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激励理论,利用2013—2021年3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13248个有效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检验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企业技术效率作为经营绩效的重要替代指标,研究结论显示：高管薪酬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高管晋升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     

女性高管、内外部环境与企业绩效

以2008-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讨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检验权力集中度和市场化程度对于女性高管发挥作用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1)提高女性高管比例有助于改善企业绩效;(2)权力集中抑制了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3)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女性高管比例越高,但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相对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有所减弱.结果说明: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都应该重视女性高管对于企业发展的特殊作用,制订相应政策为女性进入高管层提供一定的条件.     

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过度自信的调节作用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企业创新绩效是近些年来的研究热点。本文以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高管的特征出发，探究了高管过度自信、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显著增加企业创新绩效，而高管过度自信会抑制这一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绩效方面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视角。     

政府控制、“八项规定”与高管薪酬——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011-2016年A股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政府控制力与政策干预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表明,"八项规定"的实施没有有效降低"国有混企"高管货币薪酬总额,而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与地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相比,"八项规定"对中央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抑制作用更强;同时,随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政府控制力的减弱并没有削弱政策干预的实效,反而将进一步降低"国有混企"高管的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其效果对于地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更为显著;此外,政府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控制力的减弱将会增强"八项规定"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要继续落实和贯彻"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提高政策干预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进行区别干预,从根本上防止高管奢靡腐败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高管激励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高管股权激励则对此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非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要强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基于此,企业应持续强化责任意识、优化薪酬体系与深化股权监管,以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本存量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企业人力资本存量、技术型人力资本存量和高管人力资本存量作为企业人力资本的评价指标,通过层级回归分析来验证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人力资本存量、高管人力资本存量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技术型人力资本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高管激励、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选用2009-2014年A股全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分别研究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两种具有差异性的高管激励模式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进一步考虑社会资本因素,细分为市场社会资本与等级制社会资本,研究在不同社会资本下,高管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1)高管薪酬激励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高管股权激励阻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2)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高管激励和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关系的影响不同。市场社会资本负向影响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等级制社会资本正向促进两种高管激励模式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基于政府公平偏好与企业绩效的双重视角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政策已逐渐在全国推行。现有文献对薪酬管制政策效果的评价存在一定的争论,且使用理论模型进行研究的较少,更少有文献将公平与绩效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在建立的理论模型中,政府效用源于国企营利、公共服务、薪酬分配的公平性,高管效用源于两种努力及政府的两种激励。模型显示,限制国企高管薪酬将缩小高管与公众、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并降低企业效率。薪酬差距的缩小将提高政府效用,而企业效率的下滑将降低政府效用。在理论建模的基础上,选取2008—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国企高管限薪的效果进行验证,发现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两类收入差距及企业绩效。进一步分析表明,国企高管的绝对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相对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理论模型与实证结果意味着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存在不一致性。解决政府效用与企业绩效的矛盾,成为国企薪酬政策面临的重要问题。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参考意义。     

高管团队断层线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高管团队互依性的研究视角

如何更有效地管理高管团队断层线以充分整合团队认知资源是战略领导权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议题。但是,鲜有实证研究分析高管团队断层线与团队结构互依性（TMT in-terdependence）共同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探究了高管团队断层线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团队互依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影响。数据分析表明,不同类型的高管断层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存在差异,其中任务相关断层线与企业绩效间呈现倒 U 型关系,而社会分类断层线与企业绩效间呈现 U 型关系。数据分析还表明,高管团队横向互依性（Horizontal Interdependence）和纵向互依性（Vertical Interdependence）会正向调节高管团队断层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显著提升任务相关断层线的积极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优化高管团队结构和提升团队运作效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模型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是国企薪酬制度的重点,影响着企业高管的行为和企业绩效。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含有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了薪酬管制,而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薪酬管制降低了企业绩效,且实证检验支持国有企业绩效的"薪酬管制论"。因此,摈弃对国企高管的行政选拔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高管薪酬、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来自房地产行业的数据

将我国深沪两市417家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2012年至2014年的最新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SPSS17.0软件,通过采用描述性、相关性及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房地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房地产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薪酬激励对于其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最后,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对策与建议、不足与展望,以期对理论和实践有所启示。     

女性高管比例会影响会计稳健性吗？——基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中介效应检验

高管性别在企业社会信息披露和会计行为选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13—2018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等相关数据,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性别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关系提供了研究依据。研究结果显示：女性高管占比较高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并且更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女性高管占比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女性高管能够让社会责任披露质量更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会计稳健性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因此要提高会计稳健性,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一方面政府监管机构需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另一方面企业应充分发挥女性高管的优势,建立科学完善的人才选拔和任命机制。     

高管激励、竞争战略与企业绩效

为探索高管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引入竞争战略,以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验证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在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薪酬激励能够调动高管积极性,并通过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的有效实施来提高企业绩效;但高管更愿意选择通过低成本战略来间接提高企业绩效.差异化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低成本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对高管给予股权激励能够通过差异化战略的有效实施来间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高管层团队人口特征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沪深两市15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我国企业高层管理团队人口特征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管理背景的多样性和平均年龄对企业业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高管团队平均学历水平及学历水平的差异性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不显著。     

企业高管控制权收益显性化的效果研究

通过何种方式抑制企业高管特别是国企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等控制权收益,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改革的难点问题。根据高管收益替代的理论分析,基于中国企业高管薪酬逐年上升的事实,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差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以2003—2009年755家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随着中国企业高管显性报酬的提高,高管显性报酬对高管控制权收益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显性化效果显著;然而,由于存在着监督力的差异,国企高管控制权收益的显性化效果弱于非国企,因此显性化改革过程中监督力的强化不可或缺。     

业务招待费、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八项规定”背景下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A股85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2011-2014年为时间窗口,分析样本公司业务招待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调节效应和八项规定对内部控制的替代效应.研究发现,业务招待费与企业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即中等水平的业务招待费的正向激励效应最好;内部控制调节了业务招待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八项规定对内部控制存在较为显著的替代效应.     

异质性视角下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3—2017年中国上市对外投资企业的面板数据，探究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对外投资速度、对外投资质量影响的内在机制与效应差异，同时检验了制度距离、高管综合资本等内外情景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女性高管参与会抑制企业对外投资速度的提升,但对企业对外投资质量的改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效应存在层级差异，制度距离因素的引入会削弱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对外投资质量的积极作用，企业高管综合资本对女性高管参与效应的调整作用不显著。该结论为企业在转型时期的人力资源配置优化与战略衔接提供了实证依据。     

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与企业研发投入

文章选取2013—2018年A股共计1221家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都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战略差异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文章不仅丰富了高管薪酬的研究,还为制定企业战略,加大创新力度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     

高管信息融合能力、内部整合效果与并购绩效

以2015—2016年完成并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高管社会网络位置作为高管信息融合能力的替代变量,用中介中心度、程度中心度和结构洞三个指标测量高管社会网络位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高管信息融合能力、内部整合效果与并购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社会网络位置与企业并购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高管社会网络位置与内部整合效果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内部整合效果在高管社会网络位置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