝试.     

“中和位育”与现代公民社会

如何看待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当代儒学重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既需要我们对儒家伦理的"前现代性"有充足认识,更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看待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在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过程中作为一项思想资源的意义.公民社会的这种伦理要求与传统儒家伦理在诸多方面是相颉颃的.因为我们无论怎样拔高传统儒家伦理的"精神价值",无论怎样强调它的超越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儒家伦理是产生于"前现代"的伦理观念,其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宗法血缘型社会,这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公民社会是有天壤之别的.     

孝结构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以《大学》《中庸》为中心的文化阐释

孝具有文化、伦理、教育、政治等多重内涵,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结构.其基本意义在于孝顺父母尊敬亲长,这构成以孝为本的理法规范要求.对父母"孝"的情感的扩充和延展,形成儒家传统中的祭祀祖先的"家一国"集体无意识形式.在中国文化中,孝文化是儒家仁爱伦理的底线;孝伦理是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规范;孝心理是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孝政治是君子齐家治国的基本前提.反思现代文化的西式建构模式,我们应对中国"孝文化"结构的发生、发展与中国先秦社会家庭组织的类型结构、地位形态加以认真审理,重建现代人类社会的精神支撑,才能对孝文化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意义有正确的诠释.     

儒家孝文化的人伦扩展——以《大学》、《中庸》为中心的文化阐释

孝具有文化、伦理、教育、政治等多重内涵,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结构.其基本意义在于孝顺父母尊敬亲长,这构成以孝为本的理法规范要求.对父母"孝"的情感的扩充和延展,形成儒家传统中的祭祀祖先的"家一国"集体无意识形式.在中国文化中,孝文化是儒家仁爱伦理的底线,孝伦理是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规范,孝心理是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孝政治是君子齐家治国的基本前提.反思现代文化的西式建构模式,我们应对中国孝文化结构的发生、发展与中国先秦社会家庭组织的类型结构、地位形态加以认真审理,重建现代人类社会的精神支撑.才能对孝文化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意义有正确的诠释.     

从"义夫"看明代夫妇情感伦理关系的新转向

在明代的五伦关系中,正在逐渐演变为以夫妻一伦为重;而在夫妻一伦中,夫妻关系正在被夫妾关系所取代.这是一种新型的夫妻情感伦理关系,是儒家伦理文化氛围中的明清家庭伦理关系的新变化.文章通过对传统儒家伦理中的"义"、"义夫"进行适当的辨析以及对明代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男女哀情故事的举例,借此说明在传统的礼制下,夫妻之间是一种"终身相倚"的关系.这种终身相倚,仅仅是妻子对丈夫的依赖,并非丈夫对妻子必须忠诚.明代大量出现的义夫以及传统士人对义夫现象的宣扬与鼓吹,不仅仅是对原始儒家伦理观念的一种复兴,而且是情感逐渐取代伦理的新反映,是基于新的社会土壤之上伦理关系的新动向.     

孔子伦理思想的体系与结构

认识孔子思想,必须从认识其伦理思想开始,因为伦理思想是孔子创立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石.孔子伦理思想源于远古氏族血缘宗亲观念,并从西周礼制和宗法观念中全面继承了三代的伦理遗产.孔子创立儒家伦理思想的目的是为其恢复三代政治理想和"克己复礼"服务的,也是为了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治理乱世的伦理约束机制.因之,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精神实质是"亲亲而尊尊","敬上而尊长".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孝"悌"忠"信";其伦理思想的基本关系框架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孔子伦理思想的价值体系是从"亲亲"的目的出发,注重血缘关系和宗法礼制的传统原则,从维护"尊尊"的目的出发,强调了血缘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合而为一;孔子伦理思想的价值判断准则是不重形式而重本质,强调"亲亲尊尊"的精神高于一切,并且认为"百行孝为先".     

