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对匈奴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渗透

西汉王朝为打击匈奴而通使西域。为了使西域诸国与匈奴断绝关系,和西汉王朝一起攻打匈奴,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地,西汉对西域诸国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匈奴在汉武帝的打击下,对汉朝称臣;汉王朝为巩固汉匈的君臣关系,对匈奴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     

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

东汉王朝的"三绝三通"西域,虽然是东汉与北匈奴军事较量的结果,然而其与"羌祸"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由于河西、湟中、陇右的羌族起义,直接影响了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羌祸"对东汉王朝"三绝三通"西域的影响,深刻揭示了西域与河西、湟中、陇右的战略关系.     

也谈汉代的乌孙——《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商榷

乌孙,是汉代我国西北地区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之一。她原居甘肃河西地区,后来西迁伊犁河流域,是汉武帝为实现“断匈奴右臂”战略所争取的主要西域部族之一,汉宣帝时隶属汉朝,对汉朝在西域和匈奴斗争起过重要作用。因此对她进行研究,无疑是很重要的课题。     

匈奴和亲政策初探

匈奴曾建立过一个十分强大的政权,与中原王朝以及周边其他民族保持着时战时和的状态.其中,和亲政策在匈奴处理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尤其是与汉朝的关系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骄踞接受到被迫提出,从轻视到重视,从仅与汉朝和亲到运用和亲拉拢西域乌孙、车师等,匈奴对和亲的认识不断发生转变.可以说,在与汉朝的互动中,和亲逐渐成为匈奴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汉朝运用得更为灵活.     

“拂菻国”小考

根据我国文字记载,古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交通往来最早开始于汉朝,即汉武帝建元中期汉中人张骞三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8—126年第一次前往西域,原打算联合大月氏共同打击北方强敌匈奴,但没有成功.公元前119—115年又先后两次出使西域,打算联络乌孙与西域其他国家共同对匈奴作战,均由于中途迷失方向,目的没有达到.但他的副使堂邑义却因此到过大宛、康居、     

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

武帝以前高祖、惠帝和高后时期，由于国势不振，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来“约束”匈奴侵扰。但是，匈奴一再背约的现实，迫使汉朝统治者对以往单纯依靠和亲以消弭匈奴入寇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文景之世，在继续与匈奴和亲的同时，还采取了向西北边地移民和入粟于边以拜爵、除罪，建立官营牧马苑和鼓励民间养马等积极防御措施，使汉朝在西、北边塞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从而为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西域”名义考

西域名号的使用,在《史记》中已经有所反映。以为西域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或者得名于西汉宣帝时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匈奴早期在对西域地方的控制中据有优势地位。于是有匈奴西域的方位代号,史称皆在匈奴之西。汉武帝时代汉与匈奴的实力对比扭转之后,汉帝国的西域阨以玉门﹑阳关。以为西域就是西国的认识,是有历史依据的。汉代文献可见所谓西域、东域、北域、南域,都是指民族结构成分复杂,中原文化影响薄弱,中央政权行政力量已经介入,却不能有效全面地施行控制的边远地方。徐松以所谓界中国之西理解西域名义的准确内涵,可能是比较合理的。由此对于汉王朝与西域的外交关系和军事关系,汉王朝与西北的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才可以获得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     

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班彪的羁縻南、北匈奴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更有利于东汉王朝控制整个匈奴。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他的和亲无益、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羁縻不绝、有来有往以及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思想观点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观点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班勇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他恢复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班彪祖孙三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家世有关;既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时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汉代西域都护设置的时间及其职责相关问题考辨

西域都护是汉王朝为保持干预西域事务的强大影响力、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而设立的管理西域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河西汉简和传世文献中元康年间的"都护"都是当时完整意义上的"西域都护"。神爵二年之前,西域属于汉匈争夺地区。神爵二年,随着匈奴日逐王降汉、车师彻底被汉王朝占领,匈奴在西域的主体势力基本瓦解。西域都护军政职能的强化,不仅对西域南北道诸国进行领护监管,还统一管辖了包括屯田机构在内的汉王朝在西域的其他机构,因此,传世文献称西域都护建立于神爵二年有其合理性。西域都护具有使者、"加官"性质,是汉代领护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职;西域都护通过"护道"实现"护国",通过"护国"最终实现汉王朝打击、孤立进而迫使匈奴臣服的战略目标。     

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

西汉武帝执政时,汉朝政府为了联络月氏、乌孙,对付匈奴,曾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黄文弼先生曾发表过《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载该氏《西北史地论丛》一书)一文,略述其出使年代和路线。文中称,出使时间“第一次为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使大月氏,元朔三年(前126)还,居外凡十三年;第二次为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使乌孙,元鼎二年(前115)还,去来凡五年。”其出使路线,黄文也有考述,但文字过于简略,有些问题仍有研究的必要。     

匈奴“僮仆都尉”考

在汉王朝对西域实施有效控制之前,匈奴势力对这一地区有显著的影响。这就是所谓"西域诸国"皆役属匈奴"的时代。《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僮仆都尉"是汉文义译匈奴官职特例之一。分析"僮仆"取义以及"僮仆都尉"居地和"僮仆都尉"设置的时段特征,对于理解和说明这一阶段的西域史和匈奴史,是有意义的。     

