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述义

朱熹的《四书集注》开拓了儒家经学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相兼综的新型学风。《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四书经典本文与《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史实表明:经学是依缘经典本文的诠释阐发之学;明经和经义是经学继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经学形式的变革有助于经典义理的时代焕发;经学是儒家塑造人的主体性资质的人文原理。     

北宋经学论略

北宋经学论略郝明工一、经学复兴何谓经学？当今通常作如下观：由汉代至清代的经世之学，儒家经典的阐释之学，故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学说，且将其归入学术门类。①但是，无论是就经学肇起，还是就经学终结而言，经学在其逐渐发展为经世之学的过程中，也就从统治阶级的伦...     

经学辨析

经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官方阐释学,通过十三经经学文本体系的建构,且随着阐释重心从"五经"到"四书"的转移,在进行皇权大一统意识形态重建的同时,也为儒学的形态演变及其社会传播提供了中介手段,由此显现出正统之学的经学与传统之学的儒学,从纲纪教化到思想发展的文化分野与中国命运.     

汉代经学简议三题

两汉是我国古代经学全面确立时期,也是经学获得繁荣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经"是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经学"则是以诸经为对象的阐释、考辨、研究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始见于汉代经学史的两个不同派别或学术系统,两者的各自发展和交互论争贯穿于两汉,也影响到后世。两汉四百年经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主要成绩在于保存和整理了一批重要的儒家经典,贡献了一批有多方面学术价值的经解、经注,并在治经的若干原则、方法上形成了"汉学"的特色。     

玄学、理学对《论语》学的拓展

<论语>学是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居于特殊地位.由于<论语>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对现实的"应世随感"式的言论,而作为"垂轨万代"的经典则须作进一步理论拓展.魏晋、两宋是<论语>学的两座高峰,玄学、理学对孔门弟子不闻的"性与天道"作出一系列创造性诠释,从而推动了<论语>学的发展与内圣之道的建构.     

汉代经学走向管窥——以《春秋繁露》与《白虎通》的对比分析为视角

汉代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大盛事,其发展也有其独特的内在理路.本文从分析汉代经学发展中的两部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与<白虎通>入手,通过对二者的对比研究,分别对汉代的天道观、阴阳五行说、儒家纲常伦理进行了阐释,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探讨汉代经学从今文经学独大走向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以及经学对谶纬之学的吸纳,以期勾勒出汉代经学的走向.     

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经学作为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学问,在西汉武帝以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在西汉武帝至王莽统治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汉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汉书》中自武帝至平帝七个本纪及《王莽传》中记录了大量诏令奏议。这些诏令奏议在语言风格上,由最初引用、转述儒家经典语句渐变为直接摘抄和模仿儒家经典;在内容上,由最初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转变为解释灾异、祥瑞和谶纬,并逐渐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从西汉诏令奏议的文风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西汉经学从务实到神秘化、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宗教化的变化过程。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盛的表现,也是经学蜕化的表现。     

“儒学的‘知识考古学’研究”导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然而不论如何升沉变化,儒学始终是中坚。自王官之学降为诸子,百家争鸣,儒学成为显学。汉承秦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于是经典化。然而东汉与西汉经学异途,魏晋玄学渗入,隋唐佛学西来,遂激起宋儒改造之念,而理学已与经学异趣。及至清初     

宋初经学的转型与欧阳修经学的特点

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疑古新变的义理经学思潮的兴起与古文运动是宋初同一的儒学复兴的三个方面,而欧阳修可以说正是集这三者于一身的精神领袖.他的经学同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与古文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儒学复兴首先是经学的复兴,表现在经学上,就是打破僵化的章句注疏之学,逐渐地舍弃传注之学,由疑"传"疑"疏"进而疑经改经,崇尚义理之学.儒学复兴是一场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对前人经学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从唐初的"疏不破注","宁道孔孟误,讳言服郑非",到北宋变为"以己意断经改经",这是一种经学的转型.不过,疑经是为了更好地尊经,疑"笺传"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前人的成果,是"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八《易或问》,中国书店1986年版).而尊经只是为了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疑"笺传"是为了寻找对儒学经典阐述的新方法,借以树立新的社会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从而找回人们对儒学失去的信心,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是为了找回以儒家为代表的积极入世的信心.……     

科举制与儒学的传承繁衍

从唐代至元代科场中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受科举考试的推动,儒家经学不仅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造成所有士人努力钻研经典的现象,各种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和辅导著作层出不穷.<四书>、<五经>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所熟知,经学得以不断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制的倡导利诱.1 300年间,科举以经术取士,以考促学,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读经运动,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儒学社会.科举废后,儒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司马迁对“六经“”与史学关系的认识

在对"六经"的认识中,司马迁具体阐述了"六经源于史"的观点.他对"六经"性质的认识接近儒家弟子的观念,而不同于道家的说法.但"六经"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史书,他明确提出<史记>与<春秋>的区别,<春秋>是借"史"而"言道"的经书,<史记>是载道之"史",从而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经史有别"的观念.     

略论山东儒学的地域性特征

自孔子后,儒学的传承是按两条理路行进的,一条是忠于儒家经典"六经"的注释和传播(继承),一条是对儒学的创造性改造(创新).山东是儒学的发祥地,山东的学人因处"圣人之地",自荀子以后就选择了对儒家经典注疏这条理路,而荒于对儒家思想的创造.所以,山东的儒学研究在汉代显赫,自宋以后显得沉寂.这构成了山东儒学发展的地域性特征.     

重读"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对"人学"原则的漠视是它与时下读者相疏离的根本原因。它写战争却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写人却缺乏对人的命运、灵魂和价值的哲学思考。对日常世俗性及人的正常的物质欲望更表现出否弃与批判。"红色经典"实质上是一种放弃了个人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写作,是一种彻底的经验性写作,主体层面文化知识的储备与客观向度的文化语境的规约也使作家无力担负起历史的重托。     

论王弼“得意忘象”方法论的革新

魏晋时期,言意之论是源于易学革新和玄学本体论的创立首先需要在认识论上有所突破而产生的。王弼综合了儒道二家中有重求义理倾向的传统,并加以深化和革新,从而得出了得意忘象、尽扫象数的方法论。王弼所提出的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的命题,实现了对汉代注释经典方法的革新与超越。     

“党内和谐”研究述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党内和谐”,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目前,“党内和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党内和谐”的历史地位、科学内涵、基本目标、特征、功能、实现路径及其与相关命题的关系等方面。总体来看,“党内和谐”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其理论贡献与历史地位有待加深认识,其科学内涵有待丰富,其实现路径需要大力探索,与相关命题的关系期待厘清。     

《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

根据《师伏堂日记》可以窥探皮锡瑞经学观 ,归之为三 :通经致用的为学旨趣、“义理必兼考证”的治经方法和力戒门户的经学立场。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 ,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 ,堪称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     

析《太平经》的天道观念

《太平经》宗教化的尝试首先是对道家天道观的继承与改造。它吸收了阴阳五行观念和当时盛行的儒学神学化的思想,将道家的道本论、生成论转向元气生成论,由守道走向守一,由天人感应进至天人一体,试图通过道术合一实现人合于道,从而初步构建了道教的理论基础。此外,《太平经》理论中的矛盾之处暴露出了其思想来源的多端,是当时各种社会思潮激荡下的产物。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