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苏昆"初探

本文对鄂伦春族民间文学"摩苏昆"进行了探讨,对鄂伦春族有没有英雄史诗的有趣话题发表了看法.     

关于"文化生态"与"原生态"

对文化生态和原生态这两个词语,近年来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解释,有的理解可以说已经偏离得很远了,因而也产生了一些混乱。作为最早在媒体上提出这两个概念的人,笔者在此想谈谈本人是怎么理解文化生态和原生态的涵义,若有不当,祈请批评指正。     

"圣容寺"还是"圣劝寺"

《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上发表了牛达生先生的《西夏陵没有"圣容寺"》一文,作为对笔者旧作《西夏圣容寺初探》(《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的商榷.该文对原始资料的征引每有讹脱,以致在某些关键地方曲解了笔者的本意.     

"夷夏变迁"与明清"改土归流"

明清两朝都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但其结果却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在于两代君主民族观的差异。明朝皇帝坚持儒家传统夷夏观,对"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有着天然的依赖性,不可能对土司制度作出彻底的改革;而本身为少数民族的清朝皇帝,因不满儒家传统夷夏观中的民族歧视而对其进行了批判继承,把从唐代就开始萌芽的"华夷一体"的新民族观应用到实际的民族政策中,其结果就是土司制度在清代的基本结束。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

在对近年来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相关观点进行了整理归纳.近年来,我国民族问题研究不断深入、成效显著,学界就很多热点问题进行了较充分的研讨,但也还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与争议.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就是关于"民族"与"族群"的概念之争.     

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

李绍明教授曾在《民族研究》 2 0 0 2年第 2期上发表《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一文 ,对于笔者历年来在一些论文中所表达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并援引了笔者和他都做过研究的彝族来作为例子。本文对李绍明文章做了回应 ,认为他的有些论点是可以接受的 ,有些则涉及对族体理论的不同观点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西夏"秃发"考

本文对文献中记载的西夏秃发令和对它的种种解释进行了辨证,认为元昊颁布秃发令是为了恢复鲜卑习俗,使境内各民族认同鲜卑党项,为重建党项-鲜卑系统新王朝作准备.     

"华夏族"正义

鉴于史学界对“华夏族”这一概念使用的随意性 ,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华夏族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复合概念 ,不是指古代某一部族 ;华夏族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 ,至春秋战国时才开始用“华夏”作中国的代称 ,对远古的原始部族不能使用这个称谓 ;并分析了将仰韶文化创造者误认为“华夏族”的原因以及“华夏”的文化意义。     

从"权利"到"仪式":南非的艾滋病行动主义

在本文中,我考察了南非HIV/AIDS行动主义的道德政治如何有助于公民身份(citizen-ship)新形式的出现,这种新形式既与基于权利(rights-based)的斗争相关,又与个体HIV/AIDS患者对病痛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极端体验的共享意义相关。我指出,可以确定的是,正是晚期艾滋病患者"接近死亡"的绝境体验、以及与这种疾病晚期阶段相连的巨大污名和"社会死亡",为HIV/AIDS的幸存者对"新生命"和社会行动主义的委身提供了平台。行动主义者的干预和对这些创伤经验的重述也推动了HIV/AIDS对行动主义的委身和社会底层的动员。此外,污名和社会死亡的巨大否定性也驱使行动主义者重建对HIV检测呈阳性人群新的、正面的身份认同,并促使他们思考,作为一名公民-行动主义者和一项社会运动的成员意味着什么。     

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

英文ethnic是希腊语ethnos拉丁化的形容词形式 ,对应中文的直译可理解为“族”或“族的” ,属于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应用范畴。该词在英文中没有形成名词形式 ,在与group连用后形成了复合名词ethnicgroup形式。在 2 0世纪 6 0年代中期以后 ,ethnicgroup一词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流行开来 ,用以分析这些国家基于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等要素基础上的“认同群体”。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 ,ethnicgroup这一术语在世界范围流行开来 ,在引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时 ,中文翻译为“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和“族群”等 ,其中以“族群”最为通行。但是 ,学界在研究和应用这一术语时 ,缺乏对ethnos及其派生的ethnic和ethnicgroup源流的关注。本文就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早期 (2 0世纪 70年代以前 )的含义演变和应用情况做一梳理 ,并指出了这一术语的流行属于西方国家“族类政治化”裂变的产物及其表现出的“后现代”话语的特点 ,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社会背景作一铺垫     

