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与佛教

作为一位以言情著称的诗人,李商隐却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李商隐向佛是一个随阅历渐丰、日趋沉溺的过程。他以自己苦难的经历,证悟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等佛教真谛;并以求心自处的禅宗“不二法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但李商隐的佛教观念极不彻底,他只看到了无常,执着于心,既未达到毕竟空,更未至非心非佛境地。     

论李商隐咏史诗对杜甫咏史诗的突破创新

文章从作品入手分析 ,着重指出李商隐的咏史诗对于杜甫咏史诗在内容和技巧上的突破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内容上 ,李商隐对封建统治者的批判更加直接 ,讽刺更加强烈 ;二是在技巧上 ,李商隐把咏史的议论与抒情、描写相结合 ,提高了咏史诗的诗情画意和概括性。通过这两方面的突破创新 ,咏史诗到了晚唐 ,到了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人手里 ,才真正超越了杜甫 ,达到另一个高峰     

生命的失意与幻灭中的追求——论李商隐诗中的梦意象

李商隐在他的诗中大量创造和使用梦意象,这一意象具有多重内涵,它常常用以寄托诗人对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也用来象喻生命的失意与幻灭,是现实人生在其心灵世界的投影和折射。     

向彼岸世界的超越——谈李商隐诗歌的审美心理空间

晚唐社会的苦闷，使诗人李商隐产生了强烈的内心冲突，这种内心冲突使李商隐创作的一部分诗歌表现出由现实向理想、由凡俗向崇高、由爱的阻隔向爱的融合发展超越的趋向，从而扩展了李商隐诗歌的审美心理空间，产生了悠长深远的情韵，并照亮人们的心灵。     

清代"注李"热潮的成因探讨

李商隐是晚唐富于艺术独创性的诗人,一直以来其诗歌受到"香艳绮靡"等指责,对其创作的研究也受到相当长时间的冷落.直至清代,掀起对李商隐诗文评注的热潮.清人对李商隐"诡薄无行"的人格和"文词华丽"、"无用于世"的诗歌重新审视,从比兴和诗史互证的角度出发得出与前人不同的观点,此方面颇多发明创新,并对当下的李商隐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浮世本来多聚散——李商隐爱情诗的悲剧心态述论

李商隐凄美的爱情诗融会了爱情经历、人生感受、政治理想,体现了李商隐所郁结的悲剧心态,揭示了李商隐清醒的理性精神与人生困境的矛盾所形成的迟暮之感、间阻之悲、追求幻灭的悲剧心态。李商隐的爱情诗歌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足以引领世人重温李商隐的生命体验,感受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论李商隐的女冠诗

李商隐诗歌中有一类很特别的诗———女冠诗,这类诗反映了李商隐一段不同寻常的秘密恋情。这类诗感情真挚缠绵,带有浓郁的感伤情调,还渗透诗人的身世之感。李商隐的女冠诗具有纯情化、纯诗化和象征化的特征。他把古代文人爱情诗提升到纯粹感情的领域,实现了由欲到情的升华超越。李商隐的女冠诗闪耀着人性的光华,昭示着晚唐时期人性的觉醒和回归。     

试论李商隐无题诗中蕴涵的悲苦情

李商隐十年京师应举,十年京师求仕,然而在京师未有一席栖身之地。他力求有所为的一生,终究牺牲在政党斗争之下,成为坎坷又潦倒的一生,最终"一生襟抱未曾开"。无题诗委婉地再现了诗人执著追求理想、实现抱负的艰难历程,但所落空空的人生巨痛。抒写了诗人期望与失望,执著与彷徨,叹惋与绝望,悲愤与痛苦的情感。     

论建安诗人个体人格之重建：－建安时期诗歌创作的时代风格之形成研究之一

建安时期皇权和儒学两大权威的失落,儒衰道长的思想学术倾向,理想之幻灭与信仰之危机,乱世对生命的压抑和摧残,成为建安诗人个体人格重建之主要动因.建安诗人群体生命价值体系的轴心明显偏向"自我",心灵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个体人格的构建及自觉以任性、达情与尚才为表现形式,共同构成了建安诗人个体人格重建之特质.     

唐代诗人的"汉朝情结"与李商隐的诗

"汉朝情结"是由唐太宗率先大力提倡和在创作中亲做表率而形成的,它整整影响了有唐一代诗人的诗歌创作.晚唐诗人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中,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诗人们外化"汉朝情结"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个性,又创造性地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这一个"的诗歌特征.     

