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宪法,是2004年修宪的一项重要内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与宪政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保护私有财产权加快了我国宪政建设的步伐,体现了民主自由和个人自治,明确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限,同时也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把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宪法只是实行法治的第一步,还存在很多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论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问题,直接指涉公民人权保障的核心。任何一国之公民,没有了财产权,就不可能享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权。即无财产抑或无财产权,便无人权。但人权与财产权又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其权利谱系内各自戒守着自己的法律边界,规范和防范着来自各种权力元素的不法侵害。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原则,承载着现世太多的压力和挑战,诸如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法定主义、一般财产权保护与救济等问题。     

我国《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现实意义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要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但在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忽视和侵害私有财产权的现象却时有发生。为了维护经济发展,保障公民人权得到实现,应该正确认识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现实意义。     

论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的完善及其意义

私有财产权是保障人权、建设法治的基石,又是促进经济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私有财产权保障构成了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宪法第13条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群众保护私有财产的迫切要求。在此背景下,新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明确了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确定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重申了私有财产权的内容及界限应当符合法律;增加了征收补偿条款,从而形成了由保障条款、限制条款和征收补偿条款构成的较为完善的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体系。     

论我国公民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完善

在阐述国外宪法有关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宪法因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致使公共财产的优势地位过分强烈,私有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及人权属性等没有得到彰显,存在着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不足.通过比较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路:我国宪法应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并将其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明确确立征收、征用的正当程序原则.     

论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宪法第13条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群众保护私有财产的迫切要求。在此背景下,新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明确了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确定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重申了私有财产权的内容及界线应当符合法律;增加了征收补偿条款。从而形成了人权价值基础之上的由保障条款、限制条款和征收补偿条款构成的较为完善的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体系。     

论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保护

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是模糊残缺的,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保护是脆弱的。要完善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加强对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的保护,就要改革土地的出让方式,明确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利,完善对土地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和补偿制度,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及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     

论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之方式演进

私有财产权既可能遭到来自私权利主体的侵害,也可能遭到来自公权力主体的侵害,而对私有财产权威胁最大的是公权力的扩张与滥用.因此,要重视对私有财产权的公法保护.公法的基本功能就是要保证公权力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防止公权力被滥用,以保护公民.只有在一个公权力得到控制并能规范化运作的社会,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才能得到有效保障.没有公法限制公权力的恣意,私法对私有财产权规定得再好也难以充分实现.而公法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方式上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与社会发展变迁相适应,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突出体现为从绝对保护到相对保护,从消极保护到积极保护,从存续保护到公平补偿,从理念、原则到制度设计.     

现行费税体制下开征物业税不具有法律正当性

包括物业税在内的任何征税,都是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的强制性剥夺。只有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的征税行为,才不至于异化为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侵犯。我国拟议中的物业税立法层级太低,隐含了对债务征收财产税的悖论,在内容上有重复征税的重大嫌疑。在未改革现行房地产税费体制下匆忙开征物业税,缺少法律上的正当性。     

我国物权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关于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内容,确认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中的成果。2007年物权法确立了私有财产权的物权地位,丰富和完善了与私人财产有关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制度,做出了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及救济制度。     

试析公私现象——从马克思·韦伯区分公私财产论说看中国的腐败问题

本文以马克思@韦伯区分公私财产论说为基点,从物上的公私不分和观念上的公私不分两个层次对因此而引起的我国行政体制中的一些腐败现象及原因进行分析,并从法治、管理科学、政务分开、产权观念等四方面提出了制约公私不分现象的对策.     

财产权平等保护的三个问题

"财产权平等保护"乃现代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但不同性质之财产权在保护上并非绝对平等.国家公产应优先于私有财产保护,国家私产与私有财产应平等保护,私法债权应优先于公法债权保护.     