西汉前期西北民族研究

西汉建立之初 ,国势衰弱 ,而其北方的匈奴却很强大 ,并不断对汉朝西北边境侵掠 ,向河西、河湟和西域地区扩张 ,以及汉朝大力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 ,加强西北边防建设的一些具体措施。本文认为 ,在敌强汉弱情况下的和亲政策 ,以及汉朝为发展经济和加强边防建设的政策、措施 ,乃是对付强敌的一种积极的防御政策     

论左宗棠与新疆开置行省

新疆古称西域,在远古时代即与内地有了交往。《山海经·大荒西经》和《穆天子传》,对葱岭以东的山川形势和风土物产,均有记述。为了反击匈奴奴隶主的斗争,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曾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西域与中原的交通,密切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公元前五九年(汉宣帝神爵三年),匈奴内乱,管理西域事务的日逐王降汉,宣帝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从此,西域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后,历朝在西域都设有军事、行政管辖机构。西域各族人民,早已与汉族人民生活在一个民族大家庭中。     

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朝政府和匈奴在今甘肃西部的祁连山北麓,进行过一次重要战争,这是汉、匈关系史上具有关键性作用的一次战争。战争的结果,汉朝和匈奴的政治、军事势力对比开始发生变化;加上汉武帝在此基础上把战果的影响继续扩大,这样,汉朝在军事上由原来的劣势逐渐转变为优势,匈奴在军事上的优势开始转向劣势。可以这样     

浑邪考

浑邪部,地处河西走廊及新疆东部,扼守丝绸之路孔道,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她所属人口众多,但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一年之内,被汉朝军队杀、虏及随同浑邪王降汉的,就有九万多人,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休屠部人。因此,无论就汉匈关系、汉与西域的关系、匈奴与西域的关系,浑邪部无疑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怪乎在汉武帝元狩二年一年之内,汉朝军队连续两次向匈奴发起的猛烈攻击,其打击对象都是浑邪、休屠二部,     

试论晁错边疆移民政策

边疆问题一直是汉初的严重问题。匈奴自从在公元前206年击败东胡以来,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势力日益强盛,成为汉朝北边的最大威胁,故西汉政权建立的第二年(当时楚汉还在相争之中)便修缮河上要塞,发关内之卒登塞备胡。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匈奴乘中原内战,疲于兵革的时侯,迅速扩张军事力量,控弦之士已发展到三十余万。接着,匈奴围汉朝的韩王信于马邑,韩王信因遭汉朝猜忌而投降,遂与匈奴联结骚扰汉的边境。七年,刘邦亲自带兵三十二万追击韩王信的军队,前锋进至平城,被单于冒顿的精兵四十万围困在白登山,几乎全军覆没,后来用了     

谈谈左宗棠平定“哲德沙尔国”

新疆,在乾隆皇帝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定名为新疆之前,历史上称之为西域。西域,是指我国甘肃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和天山南北等的广大地区而言。 西域同祖国内地的联系,在遥远的唐虞时代就有了往来。公元前二世纪左右,西域分为大小三十六国,为当时匈奴冒顿单于所征服,在当地掠夺人口,索取贡税,并据此向西汉侵犯。汉武帝为了联络住在伊犁一带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从此,西域同内地的经济、文化等联系,逐渐密切起来。     

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

匈奴是中国古代活动在北方蒙古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东汉初年,因自然灾害和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分裂为南、北二部。东汉政府对北匈奴采取了羁縻安抚、分化瓦解、武力征伐等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北匈奴的侵扰,维护边境的安宁。     

对西汉官员投降匈奴问题的初步考察

从汉朝官员投降匈奴的情况看,既有受皇帝猜忌和政治迫害而投降匈奴者,又有出使匈奴时主动投降者,也有出使匈奴遭到扣留而被迫投降者,还有兵败主动投降者或被迫投降者.尽管各类官员投降匈奴的具体原因和途径不尽相同,但都与汉匈军事实力的变化、汉朝恶劣的政治环境、匈奴单于的积极争取以及匈奴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对汉朝官员投降匈奴的问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宜对他们全盘否定,也不宜全盘肯定.应该一方面要明确指出他们的危害,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分析他们投降的背景,同时还要客观认识他们对匈奴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桑弘羊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桑弘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及反对汉与匈奴和亲等三部分所构成。桑弘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汉朝认真对付匈奴的原因及方略,并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国家是否应把施政的主要精力放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这一重要问题,从汉与匈奴和亲不可能达到双方修好的目标、汉与匈奴和亲有损汉朝皇帝的颜面两个方面阐述坚决反对和亲的理由。桑弘羊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又受前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还与当时边疆地区的安全形势和民族关系形势有着密切联系。桑弘羊的民族关系思想虽有一定的偏激之处,但对西汉王朝民族政策有着较大影响,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桑弘羊虽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惨死,但当世和后世之人却给予他积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