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古今学对九识学说的不同解读——兼论《宗镜录》对此问题的态度

唯识宗立八识学说,以阿赖耶识为第八根本识.<金刚三昧经>、<密严经>等经典中出现了"九识"这个名词.真谛的唯识古学系统认为九识是"阿摩罗识",为阿赖耶识之上的真常净识.玄奘一系的唯识今学认为,"九识(阿摩罗识)"是阿赖耶识的别名,阿摩罗识在两种情况下可以指称阿赖耶识:其一,因地的第八阿赖耶识自性清净而有染污,阿摩罗识则专指阿赖耶识之清净性、自体分;其二,庵摩罗识是阿赖耶识的"果上之名",指阿赖耶识通过唯识五位之修证、断尽烦恼所知二障成佛之后的究竟清净心体.永明延寿在<宗镜录>、<心赋注>等著作之中,对唯识古学与唯识今学的"九识"思想都有引用,但总体上倾向唯识今学.     

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的诠释: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考察

司马光是宋代<中庸>诠释的儒家先行者之一,但其<中庸广义>一书佚失已久,学者鲜能了解到其具体的诠释思想与理论特色.笔者根据卫涅的<礼记集说>中所辑出的若干材料,与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中的相关材料相结合,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来具体讨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诠释.从后来成为主流之道学的学术范式看.司马光对"性"与"诚"的论述都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从另一方面看,司马光提出的诸多问题,不论其论"性"还是论"诚",都成为了后来道学的核心语汇.因而,不论是义理上还是经术上,司马光一方面承接着汉唐之旧传统,另一方面虽指向了宋明之新风气,但又尚未达到穷深极微、洞彻心性本体的境界.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论战国楚简从"心"之字与心性之学

穷尽收集<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六册)中的"心"符字,从中择其要者50例,分字形不见于<说文>的从"心"之字、字形见于<说文>而意义不同的从"心"之字以及形扣义同于<说文>而义不行于后世的从"心"之字等三类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是,大量从"心"之字在战国楚简中出现应非偶然,也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现象,应当具有深刻的人文意蕴和社会原因.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楚简"心一符字的大量出现应与战国时期盛行的心性之学有某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性之学在战国楚地的流行.     

吴康斋哲学思想之特色及其意义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康斋哲学思想的特色及其意义作了一简要概括,指出康斋思想的特色在于"一禀宋人成说",即严守朱子之矩镬;康斋哲学思想的意义在于其对明代心学有"启明"作用,即其所谓"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其实,康斋之学乃圣贤之学,其对明代心学之"启明"并非学理上之"启明",而是笃志圣贤之实践.康斋之人格与实践乃康斋哲学思想的特色与意义之所在.     

朱熹"中庸"解的实学思想——兼与二程"中庸"解之比较

朱熹"中庸"解的实学思想,既源自二程以"实学"诠释<中庸>,又形成于对二程后学追逐"未发"而求"中"的批评.正是这一实学思想,使得朱子在解读"中庸"时,能够在二程"中庸"解的基础上,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中庸"之"中"代替二程的"不偏之谓中",强调"已发"时的随时以处"中";以"平常"解"中庸"之"庸"取代二程的"不易之谓庸",强调"无过不及"的"平常",把"中"与"庸"统一起来.这种解读既体现出朱子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想,又是对二程"中庸"解的发展.     

先秦儒家道德价值内倾性向度发微——由“思无邪”说起

儒家道德价值内倾性向度始于孔子重新诠释"思无邪",立诗教,倡"下学上达"之仁学;而<中庸>进一步将儒家道德价值内倾化,提出了一个由诚至思诚,至诚尽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天人贯通的形上理论架构;孟子最终将其安顿落实于"心",并由内圣外王两方面作了发挥,为宋明理学内在超越之路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对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朱子《中庸辑略》芟节石《中庸集解》原本条目考

<中庸辑略>系朱子删定石(敦山)<中庸集解>而成,原本辑录的十先生<中庸>说被芟节多达134条,比例几近30%.经此"再造"的版本异同,固已不同于一般而论的版本文字差异,而宜视作删订者的主观故意行为.本文采用文献考证、数量统计等方法,结合整体考察和个案分析,揭示朱子芟节的"义例"及其潜在的诠释意图,并将此置于朱子学术思想的发展环节来试作讨论.     

《礼记·乐记》之"心"与《孟子》之"心"

今本<礼记·乐记>言心计三十处.共有内在心智、常情、心术品性、百姓的情感意愿所向四种内涵.<乐记>言心构建了"心-物"互动的"应感论",注重人内在主观能动性的双向调整作用.与之时代相近的孟子同样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二者在依心立言的其它方面却呈现出不同.其一,二者对于"欲"的态度不相同.其二,二者对于"诚和伪"的认识不同.其三,二者对于"觉"的理解不同.其四,二者对于"礼仪教化"的看法也不相同.唐君毅先生称孟子之心为"性情心或德性心",文中则概括<乐记>之心为"应感心或省察心".思想之分异,正根源于人心所见之分异.比察<乐记>与孟子之心异,以略见二者思想之异.     

