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泄愤事件的社会心理学透视

社会泄愤事件是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它不仅对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造成严重的冲击和破坏,而且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成为了风险社会的标志.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与人们的社会心理密切相关,在社会泄愤事件中集中体现了人们意识盲目性、参与自发性、行动叛逆性、冲突非理性的群体心理特征.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引起社会泄愤事件产生和扩大升级的主要心理因素有:社会认知偏差、情绪感染和行为模仿、群体压力与个体匿名、社会类化与盲目从众和社会偏见与首因效应.     

“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心态分析

＂秩序具有优先于一切的政治价值＂。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公共秩序危害巨大,其中尤以＂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为最烈。＂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演变,不仅具有利益、制度、体制、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的成因,更重要的是盲目从众、借机发泄、冷眼旁观、被迫依附、安全焦虑等不良社会心态是事件发生和演变的＂温床＂。本文在调研和实地观察的基础上,力图解剖各种不良社会心态在＂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研究

秩序具有优先于一切的政治价值,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公共秩序危害巨大,以＂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为最烈。＂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演变,不仅具有利益、制度、体制、文化和心理等多个层面的成因,更有其独特的生成机理。     

网络商业谣言的成因探析——以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为例

从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可以看出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信息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若干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要素间的制约/影响关系又是与特定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商业谣言从生成到传播扩散至一定规模,与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受众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市场竞争激烈而商业道德缺失的社会环境是网络商业谣言产生的温床。金银花产品自身的鉴定问题增加了事件的模糊性,导致自身易发谣言。受众恐惧心理和科学常识缺乏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的传播。而媒介既是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渠道,也是治理网络商业谣言的有力工具。     

论突发灾难性事件中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的配套报道

在资讯日益发达的今天 ,威胁民众生命的突发灾难性事件一旦发生极易导致谣言产生和社会的紊乱。因此 ,大众媒体应按照新闻自身的传播规律 ,将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合理配套传播 ,才有利于提高报道的质量 ,降低突发灾难性事件报道的负面效果 ,才有利于控制谣言 ,安定民心 ,稳定社会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功能分析

群体性事件具有一定的积极功能。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风险的风向标、政治生态的曝光台、社会矛盾的聚光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群体性事件的这些积极功能使党和政府意识到我国当今社会存在的社会风险、社会矛盾以及政治生活的消极腐败现象,推动政府不断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论成功谣言的特征及粉碎谣言的途径--以“谣盐风波”为例

谣言作为人类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与人类如影随形.成功的谣言大多具有相似的特点,它们的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对社会的安全稳定产生较大威胁,严重影响公众的正常生活.以2011年的“谣盐风波”为例,该谣言导致人们疯狂抢购食盐,曾一度造成食盐的需求量一路猛增,对公众的生活产生了不小影响.为消除谣言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全社会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增强辟谣的时效性,进一步完善针对谣言的处理机制,同时也要提高公民抵御谣言的能力.最终,彻底粉碎谣言,切断谣言的传播路径,建立健康、稳定的公共生活环境.     

谣言:概念的反思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传统对谣言的认识局限在它的负面性质上,认为谣言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故意捏造、口耳相传的消息。压制、消灭也是在谣言出现后所采取的惯常做法。然而,在近几次社会事件中,谣言的迅速蔓延却表现出了一股来自社会民众中的强大力量,政府对谣言的压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对民众言论的压制,这显然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民主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本文在对前人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谣言概念：谣言是由隐性社会问题引发的、以消息的形式表达的民众议论。它要求一个有效的社会舆论监督体制的建立以及进一步完善大众传媒的社会职能。     

谣言流通视角下国企改制过程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新问题频频出现。对这类事件发生、发展的研究以及相应的预防与处置办法的探析,有利于改革的深化与社会的和谐。谣言流通理论从＂问题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暧昧性＂两个角度提供了研究此类问题的新思路与视角,特别是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方法与建议。     

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成熟发展既助长了谣言传播,但同时也为辟谣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会.辟谣是否产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是否受到影响而做出改变,个体的谣言修正行为可被视为辟谣效果的真实体现和反馈,具体可分为删除谣言信息和分享辟谣信息两种行为.为了理解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深层的社会心理机制,厘清多种社...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分析及控制策略

