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孟子《诗》说在汉代的影响——以齐诗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诗》义阐释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意义,而淡化对《诗》的原始意义的探寻,这是汉《诗》的经学化阐释的重要表现,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做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的源头何在,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齐诗与孟子诗学观的比照发现,齐诗的经学化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     

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的影响

汉代三家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这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论《毛诗·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及其成因

《毛诗》的大、小序,是汉儒传承的周代诗教时代的经典文本。周代诗教是礼乐的实际应用,其声歌之学中原本包含义理的部分。汉代《诗经》礼乐功能失落,《诗》学缩小为以义理为宗的经学,但其解诗系统仍传自诗教时代。《毛诗》在这方面的价值最高。《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的成因,正在于其是对诗教时代诗学的传承,其理论文本是六义之学的浓缩,不仅对诗教时代的群体诗学的原则作了高度的概括,而且也奠定了后世个体诗学的基本理论。无论是在《诗经》学还是一般的诗歌理论方面,都具有后世所无法取代的价值。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孟子与两汉《诗》学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传经的一大功臣 ,他的诗学思想对汉代诗学有深远影响。孟子的某些观点为汉儒所继承或发挥 ,四家诗皆与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而孟子的诗论则初步限定了汉代《诗经》学体系的框架 ,奠定了汉儒说《诗》的规范 ,至此 ,“仁义”理念成为诗学的焦点与亮点。     

“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经学化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最先强调了读《诗》者在《诗》义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意味着读《诗》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诗》义;还可以通过主动推求去寻找《诗》的创作意图。《韩诗外传》正是汉《诗》践行孟子"以意逆志"观的突出代表。《韩诗外传》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传承,不仅展现了《诗》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飞跃,同时也证明了汉诗通过《诗》义阐释传达经世意图的经学化倾向正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     

汉代《诗》学渊源新论——孟子与汉代《诗》学渊源的地域性考察

汉代《诗》学渊源问题是聚讼千载的公案,素来学界多将之归于荀子,而于孟子的传《诗》之功却鲜有置喙。但是结合最新考古成果、从文化地理角度对影响先秦两汉时期《诗》学发展的地域文化因素详加梳理却会发现：先秦时期至汉代初年,孟子的活动场所与影响所及,主要集中在齐鲁和南楚地区,而这两大区域恰恰是春秋以来《诗》的主要传播地与保存地,共同的地域文化倾向与共同的传承者,不仅为两者在秦汉年间的汇流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汉代《诗》学中呈现出的诸多宗孟面貌提供了合理解释。换而言之,从地域文化角度来看,汉代《诗》学导源于孟子的倾向明显。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诗学意义

孟子诗学思想为古代文学理论之奠基,历来为学者所重并多方探讨研究。然对其"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一语所蕴之诗学意义,学界却似有忽略。笔者拟就此略陈管见,从中寻绎其文学批评因子,期以抛砖引玉。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之嬗变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光辉起点,后世许多有重大影响的诗学理论无不滥觞于此。孔子是先秦儒家诗论的开创者,上博竹简和郭店楚简的发现揭示了孔子诗学理论注重政教和抒情的二元性特点,同时竹简表明七十子诗学上承孔子诗学,下开孟、荀诗学理论,填补了孔、孟、荀诗学理论关系之间的空白;孟子诗学主要为其论辩服务,以诗论政,而荀子将诗学理论政治化,融诗入政。竹简的发现给先秦儒家诗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面貌。     

从荀子的天人观看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衍化

“天人之辫”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孔孟苟虽同属儒家,但他们对“天人之辩”的不同解答,正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孔子“天人之辩”中对天的理解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主张人要顺天命;孟子主张人通过“尽心”、“知性”过程,最终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使得儒家哲学走向了唯心主义;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了《老子》、《管子》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放在了天人相分、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上,克服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弊端,在巩固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将儒家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张岱年论先秦儒家的人学思想

先秦儒家的人学思想主要体现为孔子、孟子与荀子的人学思想,具体而言：人的本质：孔子提出“仁“;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人的价值：孔子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有贡献;孟子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天爵“、“良贵“;荀子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人有“义“。人与自然：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表达“天人合一“,但《论语》中相关话语却蕴涵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孟子讲“知性“则“知天“,体现了人道与天道的统一;荀子提出“天人分异“的思想。人与社会：孔子强调了人对社会的责任;孟子反对杨朱的“为我“思想,折射出孟子注重群体价值倾向;荀子提出“明分使群“的观点。人格与精神境界：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圣人,孔子认为,能够“博施于民而济众“的人就是圣人;孟子提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只有做到“尽心、知性、践形“,才能成为圣人。先秦儒家人学思想既有合理性的因素,也有显著的历史局限性。其合理性因素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     

沧浪之水与儒家之道

水作为喻体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从孔子以水来喻道起,儒家学者不断地借助水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思想。然而,自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分化和变异,孟子以"沧浪之水"对仁的解释更侧重于从人的内在心理说明仁的道德属性,并为后世儒家所继承,最终开出一个"内圣"之道。"内圣"与"外王"共同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处世哲学的核心精神。     

孔孟荀“天命观”认识发展刍议

孔子、孟子和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继承者，他们的学说在很多方面有着一衣带水的亲缘关系。在对“天命观”的看法上，三人作为儒家学派不同时期的代表，显示着不同的时代性，不同的认识性。     

先秦诗歌鉴赏的发展轨迹

就现有资料而言,先秦时期较早的诗歌鉴赏者是季札。季札的诗歌鉴赏是诗乐结合,只谈对作品的笼统感受。季札之后的诗歌鉴赏代表者是孔子。孔子的诗歌鉴赏具有摘句鉴赏和整篇鉴赏两种形式和概括诗之主题、揭示诗之情感、表达读诗感受三个特点。孔子之后的诗歌鉴赏代表者是孟子。孟子的诗歌鉴赏形式与孔子的相同,但其在鉴赏实践中具有阐述鉴赏理论、引用他人的鉴赏材料、结合生活实际理解诗意等特点。从季札诗歌鉴赏到孔子诗歌鉴赏再到孟子诗歌鉴赏,大致反映了先秦诗歌鉴赏的发展情况。     

元曲三句鼎足对的审美意蕴

元代散曲＂诗乐一体＂,其中的＂三句对＂又名＂鼎足对＂,或称＂三句鼎足对＂,体现出绘画美、音韵美、意象美的审美意蕴。马致远、乔吉、张可久、徐再思等以赋、比、兴的手法写景寓情,以鲜美而易逝的意象叠加成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景,再配置优美而又充满活力的声韵,从而体现出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及隐逸情调,实现了对自由旷达人格的肯定。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孟子、告子对孔子“人心之性,生命之性”的继承和发展

从先秦儒家中孔子的习言性、孟子的心言性、告子的生言性等对“性”的不同观念和理解,可以看到诸子都是十分重视“性”的.并围绕这一观念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通过寻找“性”观念的起源,以发现儒家此一观念的历史根源.然后通过对孔子的分析揭示孟子及告子对孔子“性”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儒家三子对“性”的不同的理解和阐述对先秦儒学人性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其后中国儒学体系构建具有深刻的影响.     

孟子性善论的源与流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基础,孟子被认为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然而孔子却未对“善”作过专门论述。老子称“上善若水”,孟子“道性善”,二人有关“善”的思想是否存在某种渊源？在人人都对“善”充满美好向往的先秦时代,荀子为什么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人之性恶”？董仲舒在审视孟苟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三品说”,“性三品说”能否成立？厘清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这些问题就会得到合理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