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共财政与政府会计的关系

公共财政和政府会计因公共受托责任而联系起来。公共财政的职能本质上是政府要承担的公共责任,而政府会计就是对公共受托责任完成过程及其结果的认定、计量和报告。完善的政府会计理论与实务、健全的公共财政职能都是良好的公共治理的关键因素。政府会计系统为公共财政管理提供的基础技术,政府会计提供的信息也为公共财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服务。在我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必然要求改革现有政府会计体系,这是公共财政职能不断发展变化从而公共受托责任发展变化的要求,是建立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的要求,是完善公共财政管理的要求。     

试论公共财政与政府会计的关系

公共财政和政府会计因公共受托责任而联系起来。公共财政的职能本质上是政府要承担的公共责任，而政府会计就是对公共受托责任完成过程及其结果的认定、计量和报告。完善的政府会计理论与实务、健全的公共财政职能都是良好的公共治理的关键因素。政府会计系统为公共财政管理提供的基础技术，政府会计提供的信息也为公共财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服务。在我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必然要求改革现有政府会计体系，这是公共财政职能不断发展变化从而公共受托责任发展变化的要求，是建立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的要求，是完善公共财政管理的要求。     

善治视野下的政府责任探析

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理想状态和终级目标,其基本要素有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性和有效性.善治目标规定了各治理主体的具体责任,特别强调了政府要在其所掌握的公共权威运行范围内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等.善治视野下实现政府责任的途径主要有树立有限责任政府理念,健全和完善政府公职人员问责制,完善绩效评估奖惩机制和政府责任自律机制.     

善治视阈下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

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深刻影响到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把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置于善治语境下进行考察,分析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及产生的原因,有助于厘清新形势下我国基层政府职能的责任框架。积极探寻善治的制度平台,重塑善治政府的价值理念,有利于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当前基层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最为紧迫的任务是重塑善治政府（Good Governance State）的价值理念。要将基层政府善治理论放在国家整合的视角下,动用国家可利用的资源,实现我国基层政府职能的顺时、顺势转变。任何孤立或单项的行政体制改革都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必须从国家对社会治理的角度,进行县、乡（镇）连动的结构性改革,建构一个高效廉洁、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体系。     

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的政府管理会计框架构建

着重以政府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公共受托责任理论为出发点，在对政府管理会计的理论框架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以构建出我国政府管理会计理论框架，从而指导政府管理会计实践。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研究——兼论福建省改革实践

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从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与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功能与特征出发,分析了现行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所有者虚置、职权重叠、难以实现整体高效管理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目标与路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应在保持其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实现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与监管者的有效分离,明晰各级政府的管理权限,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界限;各级政府也应根据自身实际选择适应地区发展的改革路径。作为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试点,福建省通过一系列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产权治理的困境,但仍需通过建立健全独立运作的监管机制与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进一步夯实改革基础,从而实现改革目标。     

国外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研究述评及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已引起各级政府高度关注,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采用文献回顾和比较等研究方法,以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内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等为研究对象,详细评述了国外现有研究对什么是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理解,以及如何进行网络治理的实践,并以此为我国提供启示与借鉴,即:我国公共服务改革须以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关键是要处理好多元主体间的责任关系,通过使用商议和信任等机制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诉求,实现公共价值。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公共危机问责:风险治理制度化的重要维度

正值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公共危机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公众的安全。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政府必须担负起公共危机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迫切需要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寻求机制创新,以不断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构建公共危机问责机制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基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语境,通过对公共危机进行理论界定与类型梳理,提出两种主要的公共危机类型:诱发性危机和内源性危机。回顾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发现,近年来重大的诱发性危机有所减少但仍不可小觑,而内源性危机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据此,提出了官员问责和体制问责两种公共危机问责模式,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善治"发展。     

善治视阈下和谐农村权力格局的蕴涵

构建和谐农村权力格局是有效农村治理的关键环节。作为一种理论架构,善治理论打破了"国家-社会"两分法的传统思维,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耦合。以"善治"为分析框架和目标追求,从价值性、目的性、战略性三个维度厘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和谐农村权力格局的内涵,可以为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理念支撑和价值取向。     

