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理学经世中的现代性契机

曾国藩以封建理学来作为其思想核心,但在其理学经世中却出现了若干现代性契机:单辟经济科有着政教分离趋向、以礼经世中表现出工具理性的扩张、首倡洋务运动则直接导致了西方现代性的登陆,但这些现代性契机都只是附着于其理学思想,而不具备独立性。     

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     

论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与实践

晚清经世派代表人物曾国藩的改革思想和实践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在改革思想上,他注意将理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结合起来;在改革实践方面,他在军事、整饬吏治、革新教育培养选拔人才及对外交涉方面都有突出成绩,值得总结和借鉴     

论《四库总目》文学批评的经世价值取向

明末清初 ,宋明理学已经发展到极端 ,于是清初文人倡导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以救理学空疏浮泛之弊 ,经世思想成为一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功用价值论、创作主客体论还是艺术风格论都由此而带上浓郁的经世色彩     

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经世实践

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尽管重视道德内省,但是却绝不满足于此,而是以经世目标为准绳和归依。基于此种理念,他们在清政府统治岌岌可危之际,以士人领乡民、兴实业,以理学治湘军、办洋务,试图把自己的理想付诸于经世实践。最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晚清政局,但是并不能真正挽救传统名教文化的危机。     

论湖湘理学经世思潮的实践品质

湖湘理学经世思潮是千年湘学绵延发展的重要成果.近代中国,经一大批湘籍先贤伟人的引领推动,湖湘理学经世思潮的实践品质日益在道德境界、价值追求和创新理念等层面彰显出来,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也必将为新时期中国精神的凝聚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的资源和动力.     

《皇朝经世文编》与魏源经世思想的成熟

魏源是晚清经世学风的倡导者,他以编选《皇朝经世文编》的学术实践开创了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不仅使魏源掌握了倡导改革的理论上和史料上的依据,同时也反映出他所具备的改革家和思想家的基本素质,标志着其经世思想走向成熟。     

湘军集团的经世实践述评

湘军人物的麇集 ,有一复杂过程。湘军头魁人物不是简单地对孔孟之学的信奉 ,而是以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作为申达其经世之志的“法宝” ,他们因相同的政治观点而相聚 ,又一起在实践中努力挖掘理学的经世潜能 ,但历史的发展决定了这种努力必然以种种悲剧而告终。从文化史角度考察湘军集团 ,又可从湘军头魁经世理学的实践了解封建制度、尤其是清王朝必然覆亡的历史必然性     

论晚清咸同时期湖南人才群体的学术思想

理学和经世学分别代表儒学中"内圣"、"外王"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向,两者在儒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很难完美地结合。理学还因其奢谈"义理",时遭世人诟病,长期以来被视为空疏无用之学,但在晚清时期,由于湖南一批"中兴名臣"的弘扬与发展,理学曾一度受到热捧。咸、同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人才群体,尽管在学术上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但由于当时空前的社会危机,使他们在潜心理学之余,不得不重视经世之学,以应对当时的危急形势。理学与经世学的结合,不仅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推动了理学的再一次复兴。     

魏源的经世史著与史论

在文通过对魏源经世之学思想形成的学术思想背景的全方位的考察、对其卷帙浩繁的经世史著的介绍和分析、对其现实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综合而辨证的剖析，不仅全面地揭示出魏源的史学理论、史著和史学实践的基本内涵和逻辑联系，肯定了魏源经世史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而且在一个侧面展示出近代开端时期中国大学理论与实践的内容、特征。规律、时代风貌和发展方向，有助于深化对近代史学史和经世思潮的理解与认识，     

论曾国藩与理学复兴

“同治中兴”的思想依托是所谓理学复兴，其代表人物大都“一宗宋儒”。曾国藩是所谓“中兴名臣”，又是理学复兴的主要倡导者。他以程朱理学为其思想灵魂，博采众长，对高谈性命，崇尚空疏的理学作了新的阐发，并使之与经世思想相结合，为这门自康乾以来陷于封闭的政治哲学注入了某种活力，从而适应了“同治中兴”的需要，对晚清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曾国藩的理学创新与湘军的军事伦理建设

曾国藩理学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社会思想背景和个人哲学背景,并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义理在于经世,纳"经济"入理学;理学即是礼学,发礼学之新意;"内仁外礼",拓宽道德修养论.曾国藩将其新理学应用于军事建设中,形成了湘军独特的以"忠"为最高价值目标、以"仁"为内在的道德标准、以"勇"为基本道德品质、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军事伦理思想.     