网络谣言几乎与群体性突发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孕育、发生、演变甚至结束都起着重要的影响。纵观近年来处置网络谣言危机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在应对网络谣言时缺乏敏感度和预警性,缺乏舆论引导的积极性、主动性,缺乏总结反恩和持续关注,不仅影响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顺利解决,甚至是激化了矛盾,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因此,政府部门必须针对网络谣言在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网络谣言控制策略,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控制。     

文化诗学视野中的谣言传播

谣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还以易传播、传播速度快、矛盾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构成类似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谣言诗学将口头流传的传说、逸事与现在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性文本,通过谣言本身与现实对话。在中西方已有的众多对谣言的界定中,都过分注重于谣言这一消息是否具有确切的来源。落脚点都在“来源处”。其实恰恰相反,谣言不是在其来源处产生的,而在于其传播的过程。因此,谣青的界定应着眼于其传播本身,事实上,谣言不管其来源准确与否,都会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只有发生了变异的消息才是谣言,这就是“传播的偏向”,可以说,谣言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转移或偏向的消息。这“转移”或“偏向”是由谣言听传者完成的,它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     

群体性事件刑法规制的限度研究

以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必须注意刑法适用的限度。在刑法规制的前提限度上,应注意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限度、行为程度限度和参与角色限度。在刑法具体适用上,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方式是处理聚众性行为和“祛群体性”本身。在刑法规制的效用限度上,刑法并不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完美方式,即便刑法可以达到较好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基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多原因性,刑法只具有最后的适用限度。     

群体性事件与公民社会构建

基于公民社会理论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期,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组织的匮乏,民众与政府对话平台的缺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素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与发展,农村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激增与显现,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本研究认为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源于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资本极其薄弱,需要建构农民与各级政府良性互动的社会网络,扩展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从而提升政府的社会资本,达到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控制,增强社会和谐与凝聚力,提高社会质量。     

论风险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有限规制

涉罪群体性事件符合风险社会关于风险的特征,应该纳入风险管理范畴。风险刑法就是要立足一般预防,对可能演进到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要素进行规制,以最大可能降低群体性事件出现的几率。但风险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规制必须控制在必要的限度之内,防止不当扩大规制范围从而破坏法制。     

论涉罪群体性事件的刑事干预原则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政府和司法部门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如何处置附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行为是目前司法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刑事干预涉罪群体性事件是刑法的功能和价值所决定的。面对附着在群体性事件之中的犯罪行为,刑事干预既要遵循一般的原则,又要根据群体性事件的特殊性,坚持罪行法定、树立范本原则,罪责自负、严格刑事责任范围原则,证据定罪、事实唯一原则和酌定情节效力最大化、轻重各当原则,以便为正确处理涉罪群体性事件提供较为正确的方法和依据。     

网络对谣言的自我净化:可能及影响要素——对人民网研究院调查结果的一项检验与补充

网络既可能是谣言的温床,同时也是辟谣的有效工具,单纯地把网络当成谣言的“罪魁祸首”或把之誉为谣言的“自我净化器”,都有失偏颇,本质上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思维。人民网研究院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针对不同类型的谣言,网络的自我净化能力不同,科普类谣言自我净化能力最强,涉官、涉警、涉富之类的谣言往往是越讨论越极端;涉及公共安全类的谣言,网络是否具有自我净化能力,有赖于诸多外部条件,因而属于“可控型谣言”。从几则“可控型谣言”案例分析后发现,如果谣言漏洞能够在第一时间被指出,政府能及时提供权威的信息,大众媒体、意见领袖、当事人等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渠道,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有可能实现。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与舆论的形成与转化

互联网已成为当今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折射出改革阵痛与体制弊端,是多种复杂因素长期耦合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直接诱因离不开信息的广泛传播.群体性事件的网络传播是形成网络舆情的导火索,随着越来越多的有关群体性事件正面和负面的网络信息传播形成网络舆情气候,群体性事件升级演化导致网络舆情危机,形成网络舆论.公共话题上的聚合、公共舆论场的形成、意见领袖的引领、媒介间的议程互动等分别提供了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化的前提条件、重要平台、引领者及催化剂.面对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执政者必须更新执政理念,适应网络化生存,尊重网民自由表达权;适时引导网络舆论,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对网络舆论进行适度干预,确保国家舆论安全.     

河北省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探索

突发群体性事件是突然发生的由多人参与的、冲突激烈的社会安全事件。它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必须积极探索应对方略,以便有效防止其发生。一旦发生,须及时妥善处置。文章对河北省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作了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