李商隐爱情诗与佛学义理的契合

李商隐一生经历了三次感情生活的波折,其间对佛教所说的求不得苦、爱别离苦等佛教真谛认识较深。其爱情诗的思想基调与佛教义理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契合,这种契合或许不是非常清晰的,但在精神感悟层面上可谓是相通的。     

杜甫的书法艺术与书法审美

大诗人杜甫擅长楷书、隶书和行草书,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书法艺术家.他的书法审美思想后期与前期不同:前期崇尚张旭,崇尚草书,崇尚豪放;后期崇尚李斯、蔡邕、李潮,崇尚篆隶,崇尚瘦硬.其原因是他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起了变化     

海德格尔与大乘中观思想:在“无”之思中相遇

海德格尔思想与大乘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引起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对关注无之问题的根本追问中,海德格尔与大乘中观思想达到了某种内在精神的契合。海德格尔通过追问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却不在的问题,试图超出形而上学而开显非自我同一性的存在之真理。大乘中观哲学则依缘起法而批驳一切外道理论并彰显空有不二的中观法门。无对海德格尔而言是自身遮蔽的澄明,对大乘中观思想而言则是有无双遣的中道观照。据此而言,海德格尔与中观思想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虽然路径不同,言语不同,但是在对无之问题的澄清中,在显示出思的任务与事情。     

论余一鳌词

余一鳌是清代词人之一，一生体弱多病，淡于名利，感一生命途多舛，每发为词章。词的内容大为羁旅行驿之劳顿，天涯倦客之思乡，而且多表达身世愁怨之情。就其词创作特点看，受常州词派影响较大，在技法上常活用前人诗词句，尤其化用李清照词句较多。因一生苦难重重，晚年于佛道思想中求解脱。     

试析禅宗语境中的严羽诗学

禅悟深刻地影响了严羽诗学。禅悟不止在形式上对严羽诗学产生过影响，而且在精神上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禅悟以其“平常心是道”的生命体“悟”激活诗人被理学禁锢的现实生活体验，使诗人能够恢复对现实生活的情感体验，从而使其诗歌创作充满鲜活的诗意。这对严羽诗学的精神实质产生了根本影响。     

爱默生与美国诗歌传统

爱默生主张抛弃经验,凭借直觉去感受世界和追求真理。他坚信自然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物质外化,是个象征体系。诗人是见者、言者、先知和语言创造者,是个代表性的人物,因此惟有诗人才能刻画自然并揭示真理。本文旨在考察爱默生超验主义诗学理论所包含的代表性人物、智性感受、化石的诗歌和催生韵律的主题等四个基本要素在惠特曼、弗罗斯特、庞德、奥尔森等现当代重要美国诗人诗歌创作中的体现,进而揭示爱默生对构建美国诗歌传统的贡献。     

苏轼的《和陶诗》与陶渊明之间的师承关系初探

历尽了人生的坎坷,看破了世态炎凉,苏轼用诗人的心灵感悟陶渊明的平淡放达,也用诗人的语言准确地诠释了陶渊明的思想情感,故尔虽隔六百余载,两位诗人的心灵却是一脉相通。文章试从人生经历、个性感悟和语言特点分析陶苏之间的袭承关系。     

民国时期李石岑的朱子学研究

李石岑的朱子学研究向来没有被作为民国时期朱子研究的主要观点而予以讨论。这与他思想后期鲜明的唯物辩证法立场不无关系。但通过对李石岑朱子学研究的重新梳理,可以在他完整的朱子学论述中发现以往被忽略的价值,如他对程朱思想的禅宗溯源、对宋儒思想实质的判断、坚持朱熹“理气一元论”的主张、以禅宗“五位法”解释程朱思想、以人生哲学为角度思考朱熹思想等。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独到的创见,也对现代朱子学研究有许多启发意义。     

江淹思想略论

江淹是我国南朝诗人、辞赋家,在南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界对江淹的作品及其生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对其思想的研究相对有所忽略。江淹的思想兼有儒道释三家,三者相融为一。江淹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思想贯穿其一生,成为江淹一生最根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其儒家思想具有通脱的特点,是南北朝动乱不安时代儒家思想在安身立命方面的曲折反映;而以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为辅,其佛家思想又依附于道家思想之上。     

金代佛教与李纯甫学派的兴起及接受——兼谈对金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几点认识

金代士人佞佛风气助生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思想派别——思想史家称之为“王苏余派”,即李纯甫学派。因佛教在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体系中的异端性质,作为金代影响深刻的思想家、文学家,李纯甫在接受史上不可避免受到批判和遮蔽。代表清代官学的《四库全书总目》极力批判其异端思想的“无忌惮”,主张雅正思想的元好问《中州集》则“讳而浑其词”。历史上受佛教因素牵连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在思想史、文学史中的接受中不免遭遇被削弱甚至最终由此消亡的命运,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佛教还深刻影响古代文献的生成形态。《中州集》小传对人物叙写的刻意处理,使人物原本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有所丧失,“现实诗人”变成了作者笔下的“理想诗人”,所谓“以诗存史”也并非客观的“存史”而是主观的“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