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

敦煌出土的十世纪前后的离婚文书多称为“放妻书”。此“放”字乃放归本宗之意,本身并无贬意。“放妻书”所开列的离婚理由都是夫妻不谐,属“和离”范畴,与“七出”、“义绝”等全然无涉。因此,协议离婚时,语气都很缓和,绝不见“斥”、“逐”、“弃”之类词汇。离婚书的主要用途,一是用于户籍除附;一是供再婚之用。封建礼教乃是汉魏以降历代律令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但礼教毕竟不同于律、令,也不必都入律、令。律、令的各条款亦不必都是一本于“礼”。就剥夺妇女的婚姻自主权而言,“礼”和“律令”是一致的,而就剥夺寡妇的再嫁权而言,祸首就是“礼”,而不是律、令。     

近代汉语使役动词及其相关的句法、语义结构

近代汉语使役句中使役动词主要有:令、遣、使、教、著、放等,因之构成的并列复合词有:令使、使令、令教、教令、遣放、放教、著令等,它们原本都有特定的意义,因为常作兼语式的第一个动词(“NP1 V1[使/令/遣] NP2 V2”中的V1),使其具体意义逐渐虚化,最后变成纯粹的“致使、使让”的使役义。它们产生和使用的时间先后不一,其中“令、使、遣、教”在秦汉时已用,“教、交、著”等在唐宋时常用,“叫、让”字句在明清时才逐渐使用。“使”、“令”、“遣”等其原始义即为命令、派遣义的动词,“教、交、著、叫、让”等用作“使令、使役”义则引申途径较为曲折,因而在使役句中,所表的使役强度在语义、语用上强弱有别。     

“鬲”非奴隶辨

对于西周时器铭文中的“鬲”或“人鬲”,史学界历来认为是奴隶。对此,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以下提出自己的浅见,希望得到史学界同行的教正。一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鬲”与“人鬲”的材料只有两条:成王时器《令毁》铭文。“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公尹白丁父兄于成。戍冀司气。”康王时器《大盂鼎》铭文;“锡汝邦司四     

《二年律令·户律》与高祖五年诏书的关系

《二年律令.户律》是吕后二年颁布的有关名田宅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名田宅制度关系到刘邦时期的“与田宅”令是否实行及其到吕后时期的前后变化。我们认为高祖五年诏书的“与田宅”令已经制定了按爵级身份名田宅的制度,萧何编订汉律时这部分内容由“令”入“律”。《户律》所见名田宅制度是现实中真实实行的制度,其中对违法欺诈行为的惩罚条款应是吕后二年修订汉律时增补的内容。吕后二年调整食邑政策是造成田宅标准偏高的主要原因,民爵和官爵的划分也是在吕后二年定型的。     

《礼记》"月令"之"令"考辩

《汉语大词典》、《辞源》释“月令”“春令”“夏令”“冬令”所引例句皆出于《礼记·月令》。在《礼记·月令》中 ,这是一组意义相关的词语 ,其中的“令”都是“政令”之义。《汉语大词典》和《辞源》将“冬令”之“令”释为“政令” ,这与《礼记·月令》语境文义相吻合 ;而将“春令”“夏令”“秋令”之“令”释为“节令” ,这与“令”所处文本语境意义相悖。这两部辞书对这一组意义相关词语的解释未能充分顾及其含义上的相关性 ,因而释义前后抵牾 ,缺乏准确性。本文考察了《礼记·月令》的文本语境 ,并结合儒学“礼法自然”的思想观念 ,对上列词语中的“令”进行了考释。     

对"一从二令三人木"的分析与补白

“一”、“二”、“三”三个序数词代表了王熙凤人生历程的三个重要阶段。“一从”是指她嫁给贾琏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夫唱妇随 ,即“出嫁从夫” ;“二令”是指她执掌荣国府大权后发号施令 ;“三人木”是指她失势后被贾琏休弃。“一从”是“二令”的基础 ,而“二令”又带来了“三人木”的恶果。对于“一从” ,曹雪芹采取“留白” ,即不写之写 ;对于“二令” ,则采取详写 ;对于“三人木” ,却因去世来不及写而被高鹗错写     

1916年中亚起义直接起因辨析

1916年中亚起义的爆发,具有极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这次起义爆发的最直接原因是1916年6月25日沙皇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后方征调“异族人”从事劳役的命令,即“征调夫役令”,这也进一步暴露了沙皇在中亚地区进行军事殖民的实质。学术界有关沙皇“征调夫役令”是“征兵令”的提法是不恰当的。     

“花儿”音乐调式初探

“花儿”也叫“少年”,是一种民族民间歌曲,在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回族、土族、东乡、保安和汉族人民中间广泛流传着。“花儿”音乐,曲调高吭、豪放、悠扬婉转、跌宕起伏,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花儿”音乐都有标题,称为“令儿”,它一般以流行地区(如《河川令》、《马营令》)、民族(如《土族令》、《保安令》、《撒拉令》),或以衬词(如《尕马令》、《咿呀咿令》)命名。     