政策变迁中公益牺牲与社会义务之调适——以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变迁中由于涉及对私主体财产权的拘束而执行困难,并影响政策目标实现的情形,在实践中屡有发生。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策就集中反映了此类问题。由于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原所有者财产权之取得具有长期的政策背景,而产权移交又涉及其权利减损,进而出现政策执行困难。究其原因,是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产生的特别牺牲,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之间存在冲突。前者的不可期待性与后者的可期待性之间界限模糊。调控与助推理念的适用有助于调适二者的关系,促使利益调控成为行政法的基本任务之一,进而建构以比例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和溯及力标准为主要内容的调适标准,使公共利益维护和私人利益保障之间尽可能平衡,进而推动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行政征用的理论完善

行政征用是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依法强制取得相对人的财产,并给予补偿的行政行为。我国的行政征用制度尚不完善。从行政征用的范围、行政征用的目的、行政征用的程序、行政征用的补偿、行政征用的救济几方面来研究行政征用的理论,并对行政征用的理论完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法律传统

文章分别从儒家语言、儒家的人性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等视阈研究儒家文化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存在礼法合治、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个人权利等特点,提出中国立法一方面要对中国优秀的法律传统进行继受,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中国法律传统中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个人权利,忽视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等内在缺陷,吸收西方国家重视个人权利、私法以及尊重财产权等现代法治理念,从而在我国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实现向现代法治国家转型。     

农村税费改革下的公共物品私营化

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目的在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2004 年,农业税开始逐步取消。农村税费改革会相应地形成政府财政的缺口,但不能因此而减少农村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应。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保证农村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提供,保障农民享受、消费公共物品的权利,农村公共物品的供应主题应该多元化,尤其是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进入这一领域,生产和提供部分农村准公共物品,而政府仍然是农村公共物品生产和提供的主体。在实施过程中,私人资本应兼顾公平和效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也应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同时,要在政策上给予引导和鼓励,推动私人资本顺利进入农村公共物品领域。     

铁路改革必须重视相应产权关系的重构

对铁路产权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的认识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铁路改革的方向与进程,而从产权实物形态入手更有助于对该行业产权关系的深入了解。铁路产权关系的特殊性,具体可分为因相应时空尺度上运输产品完整性与企业经营边界矛盾所产生的内部财产共用性问题,和由于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体制所导致的外部不当控制问题。运营调度指挥是铁路产权关系中的重要内容,政府责任对铁路产权关系也有影响。铁路产权改革的方向是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破除行政垄断,然后按照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原则对铁路行业进行重组并建立相应的交易机制和补偿制度。     

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研究

村庄是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主体,其供给效率一般与供给能力密切相关,然而村庄供给能力增强不一定会转化为供给意愿提升。基于对珠三角方村的田野调查,通过构建村民—村庄—政府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案例探讨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具有公共品供给能力,但将供给责任推卸给政府,呈现出策略性供给行为,具体表现为：依附式策略性供给、卸责式策略性供给、均衡式策略性供给和应付式策略性供给。该行为产生是因为村民保护集体产权按份共有制“私有财产”、村庄形式化民主反噬公共性和政府弱嵌入结构消解动员能力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其转向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边界、完善自主供给制度和重塑村庄社会资本等。     

关系治理对PPP项目控制权影响的实证研究

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会影响PPP项目控制权的实际配置,但鲜有学者量化分析关系治理与控制权的关系。开发PPP项目控制权配置量表收集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关系治理、控制权与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信任和承诺与社会资本的控制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的控制权整体上与项目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公私部门之间增进彼此信任,并恪守承诺有助于公共部门向社会资本让渡控制权,提升项目绩效。（2）合作与社会资本的控制权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沟通与社会资本的产品（服务）定价、特许经营期和收益分配的控制权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公私部门通过协调合作、密切沟通,提升项目绩效的关键路径并不是向社会资本让渡控制权。因此,政府应基于公私双方的信任、承诺、合作和沟通的关系情景,动态调整授让给社会资本的控制权结构,以便有效发挥关系治理和控制权配置协同改善PPP项目绩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