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及当代价值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以黑格尔“绝对精神”为主体的唯心史观和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主体的唯物史观展开批判,从而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思想.本文通过对现实的个人及其需要与人的全面发展展开论述,进一步把握了唯物史观“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溯源——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

马克思主义具有自己的“以人为本”思想：其创立的出发点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追求实现的最终目标是无产阶级解放基础上的全人类解放；理论整体立足于“现实的人”、围绕着“现实的人”的生产、生活实践展开。但是，很少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内容来思考。立足于文本研究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我们发现其主要特点有：以人类为本、以非异化状态的人为本、以一般的人与具体的人、现实的人与理想的人统一为本、以人与自然的统一为本。具体揭示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个人自由观"探索

本文探讨了马克思的“个人自由观”的三个问题。1、“个人自由观”的学理根据在于人类自由自觉的特性,它决定了:个人在经验性的维度上“选择”不同的个性;在时代性的维度上“选择”自我的意义;在历史性的维度上“选择”主体的超越。2、个人自由有其现实领域与真谛。现实领域包括经济自由、政治自由、道德自由、私域自由;而其真谛在于创造性的超越与对人类本能的“升华”和“压抑”的自我承担。3、个人自由的条件性决定了其不能割舍的责任性,这里的质底在于:唯有如此,个人自由才可能成为可操作的现实。而个人自由与其责任相对应,体现出个人选择的标准性。这标准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实践活动的内外尺度相统一”。     

批判与超越--从民本论和人本主义到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不是对民本论和人本主义的简单重复,区别的关键在于以什么人和人的哪个方面为本以及如何实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所讲的“人”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人,是全体人民群众。它克服了西方人本主义的虚幻性,赋予了现实与时代的内涵。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以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为终极目标,而不仅仅是把人视为工具和手段。     

"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范畴的意义

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 ,对唯物史观一系列范畴和原理的全面深刻理解都关联着“现实的个人”范畴。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范畴的地位和意义 :( 1)“现实的个人”范畴关系到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 ;( 2 )“现实的个人”范畴有助于全面深刻认识“社会”范畴 ;( 3)“现实的个人”范畴有助于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的辩证统一。     

以人为本，以哪些人为本？——谈“以人为本”的三个逻辑层面

对“以人为本”问题的探讨,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本”这个笼统的内涵上,而应进一步明确其外延,即把“以人为本”之“人”具体化,在指向上搞清为哪些人。本文认为,这里的“人”应包括三个层面:整体的人,即通常所说的人民群众,或全体公民;群体的人,即某一阶层、某一利益群体;个体的人,即公民个人。后两者更具操作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我们长期忽略而今天特别需要重视的。     

论“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的关系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思想原则，与人本主义有着密切的理论渊源关系，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则与人本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人本主义和“以人为本”的出发点都是“人”，但二者对“人”的理解不同，人本主义是从抽象的人出发，“以人为本”则是从现实的人、具体的人出发。把握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自觉坚持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人为本" 的幸福维度

西方人本主义始终伴随着对幸福的思考,但没有给予幸福以科学的阐释.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认为幸福是物质实现与精神实现的统一;幸福是享受与创造的统一;幸福是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的统一.从幸福的维度来说,我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幸福观.实践以人为本的幸福观必须坚持"和谐"、"公正"、"可持续"原则,使得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个人幸福、他人幸福和社会幸福、人类幸福和环境保护获得统一.     

试论21世纪"以人为本"的高校德育体系

本文认为,21世纪的高校德育体系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与20世纪的德育工作相比具有其自身的特色。本文分四个部分对这一体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一、正确认识“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二、正确把握学生在德育工作中的地位;三、正确认识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四、正确领会“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最后指出,真正、全面、科学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不是绝对地将“人”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凌驾于其他万物,而是在与自我、他人、集体、客观世界,乃至历史的关系中取得一种和谐、协调的生态关系,从而实现人的协调发展。     

以人为本的哲学视域

“神”、“钱”、“权”都是人的某种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神本”、“物本”、“官本”都是人以人的某种片面性的本质为本。在全球视域中,人作为同一性和同质性的类,以人为本意指人是人的世界、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根源和根基,世界、社会、历史和人自身是以人为本的。在社会历史视野中,人作为具体的现实的人,以人为本则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展现出它完整的形态。     

“以形写神”说与“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思想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从整体把握宇宙万物,实现人与自然相通相和的精神境界,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成熟的宇宙意识和诗意的人生理想。顾恺之绘画理论和绘画实践的“以形写神”说是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出发,将“形”与“神”的范畴加以综合,以人、自然、神灵三者的融合为表征,体合宇宙精神,达到“通天人之际”神人以合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画家的理想人格。     

《明妃曲》"泪湿春风鬓脚垂"试解

前辈学者对“泪湿春风鬓脚垂”七字多有阐释。如果试以“春风”为切入点作解,“春风”其实并不能等同于“春风面”。“泪湿春风”是写昭君泪流之多,展现了诗人奇妙的艺术构思。“鬓脚垂”与“泪湿春风”之间的内在联系为解读这一名句提供了新的启示。     