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

从纯学术的“考据之学”走向注重致用的“经世之学”,是嘉道之际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为考据而考据的汉学逐渐衰落 ,一些汉学家开始从冥心考古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探究。一度受到汉学冲击的宋学 (程朱理学 )也再度高涨起来 ,一部分理学家在崇程朱为正学的同时 ,积极地以“经世之学”济理学“外王”之穷 ,形成理学经世派。而自东汉末年以来即长期湮灭的今文经学的重新兴起 ,更成为嘉道学术从考据转向经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代前夜的这次学术变动 ,成为启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精神源动力。     

论林则徐与魏源的经世思想

林则徐和魏源分别作为官员经世和学者经世的不同代表人物 ,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学风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其共同特点是主张学习与实践的结合 ,提倡经世思想中的“力行”观 ,在河工、漕运、盐政经世三大政方面各有建树 ,进而由传统的经世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型 ,开中国近代化思潮之先河。     

湛若水的理学经世思想及其实践

在明中后期儒释道三教融合日趋之时,湛若水区别于佛道的"空无",主张心气结合,提出心气二元说;在道德修养上,区别于佛道的"顿悟",提出"随处体认天理",达到了对天理的客观内涵的把握;依循儒家理念的湛若水,力图与佛老划清界限,反对心学流向禅学,其思想并没有偏离圣人修身治事之旨、流入虚寂之境;体现在政治上,便是倡导儒家积极入世的经世精神,强调"内圣外王"。     

论包世臣诗歌的经世倾向

包世臣是身历清乾、嘉、道、咸四朝的安徽籍学者、诗人,其诗歌的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包世臣所处嘉道时期,国运趋衰,危机四伏,有识之士议论朝政,以国医自况,欲以诗歌讥刺现实、挽回世风;以顾炎武《日知录》为代表的清初实学在嘉道以后得以再盛,以常州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儒家经世之学取代了康、雍时期空谈心性的理学;同时,这一时期的宋派诗与复古诗交相呼应,力矫乾、嘉以来的萎靡诗风,以扶人心、正诗格。包世臣经世诗正是特定的社会及文学转型时期的产物,也标志着同代作家(包括诗歌以外文体作家)共向追求新的文学风尚的一致性。     

罗长裿经世思想刍议

罗长裿作为传统士子,走出书斋,书生典戎,建功边陲,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不图安逸、忧国忧民的经世精神。不事虚文、热衷西学,敢于担当、勇于任事,关心民瘼、安民和众,整军经武、维护国权,构成了罗长裿经世思想的内在意蕴;时代变局的刺激,湖湘文化的陶铸,是这种思想形成的根本原因。     

经世致用 继往开来——曾国藩总体价值评判探讨

晚清著名历史人物曾国藩,出生于1811年,下距辛亥革命整100年;逝世于1872年、下距辛亥革命仅40年。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又是曾国藩诞辰200年。但是,1个世纪以来,中外史学界对这位军功震铄近古,传承经世理学,弘扬湖湘文化,古文雄闳奇崛、诗联恬雅醇厚,伦理与教育思想影响深远,首开洋务运动、引领中国经济与文化迈     

清初理学与清代学术

一般人认为,理学作为一种思想话语,在清代已缺乏对社会的深度渗透和控制能力。这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缺乏宏观视野的结果。清初理学形式上是通过权力机制而实现的思想的复古,实质上它是传统理学在清代的一种新生形态,它仍是清中叶及以前的主流话语。它对清代考据学、经世思潮、晚清经文经学和晚清理学中兴潮流都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思想资源。     

论李觏“经世礼学”思想的功利主义内涵

李觏“经世礼学”思想的突出之处在于其“康国济民”的功利主义和拯救时弊的改革精神。他发挥孔子思想中的功利因素提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的思想,托先王“黜陟幽明”之古制论证其“事功理论”的现实意义。他的礼学思想表达了锐意改革的现实主义诉求,充分体现了其“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但是,李觏的礼本论思想过于执着于礼的“止”“节”等维度,对礼之“仁”“通”的论述不甚充分,同时在学理上混淆了道与礼、礼与仁、礼与义等范畴,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微妙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