岳麓秦简释读零札（三则）

《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为吏治官及黔首》简9“智爱有亟”当读为“知爱有恒”,义为“（居官者）知道关爱（其民）要能恒久”,即要恒持慈爱之心。《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简43—44“故黔首见犯此令者,及虽弗见或告之而弗捕告者,以纵辠人论之”,当断为“故黔首见犯此令者及虽弗见或告之而弗捕告者,以纵辠人论之”;简19—20“县道官谨以讂穷求,得辄以智巧■讯。其所智（知）从人、从人属、舍人,未得而不在讂中者,以益讂求,皆捕论之。”当断为“县道官谨以讂穷求,得辄以智巧■讯其所智（知）从人、从人属、舍人,未得而不在讂中者,以益讂求,皆捕论之。”     

“十字令”拾趣

“十字令”是每句用数字开头，从一到十依次排列，一共组成十句的一种小令。古往今来有许多“十字令”广为流传。     

岳麓书院藏秦简始皇禁伐树木诏考异

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事业刚刚完成,有很多重要的政务需要君臣协同处理,皇帝出巡,既无充足的时间,也乏充分的理由。更重要的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出巡时,曾下令伐木赭山以惩罚敢于兴风作浪的湘山之神湘君,如果禁伐树木诏发布于二十六年,二十八年以后将失去法律效力。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秦律令抄录于秦末,说明这条诏令直到此时仍然具有法律效力,也证明其发布时间应该在秦始皇二十九年的出巡期间。     

试论秦简牍书与秦小篆的关系

秦简牍书与秦小篆同出一源,但由于笔画与笔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二者在书法史、文字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相距甚远:秦简牍书是汉字演变过程中一个至为关键的环节,它的流变历程直接关系到汉字主流———楷书的形成过程;而小篆更多地是充当探索古文字的一个参照体。     

先秦秦汉时期的天、君、民关系述论

先秦秦汉时期,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上天和所谓代表上天的君主的作用产生了质疑,而对民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则越来越重视.他们或者认为既要尊天,又要保民;或者认为天事和人事互不干预;或者认为君主的地位是有民众决定的;或者认为天意就是民意,以此约束君主的行为.这些对天、君、民关系的认识,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秦桧与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

南宋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是特指阿谀秦桧之作而言的,为秦桧歌功颂德之作数量的巨大与吹捧程度的露骨,是其主要表现。谀颂之风的背后,固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即南渡士人重见中兴的期望,但究其产生的本质原因,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实际上是文字狱的另一面。阿谀秦桧与文字狱都是秦桧作为权相的特征,两者有着很深的连带关系,是同一根源的文化现象,前者是秦桧欲附己而发,后者是秦桧因排异而起。     

扬州琴作制琴工艺与古籍记录制琴工艺比对研究

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二批人类文化口头与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斫琴、髹琴工艺是本民族独有的文化,在扬州地区自古流传有绪,而在今天亦得到很好的传承。     

战国时期秦对六国外交策略的演变

战国时期 ,秦国的外交策略灵活多变 ,孝公、惠王、武王、昭王、秦王政各朝大都能依据当时秦国的国力状况和国际形势确定不同的外交策略。事实说明 ,这些策略无一不切实可行而成效显著 ,它们削弱了敌人 ,壮大了自己 ,大大地加速了秦统一全国的进程     

论《国殇》为秦人所作及其相关问题

《九歌·国殇》一篇之作者、作时及创作主旨,传统认为乃屈原为纪念楚国历年战争中为国牺牲之将士所作。但从《国殇》与《九歌》它篇风格之迥异及其语词绝不类于屈原所作《楚辞》它篇来看,《国殇》不仅非屈原之所作且也非《楚辞》之所属。而从《国殇》与《诗经.秦风.无衣》风格及《汉书》等文献所述秦人风尚之比较来看,《国殇》之风最近秦人。而考之《史记》等相关文献,《国殇》最有可能为秦人纪念在长平之战中死去的国中少年所作,其时间当是长平之战后即公元前260年后这一时间段。     

《秦子簋盖铭文》及其相关问题考释

在辨析前贤观点的基础上,联系<秦武公钟铭文>与<史记>的相关记载,推断<秦子簋盖铭文>中的秦子应该是出子.铭文中的"姬"姓女子与<秦武公钟铭文>中的"王姬"系同一人,她是宪公的正夫人、出子的生母.出子被称做子,既不属于子爵称子,也不属于"公侯在丧日子",而是秦国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由这件簋盖铭文可以推断其他几件秦子器亦为出子时作.     

秦始皇移民政策的政治功能

秦始皇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其中政府组织大规模移民活动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秦始皇广泛推行的移民活动对秦王朝统治的建立和巩固、国家统一、政治制度确立和边疆的开发有积极作用.移民政策成为秦始皇维护政治统治和消除内部矛盾的重要手段.     

秦简中的量词及其历时演变

六批秦简共有量词47个,物量词系统完备,动量词系统已经萌芽。秦简量词研究改写了我们以前从传世文献量词研究中得出的诸多结论,具有历史词汇学价值。与甲金文相比,秦简量词在数量上有了进一步发展,语法化也更进了一步。但量词与名词的搭配还不确定,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尤其是"数.量.名"结构仅2见,反映了秦简量词发展的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