"能动生存人":教学管理的逻辑起点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或方法均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基础和逻辑起点。教学管理活动的特殊性使普通管理学的人性假设不适宜于此。应将教学管理的主、客体定位于“能动生存人”这一逻辑起点上,以满足教学管理的特殊要求。将“能动生存人”作为教学管理理论的人性假设,就应该从对人的生命的深刻体悟出发、从人的生存性出发、从人的能动性出发来实施教学管理。     

天人合意论——对天人和谐的一种大写意式阐释

通常,我们把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哲学概称为"天人合一"。事实上,"天人合一"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而是一种不恰当的生硬表述。将传统和谐精神表述为"天人合意"再恰当不过。"天人合意"是一种大写意式的表述手法。"天人合意"的和谐哲学旨在说明,"天之意"理应是"人之意"的基础,"人之意"必须合乎"天之意"。必须循天之意。敬畏万有,和谐八方,方能达"天人合意"。"天人合意"表达了人们对万有存在之最佳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向的期盼。     

试论社区发展与人类安全能力建设

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 ,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 ,是人们沟通情感 ,进行生产、交换、消费的主要场所。社区发展与人类安全能力建设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社区保障职能的发挥与强化是维护人类安全能力建设的基本因素 ;社区环境建设是影响人类安全能力建设的重要因素 ;社区文化建设是影响人类安全能力建设的深层次因素。社区发展是人类安全能力建设的基本途径和载体。今后在强化人类安全能力建设方面 ,应建立和完善社区安全的组织保障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劳动就业保障体系、社会治安控制体系及教育体系     

环境伦理学中的“人”观——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观点

在环境伦理学的理论中 ,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争论已久 ,但它们都没有走出“人”的误区。解决双方争论的出路并不在于是否要坚持或反对人类中心观点 ,而是在于如何转变“人”的观念。马克思真实地指出了人类中心的思想基础 ,这就是人只有把人自身的本质作为一种价值存在看待时 ,才会有所谓的人类中心问题。以人的价值的实现作为人类中心的思想基础 ,才是一种合理的人道主义态度     

人的感性活动视域中的“有”“无”之辩

"有"无"之辩是中国哲学中持续不息的主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也深入地讨论了"有"无"问题。从"人的感性活动"角度看,"有"无"及其相互转化涉及人的感性活动的现实境况、社会化程度的提升和社会空间的扩展、自觉程度的提高、历史传承和历史连续性的加强、民族自觉意识的发展和观念引导,涉及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难得糊涂"思想

"难得糊涂"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其所标的的核心内涵,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糊里糊涂,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忍让与避就,而应该是一种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积极的思索与进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种痛苦与彷徨、无奈与感伤;从哲学意义上看,其所标的的核心内涵,又应该是一种对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的深刻理解与认同.封建社会后期,"难得糊涂"思想所体现的,则是一种封建社会及文化对人性的压抑性.在广泛流行的过程中,"难得糊涂"思想的核心内涵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其积极进取的思想成分逐步丧失,而其消极、退让意义上的思想成分却得到了强化."难得糊涂"思想的产生,乃中国文化发展之必然,而它的变异及广泛流行,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剧,这一悲剧的产生,肇始于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封建社会及文化的压抑性,以及封建专制王权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恣意践踏与摧残.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东亚比较思想史的视野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吾道一以贯之”解释的主要观点是 :多数日本儒者将孔子的“道”界定为社会政治意义的“道”,是经世济民之道。对“一以贯之”的解释要点是 :“贯 ,统也”;以“仁”释“一”;从伊藤仁斋开始 ,德川时代儒者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部分地体现日本儒者采取“即存在论本质”的解经方法 ,呈现极其强烈的反宋学思想倾向 ,尤其以朱子学为主要攻击目标。韩儒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则因袭多于创新。从中日比较思想史视野来看 ,日本儒者对宋学的批判并未切中要害 ,因为他们并未进入宋儒之孔学诠释中的两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心与理之关系”以及“个体论或整体论之方法论问题”。     

解释的递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实践”的几种模式

在社会理论意义上,以“劳动”作为“实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历史选择和基本看法。生活世界理论和生存—实践论开始意识到其中的矛盾张力,但仍致力于弥合。而认识论意义上把“实践”解释为反教条的经验累积论在中国也根深蒂固。着重强调人与人关系(而非原来的人与自然关系)并凸现自由、伦理、人文、审美等价值维度的“实践”日益受到重视。但从人人关系维度看,“实践”内含的各种张力、矛盾、复杂、多元、异质等都凸现出来,使实践智慧论和实践自悖谬论成为日益受关注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统一、知—信—行的统一开始受到反思,而实践和生存的内在反讽性或许更凸现了哲学实践观的复杂内涵,以及区分不同层次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