天伦和人伦共生伦理永恒——秦汉传统中基于发生角度的伦理分类

天伦、人伦之分最晚始于秦汉,两者在彼此对应中时被混用。从发生角度而言,天伦是天生的伦理,人伦是人为的伦理。天伦、人伦同气分形,共生中国人的伦理永恒、伦理信仰：天伦同气,因血缘而在代代传承中贯通有限生命,内生诚信,分形人伦;人伦基于诚信,为各自目的,从血缘和天伦向外全方位分形为姻缘、情缘、地缘、业缘、神缘、网缘等,使夫妻、朋友及各种职业伦理、社会伦理视需要和可能而及时结合或解散。伦理永恒是中国人的永恒,内化为伦理信仰,与有关因素共生,永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迥异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的命运与其宗教信仰的关系。敦睦伦理,消除伦理危机,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文明生生不息,社会各界责任重大,国家的伦理责任更为重大。     

张栻“异端”观研究

张栻以性为本体,以儒家人伦道德及其政治治理的根本原则为标准来界定佛老、杨墨、词章之学、霸道之学为"异端"。对"异端"展开批判,以维护儒家正统学说,指出佛教理论虚妄不真,杨墨之学偏离仁义,词章之学、霸道政治走向功利。这反映出湖湘学派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重视经世致用,强调对儒家伦理的躬行践履。     

伦理优先的儒家社会秩序设计--从孟子的"窃负而逃"之假说谈起

本文从分析孟子的“窃负而逃”的主张入手 ,阐述了儒家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家庭人伦秩序之上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设计 ,指出儒家对这一秩序的维护是 ,对每一个具体的道德主体赋予判断“真礼”与“非礼之礼”、“真义”与“非义之义”的职责和权力 ,判断的依据是能否保证家国一体的伦理秩序设计的稳定。儒家的这一伦理秩序设计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规则至上、规则统治的法治主张     

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

从学术思想性质上将文景之治概括和指称为道家政治、黄老政治、老子政治,是自清末夏曾佑首倡以来至今流行的一个观点,但它是一个见道不见儒的有漏之见,漏掉了指导思想、政治礼乐制度和社会领域的基本事实和儒学存在,因此不能成立。由对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的实况和实义省察,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的上层政治变动中,儒家伦理观念依然通行于上下各个人之间,认证儒家伦理社会是其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地基和底子。秦帝国的历史变动及其焚书坑儒并没有颠覆社会的伦常文化结构,没有试图重新改造与铲除这个儒家社会地基,儒家社会依然价值地存在着。汉兴,吏民皆案堵如故,儒家社会继续存在。刘邦称善陆贾《新语》,奠定汉初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儒家率先成为指导思想。"无为而治"是儒道共法,是整个汉初政治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是儒道两家共同参与创造的。以"无为而治"为政治模式的文景之治是在刘邦、陆贾奠定的儒家文治思想基础上,在儒家伦理的地基上,在儒家设计的汉廷礼乐制度和以《经》博士为主体的学官教化系统中运行、实施和实现的。文景之治的政治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儒道双席位制。黄老之学的首席政治代表、关键和领袖人物窦太后的政治权威,保障着文景之治政治指导思想的贯彻落实。就此人事而言,文景之治是道儒并治。但就"无为而治"实施的《诗》《书》经艺仁义内容,就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的全面关系综合而言,则当说儒道并治。     

秦汉之际治政方略的变革与调适辨析--从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双重透视中考察

秦汉之际,统治者为化解社会矛盾,对统治思想和治政方略作出了巨大变革和调整.汉代统治者抛弃了秦严酷的施政手段,承继了秦朝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并将主张君道无为、与民休养生息的黄老思想和儒学确定为治国之本.新的施政方略既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又顺应了人性伦理的需要.治政方略调整的结果使政治与神学、政治与家族关系相契合,并在调节社会矛盾的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双重角度考察,此一变革与调适,使汉初社会正义与进步得到了较为完善的统一.但是,汉初的一切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社会矛盾,社会进步与社会政治结构的不协调在不断孕育和诱发新的矛盾,最终又导致了汉朝的分裂和灭亡.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起始时间——兼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形成的社会条件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先秦与秦汉以后君主制存在重要区别。君主专制政体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涵义:(1)君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2)君主地位至高无上;(3)君主独揽国家权力。从这个概念出发,综合考察先秦君权的实际状况、政治制度的构成要件、社会条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情况)以及行政管理的技术条件等综合因素,可以断定先秦时代不可能产生君主专制政体。因此,君主专制政体应始于秦汉     