许衡《大学直解》与《中庸直解》的口语注释初探

许衡是元初朱熹理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其著作《大学直解》和《中庸直解》运用了大量的口语来注释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和《中庸》，提供了口语训诂的新视野，不仅使经典通俗易懂，也为研究近代汉语口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实例。     

论《大学·中庸》的精细化思想政治教育观

《大学·中庸》蕴涵着丰富的精细化思想政治教育观,即广大与精微的辩证统一、制度沿袭与制度创新的辩证统一、选拔人才褒与贬的辩证统一、精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在于常规化、精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精髓在于真诚、精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标准在于慎独。     

《大学》：文本、思想史与当代视域——以“诚”、“明”为核心

历代对《大学》之“诚”“明”的解释,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而这些解释构成的阐释链虽有历时的变形,但将之与《中庸》作横向的比较,又可以发现其相对的一致性。《大学》文本的文献学问题,实际上可以归之于思想史的问题。而思想史的问题,往往与儒学的时代背景与命运紧密相关。《大学》的“诚”“明”比较鲜明地体现了心性儒学的特点。无论内圣是否能开出新外王,儒学的现代命运都值得当代人认真思考。     

"忠恕-絜矩之道"与社会和谐

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学>的"絜矩之道"是原始儒家关于人际行为的重要规范."忠恕之道"是孔子践仁的基本行为原则,"絜矩之道"是对"忠恕之道"的继承与发展."忠恕-絜矩之道"的推行,有效维系了我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和谐.人际关系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维度,因此,对于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大学》《中庸》中“诚”哲学理论解读

《大学》《中庸》以"诚"这一概念为核心,构建出一个以"心性"哲学理论为根本、由心性修养之"内圣"而开出"修齐治平"之"外王"的道德政治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修身为治平之本,而"诚意"则为修身之要。所谓"诚意",即"毋自欺",即"率性",就是复归人皆有之之"赤子之心"和天命之性。"诚"不仅是修身之要,而且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而为三的人道之功。致"诚"明道的途径有二,即"自诚明"和"自明诚",亦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两者相辅相成。这一理论集中反映了战国时期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完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人伦社会的“情理”秩序

儒家共同体的伦理秩序是涵养群体成员之个人的德性,自他相互待对的德行。其德性乃知仁勇三达德,其德行乃孝悌慈三达道。天地自然的天道具有"保合太和"之所以然的原理,天下人事的人道则有"执中致和"之所当然的道理。儒家天下共同体的经营目标是建设太平世界。这种大同社会是通过为万人的公心实现的,而不是为个人的私心。在公平社会里,为了自他身心的共生共存,相互沟通、共鸣、配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个人有身心的内外。在上下、前后、左右立体空间的共同体中人与人相互交际而生存。人间事是人类本然地形成共同体,在自他的人际接触中相互行事情理。换句话说,人与人相互交流情感,"我"与"他"共同行事与生俱来的德性即义理。德性是人的性能和能力,也是能动性、可能性、自律性。德性正是《大学》中真正及而得之的"能得",还是《系辞传》中真正亲密相爱的待对的"能爱",又是《中庸》中真正使之为之的"能化"。德性常有德行同伴。德性的教化与音乐的教化性相比,又称之为德音的德化。正如在"敬义立而德不孤"和"德不孤必有邻"中所看到的,有德者是具有社会性的人。德性表现为德行,作为在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即自他的交际关系中实行仁义礼智德目的人间事发挥其作用。社会共同体是个人的"我"与每个人的"他"共同行事人事的群体。我自己作为一个成员尽自己的本分,他人作为共同体的每一个人尽大众的本分。所以自他都要"一是修身"而诚身,涵养知道自己本分的社会性。从本质上说,人禀赋的本分是德性,乃智慧、仁德、勇气,在共同体中,"我"与"他"交流的情理秩序是孝行、悌德、慈爱。德性是能动的自律性,德行是社会的和谐力。因此知道自己的本分正是让别人知道自己本分的原动力。孝行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父母上,还应当"推己及人"扩散到社会上的大众人,这样才能"主忠信"。儒家教化的意义在于自发的感化,而不是他律的教育。德治主义或德政重视的亦是个人的自律性。现代社会的不和谐现象基本上是源于所有方面的都市化。应当更加重视儒家的公私区分和义利之辨的意义。这种儒家的"能爱"主义折中了杨朱的"为我"主义和墨家的"兼爱"主义。     

宋代《四书》文献著者的地域分布初探

儒学发展至两宋时期,《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影响日趋重要,并随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而最终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从而在儒家经学及传统学术中占有显要地位。因宋人有关四书注解的著述卷帙繁多,著者人数甚众,其社会、政治、学术情况也复杂多样,为此,文章将就宋朝《四书》类文献的著者情况,如人数、年代以及地理分布等作一探析。     

孙武与中庸思想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庸思想强调和谐,而军事思想强调争斗,因而把中庸思想和军事思想绝对地对立起来,导致研究中庸思想的人往往忽略孙武的军事思想,而研究孙武军事思想的人往往忽略其中所包含的独特中庸观。文章试图通过对孙武军事思想的研究,揭示其中蕴涵的独特而丰富的军事中庸观。     

儒家“四书”尊贤使能社会公正思想探析

儒家"四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尊贤使能社会公正思想。"四书"尊贤使能思想有贤才的标准和选贤、用贤、养贤的措施等内容。《论语》不拘一格举贤才的思想扩大了贤才的来源;《大学》惩罚蔽贤者,罢退疏远不合格执政者的措施为尊贤使能提供了重要保证;《中庸》愚者、不肖者可向智者、贤者发展转化的思想与可行性措施为造就更多的贤才指明了方向,促进了举贤才下移;《孟子》礼贤、养贤说为尊贤使能提供了精神鼓励和物质保障,促进了贤才社会作用的可持续发展。"四书"尊贤使能社会公正思想的特点是尊贤与亲亲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