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

本文对文献记载中西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内臣”和“外臣”作了分析 ,归纳了它们在与中央政权关系上各自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分析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基础上认为 ,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 ,“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 ;并指出文献中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 ,“葆塞蛮夷”相当于“内臣” ;同时提出“内诸侯”和“外诸侯”的称呼不适合于汉代分封和民族政策 ,应以汉代习称的“内臣”和“外臣”为准。最后 ,本文归纳了“外臣”向“内臣”转化的途径和原因 ,提出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的壮大是完成此转化的直接动力。     

西方“人民”和“民族”概念的历史交融与互动

"人民"与"民族"的关系错综复杂,它们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结合在一起,彼此间相互渗透、融合、塑造,引发了一场概念革命。现代政治是"人民"与"民族"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民"为"民族"提供了政治上的意义,"民族"承担了解释"人民"何以构成的任务。在二者的融合过程中,对于"人民"的抽象、整体化设定与具象、个体化设定塑造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观念,导致了不同模式的民族主义。     

试析回族清真寺"清真"嵌字联对"清真"的文化阐释

对于一种文化而言,文化的主体始终肩负着对自己文化的认知与表述。回族清真寺“清真”嵌字联对于清真二字的文化表述,就是回族人对自己文化的自我认知与阐释,是文化适融与创新的表现,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在大量回族清真寺清真嵌字联的基础上,从十个方面分析与归纳了清真嵌字联对清真的文化阐释,是对清真文化认识的深化。     

论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从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看"民族"与"族群"

“民族”是一种多元、多维和多层的综合性的社会存在 ,因此 ,随着观察者的立场、视角和背景的不同可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定义。本文仅根据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中使用“民族”和“族群”的情况 ,从考察欧洲法律文书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入手 ,探讨“民族”的政治属性 ,并以此展示近几年在国内广为流行的“族群”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充分认识“民族”的政治属性 ,将有助于我们消除在对待“民族”概念上的一些误解 ,有助于提高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理性认识 ,在实践上有利于各民族在国家层次上的整合     

"舍把"辨证

本文针对《中国历史大辞典》“舍把”词条释文提出不同看法 ,认为舍把作为土司管区土舍及土目中的亲信 ,其活动地域并不超出湖广土区 ,直接管理比峒与村寨范围大得多的旗 ,管理职能上没有湖南、湖北不同的区分 ,担当土差亦无外乎冬围行猎、充当衙役、外出结盟、下乡视察、料理民间词讼、征解秋粮银、列阵出战、节制外来客民等等 ,由此在围占肥田美地、拥有私人豪宅与马匹、享用防苗工食等方面享受不同待遇。其频频参与土司管区重大活动 ,实际上在一定程度架空了土司事权 ,加剧了土司与土民和汉区官府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一般民俗志"到"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

近年来,在借鉴人类学反思民族志理论思潮和成果影响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的书写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以摆脱民俗学的危机。但只有刘铁梁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理论与实践,彰显了与民族志的区别,具有特别的学理意义。民俗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民俗志需要作适当的层次划分。在民俗复兴的今天,我们应该让"一般民俗志"和"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共生共荣,使民俗知识有更好的机会和渠道与社会契合,实现民俗学的大发展。     

学科范式转变中的"民俗志"——以《中国民俗文化志》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为例

自1950年代至今,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上出现了几次关于田野作业的大型讨论,2006年12月在京召开的"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便是其最新进展。主持人刘铁梁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民俗文化志》的首批成果,对于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目前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如何撰写当前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所期待的民俗志?"——做了回答。本文将《中国民俗文化志》所依赖的概念("标志性文化")与写作模式("标志性文化统领式")加以批评,重启它所蕴含的可能性,以促使当前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有关田野作业的讨论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