对中美人权问题的伦理思考

中美人权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美国人权观源于自然法理论,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和个人人权,着眼于个人的政治权利。中国人权观源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和儒家伦理传统,既强调个人人权,又强调集体人权,认为人权既包含政治权利,也包含生存发展权、社会文化权等多种要素。中美双方应在了解和尊重对方伦理传统的前提下,加强人权对话与合作,求同存异,增进共识,努力化解人权冲突,发展中美关系。     

江泽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观论纲

江泽民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新概念,是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视角,从"三大规律"深层次上去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因而更具科学性、制度性、规律性、操作性和时代性。江泽民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观,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政治智慧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政治文明观。江泽民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观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党观、民主观、法制观、制度观和建设观。     

政治文明评价标准体系的构建及实施分析

政治文明是一个系统的结构性概念,政治的体系性决定了政治文明评价标准体系建构的可能性。依据从政治的历史逻辑、国别比较、外部关系及内在结构中概括出的确定政治文明评价标准的原则,勾勒出政治文明评价标准体系。此体系不仅在理论层面有所成就,而且更应该在实践中发挥它的社会功能。     

论道德治理

道德治理是一个哲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道德治理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层次性和“柔性治理”属性等基本属性,其基本目的是化解社会道德问题、构建社会伦理生态、维护社会良性秩序,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道德治理现代化主要包括道德治理体系现代化和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道德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内容体系、技术保障体系和评价监督体系等的现代化。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制度化民主化、治理机制的协同性、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圆融互动。道德治理具有限度。     

论老子重生思想的源流与道教思想的孕育

《老子》一书中的重生思想上承容成子,而下开杨朱、秦失、南郭子綦一派.据考杨朱、秦失等本是秦人.春秋战国之时中原一带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秦地相对稳定,故一些避世之士向秦地流徙.这当中也反映出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旧贵族对西周时代相对安定社会的憧憬.《汉书·地理志》中对秦地的评说,实反映了秦汉以前人的普遍看法.同见于文献记载的中原人至秦地寻求建功立业的现象比起来,为避世全生而至秦地的是一股潜流.但正是这类人的增多,养生、重生的思想在秦地滋长起来.春秋战国时的几位名医产生于秦地,也反映了这个事实.老子因周王室的种种事变使他对当时的社会失去了信心,故西入秦;而杨朱、秦失这些本生于秦地,又受过老子思想影响的人则东至宋、鲁之地,传播具有道家色彩的重生思想,以求以此救世.秦地重生、养生思想同燕齐神仙家思想的结合,孕育了道教,也形成了道家中重生、养生思想向道教思想的转变.     

论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

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经历了由废除到复兴的历史变迁。“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是由秦汉时期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决定的,而社会的变革又直接影响着“公”谥称谓的变化。     

先秦"同"的思想评析

"同"是先秦哲学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概念范畴,主要有"和同说"、"尚同说"、"应同说"以及"大同说"等四种思想,其源概起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历千年而逐渐广泛渗透于哲学伦理政治历史文化心理等诸多领域,因而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     

城乡关系的社会视角分析

城乡关系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各种关系，其内容包括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关系，表现为社会中阶级、阶层及各类群体之间的关系，社会分工的关系或国民经济几大部门的关系，其表现形式可采取合作、协同、冲突、对抗或对立以及统治、领导与服从、被领导等多种形式。不同时期的城乡关系往往有不同的社会内容。从社会的视角明晰城乡关系的基本内涵和不同时期的内容。可以为理解和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