善治视野下的我国公民参与

善治体现的是一种国家和公民在公共管理事务中的良性互动。作为政府治理的一种趋势,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关键内容,能最直接地反映民意,影响公共决策,从而实现善治的根本目标——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直接影响政府善治目标的实现与否,因此,拓宽和完善各种公民参与的渠道是和谐社会理念下实现政府善治的应有之义。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及其政策纾解

责任困境正成为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难题,剖析其生成过程以及理性应对,有助于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价值,提升智能社会的政府治理效能,推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责任困境是一种程序化与过程化的问题,需从动态过程来分析,基于“信息—解释—结果”的分析框架,从避责、问责、追责的全过程视角,剖析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通过推进算法透明度技术创新,构建责任清晰的政府治理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智能时代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建立公共治理演练数据库,加强智能时代行政文化建设等举措,确保智能治理与公共伦理同步发展。     

论国家预算的国家治理效应

国家预算是预算国家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与国家治理密不可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又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预算能够明确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建立责任政府;能够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权力;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政府和社会运行效率;能够促进政府分工协作、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预算的国家治理效应,在预算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有必要实现预算民主和预算法治.     

世界体系理论在政府绩效研究领域的应用

对于政府绩效方面的研究一直以来没有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即在政府绩效评价和管理的发展过程中,无论主流理论如何发展,各个国家的绩效管理实践模式始终存在明显差异。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通过引入世界体系分析框架来考察公共价值的促生、传播和冲突,对于政府绩效和绩效管理模式的影响,从而为政府绩效评价与管理模式在各国的差异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解释。     

基于社会治理视角的社区教育管理创新

治理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现已逐渐成为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公共管理的视域,重在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和互动,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建立善治的社会体制。把治理理论运用到社区教育管理方面,就构成了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视角。     

从"良政"走向"善治"——一种社会理论的检视

"良政"是精英政治、集权体制与动员型民主相结合的产物;"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普遍代表性或治理绩效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或模式,它是在政府与公民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对公共生活的有效合作管理.依据"善治"的10条标准,社会治理要达到"善治"的境界任重而道远,国内外政治社会环境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去追求.为了社会和谐与善治的目标,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回应公民需求以解决"民本"问题;充分赋权于民以解决"民权"问题;保证最大限度的民众利益代表性以解决"民生"问题;通过与民间更多合作形成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均衡治理格局以解决"民享"问题.     

善治：和谐社会的构建之道

文章从公共管理的视角,以善治理论为依据,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演变进行总结,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了善治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并就我国如何推进善治,实现社会和谐进行了探讨。     

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实践逻辑研究———以豫北 N 社区为例

基于文化治理理论分析框架以豫北 N 社区为例,从乡土文化延续和公共文化嵌入两个维度系统阐述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 首先,作为自治型自我治理机制的乡土文化延续,通过乡土文化的历史延续和民间信仰的乡土传承,有效应对了社会空间转型和文化空间消失导致的本体性不安和个体化焦虑,从而实现了社会空间的文化自治理;其次,作为他治型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构和“文化下乡冶实现了社区文化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公共空间重构,并基于隐性技术运作的柔性治理再生产出国家—农民关系的施恩回报逻辑,从而促进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最终奠定了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社会基础;最后,社区公共意识匮乏和认同感缺失正是当前社区文化无法有效发挥引领作用的重要原因,因此,唯有通过自治和他治的机制衔接,形成乡土社会本土文化与现代公共文化的功能耦合,才能真正能实现文化治理、政治治理和经济治理的多元善治。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生态善治

用治理理论来研究和解决生态治理问题,必然演绎出生态善治的目标与治理模式。政府生态善治包含着民主性、合作性、责任性与透明性等基本诉求。当前在生态治理中仍存在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责任的冲突、多元治理机制尚未形成、社会资本缺失等诸多困境。因此政府必须转变治理理念,达成与市场、企业、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构建一个多元参与的生态共治网络,并建立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机制,进而实现政府生态善治。     

现代公司治理与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现代公司治理是一种以利益关系为纽带,以分权、受托、代理、诚信责任、价值实现和增值等概念为内涵的机制,其实质就是建立一种有效的公司权力制衡机制,以实现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很不完善,极大地影响了公司正常运行。建立行之有效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独立董事制度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很好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