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经世路线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

晚明以降,理学的空疏一面受到士子们猛烈地批判,理学主流的经世意旨却因此被忽略。其实理学主流无论程朱抑或陆王从未背离儒学经世的传统。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经世的精神意蕴多有阐发,而且尤其注意理学经世的路径。他明确揭橥“礼学经世”口号,不仅廓清了理学末流,恢复了理学经世的原旨,而且发展了理学经世路线,无疑是经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理学经世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活力因素（务实精神、变易思想）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在近代社会中的所作所为     

论曾国藩的理学创新与湘军的军事伦理建设

曾国藩理学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社会思想背景和个人哲学背景,并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义理在于经世,纳"经济"入理学;理学即是礼学,发礼学之新意;"内仁外礼",拓宽道德修养论.曾国藩将其新理学应用于军事建设中,形成了湘军独特的以"忠"为最高价值目标、以"仁"为内在的道德标准、以"勇"为基本道德品质、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军事伦理思想.     

论晚清咸同时期湖南人才群体的学术思想

理学和经世学分别代表儒学中"内圣"、"外王"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向,两者在儒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很难完美地结合。理学还因其奢谈"义理",时遭世人诟病,长期以来被视为空疏无用之学,但在晚清时期,由于湖南一批"中兴名臣"的弘扬与发展,理学曾一度受到热捧。咸、同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人才群体,尽管在学术上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但由于当时空前的社会危机,使他们在潜心理学之余,不得不重视经世之学,以应对当时的危急形势。理学与经世学的结合,不仅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推动了理学的再一次复兴。     

魏源与经世思想复兴

经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但清朝建立以后,为巩固异族统治,对经世思想进行百般摧锄,致使知识分子的思维指向和学术作风走进了驳杂细碎、与世无补的逆流中。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异军突起,高扬经学经世、史学经世、学术经世的大旗,并究心现实问题,拉开了经世思想复兴的契机。从此,一股生机勃勃的经世思潮蔚然兴起.魏源的经世思想既是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中的一排巨浪,也对经世思想的复兴具有启动之功.     

湘军集团的经世实践述评

湘军人物的麇集 ,有一复杂过程。湘军头魁人物不是简单地对孔孟之学的信奉 ,而是以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作为申达其经世之志的“法宝” ,他们因相同的政治观点而相聚 ,又一起在实践中努力挖掘理学的经世潜能 ,但历史的发展决定了这种努力必然以种种悲剧而告终。从文化史角度考察湘军集团 ,又可从湘军头魁经世理学的实践了解封建制度、尤其是清王朝必然覆亡的历史必然性     

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湘军具有与历代军队完全不同的节制机制,是一支以理学维系的新军系。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在其应对艰巨的经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礼为宗,以诚为心,以术为辅的治军经世之道。     

论《四库总目》文学批评的经世价值取向

明末清初 ,宋明理学已经发展到极端 ,于是清初文人倡导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以救理学空疏浮泛之弊 ,经世思想成为一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功用价值论、创作主客体论还是艺术风格论都由此而带上浓郁的经世色彩     

真德秀学术思想及其价值指向

真德秀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融合了二程、朱子、象山以来理学的精髓,吸收了佛学等思想的成分,形成了以“参取”为核心的价值观,以及心性论、修养论构成的内圣之学和资治论、实学论构成的经世之学的思想体系。     

论曾国藩与理学复兴

“同治中兴”的思想依托是所谓理学复兴，其代表人物大都“一宗宋儒”。曾国藩是所谓“中兴名臣”，又是理学复兴的主要倡导者。他以程朱理学为其思想灵魂，博采众长，对高谈性命，崇尚空疏的理学作了新的阐发，并使之与经世思想相结合，为这门自康乾以来陷于封闭的政治哲学注入了某种活力，从而适应了“同治中兴”的需要，对晚清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泽南思想简论

罗泽南为湘军早期将领 ,内圣外王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体现 ,他以理学为本 ,经世为末 ,其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和教育三个方面。在政治上他提出了自己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系列看法和要求 ;在军事上他以书生杀敌 ,善于用以静制动的策略获取胜利 ;在教育方面则以理学为尊 ,重视启蒙教育。     

论马其昶的以儒解《庄》

马其昶的以儒解<庄>代表着清末理学阵营调适和坚守思想传统的双重努力.他以择录前人见解并兼发己意的方式,首先证明<庄子>与儒学的同源关系,进而以理学的哲学概念解释庄子的世界观,并显示出了通庄致用的解<庄>目的.相比前人,马其昶庄儒会通、以庄助儒的意图更为明显和深入,他的庄学思想中所透露出的"理学经世"精神,是中国学人学术心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道咸经世派的先驱——严如熤

乾嘉之际 ,考据学仍占据思想、学术界之主流地位 ,但已有一批学者开始关注经世之学 ,他们是道咸经世思想的先驱 ,严如即为其代表之一。严氏之经世思想主要体现为 :以经世致用为著述之主旨 ;充分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 ;以舆地之学为经世之具 ;关心民生疾苦 ,探求解决之道。严氏之思想言行 ,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界特别是魏源、陶澍等人 ,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经世实践

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尽管重视道德内省,但是却绝不满足于此,而是以经世目标为准绳和归依。基于此种理念,他们在清政府统治岌岌可危之际,以士人领乡民、兴实业,以理学治湘军、办洋务,试图把自己的理想付诸于经世实践。最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晚清政局,但是并不能真正挽救传统名教文化的危机。     

清初理学与清代学术

一般人认为,理学作为一种思想话语,在清代已缺乏对社会的深度渗透和控制能力。这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缺乏宏观视野的结果。清初理学形式上是通过权力机制而实现的思想的复古,实质上它是传统理学在清代的一种新生形态,它仍是清中叶及以前的主流话语。它对清代考据学、经世思潮、晚清经文经学和晚清理学中兴潮流都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思想资源。     

真德秀研究述评

真德秀是宋代理学史和文学史上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对他的研究逐渐深入,在真德秀的理学思想、经世思想、文学思想以及他的生平和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等方面,已经取得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过去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还有一些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真德秀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应该注重从整体上的研究。真德秀所留下的思想资源还值得进一步挖掘。     

戴名世法律思想探析

戴名世信守程朱理学,推崇礼教,以“正人心而维持名教”为己任.同时,他主张明刑弼教,严惩盗贼,维护社会稳定.他认为“经世之大者”,莫大于“君子小人之进退”,大声疾呼改革科举制度,以选拔真正的人才.戴名世的法律思想虽没有突破传统的范围,但为我们了解清初法律思想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实例.     

张载实学的历史定位

张载的实学思想包括实事论、践行论、经世论、教化论、科学论等五个方面。它是理学向实学过渡的重要理论环节 ,由此奠定了张载在这一过渡中的先驱地位     

论明中叶史学的转型

明中叶是明代史学的转型期,这表现理学化史学批判思潮的出现、博古考信风的兴起、史汉风格的确立、史学理论的受人重视、经世史学思潮的勃兴．当然,以纲常正统论思想改编旧史,仍有很大的市场。     

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

从纯学术的“考据之学”走向注重致用的“经世之学”,是嘉道之际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为考据而考据的汉学逐渐衰落 ,一些汉学家开始从冥心考古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探究。一度受到汉学冲击的宋学 (程朱理学 )也再度高涨起来 ,一部分理学家在崇程朱为正学的同时 ,积极地以“经世之学”济理学“外王”之穷 ,形成理学经世派。而自东汉末年以来即长期湮灭的今文经学的重新兴起 ,更成为嘉道学术从考据转向经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代前夜的这次学术变动 ,成为启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精神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