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辑创造论的中介思考

编辑劳动是一种创造。编辑、作者、读者之间编辑是主体。本文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理论来研究编辑创造论,提出联系他们三者之间的中介是出版物。同时根据大文化出版理论,指出编辑创造主要是“文化选择”。编辑和作者、读者是不同层面上的创造,而编辑处于更高层次的创造。     

以人为本——图书馆服务文化

图书馆服务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人本文化,文章通过对图书馆服务文化概念的阐述,指出倡导图书馆服务文化的必要性,并从创造读者满意的文化、给读者以人文关怀、提高馆员素养三个方面论述倡导图书馆服务文化的宗旨     

"和合文化"在高校图书馆读者工作中的应用

“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理论形式。将“和合文化”应用于高校图书馆读者工作,旨在为读者获取文献信息创造一个亲切、温馨、便利的空间,使图书馆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     

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创造性叛逆解析

翻译的文化转向是站在文化的高度看待翻译,从这个角度看,叛逆式翻译是客观存在的。罗慕士的《三国演义》译本在社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审美创造和照顾读者理解等方面体现了创造性叛逆。文化因素和读者因素是叛逆式译文的根源。创造性叛逆有利于拆除文化交流的壁垒,但在理论上,译者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文化叛逆,因为这种叛逆式译文不利于读者对原语文化真相的认识。     

文学活动的文化分析

在文化视野中 ,文学活动是精神文化的创造活动 ,也是诗意的文化交流活动。它以文化语境和文化心理为前提 ,亦即在特定文化语境的制约下开展 ,并以主体的文化心理为根本动力。因此 ,在文学活动中文化的作用是全过程和全方位的。另一方面 ,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都是基于文化传统的个性化的创造活动 ,其艺术的性质也构成了主体间诗意的文化交流过程。这不仅创造了审美文化 ,还实现了各类文化的相互交融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空间

文学翻译需要创造,它的创造空间由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原作文本的理解,对译作读者的考虑,译者自身素质及其不同社会文化倾向决定.本文阐述了在翻译过程中的意义转换和填补空缺,译者在翻译时所考虑的不同语言所对应的文化、语言、思维、认知差异对于其创造的影响.作者同时指出文学翻译的创造空间对译者既是解放又是更高要求,因为文学翻译的创造空间是有限的,它不等于创作,应尊重原作的意境和思想.     

图书选题策划的基本原则

图书选题和选题策划是整个出版活动的起点和坚实基础 ,是创造社会和经济效益 ,提升图书文化含金量的关键一步。图书选题策划要遵循党性原则、读者原则、品牌原则、市场原则、文化积存原则、个性化系列化原则等基本原则 ,才能确保选题策划的顺利全面实施     

试析图书馆文化的美育功能

图书馆文化是指图书馆在其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由广大馆员和读者共同创造、认同，并自觉效仿和奉行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总和，它通常包括图书馆精神文化、环境文化、活动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图书馆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殿堂，是开展精神文明教育的窗口，图书馆文化不仅充分体现一个图书馆的馆风、馆纪、馆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广大馆员和读者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行为习惯、阅读兴趣和审美情趣。良好健康、积极向上的图书馆文化一经形成，就会对每个馆员和读者产生无形而又较强的凝聚力、感召力、规范力和约束力，而这些力又会极大地推…     

论编辑协同原则

编辑、作者、读者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它们互为彼此,相互联系,三者处于动态的矛盾与制约中,又以相互的协同与契合完成各自的角色任务。就文化传播的终极归宿而言,一切的文化创造(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方面)与出版最终都是为了传播,为了被接受,而传播的直接对象和接受者是读者,因此读者要求是作品制作与编辑工作的唯一对象,没有读者的文化需要,没有作者的产品制作就不存在编辑活动,没有编辑的组织与协同,文化积累与传播就只能处于无序而混乱的状态。因此这三者间的社会联系具有一种内在的必要性,而编辑正是以达到社会需要、作者需要与读者需要的和谐统一为目标的。     

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与“陌生化＂效果

社会和文化变革需要引进和借鉴“畀于我”的东西,而译文读者求新求异的审美心理也要求在译文中再现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通过对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策略进行考察,揭示采用该策略所产生的“陌生化”效果。运用异化策略进行翻译,不仅包括要保留原文作者运用“陌生化”手法所创造的相对于原语读者的“陌生”的形式和内容,而且还包括要保留那些为原语读者所熟知、而对于译语读者“陌生”的形式和内容。二者都能产生“陌生化”效果。     

现代性批判与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

现代性批判是生存实践活动的自我批判,因而是超越认识论的存在论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并不是诉诸于抽象的人本主义应然逻辑,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现代性问题并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而是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产物。所以,扬弃现实异化的可能性及途径是社会生活本身给出的课题,不是站在历史之外所能设定的理论问题。     

Nexus及其在英汉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junction 和nexus 是丹麦语言学家Otto Jespersen 提出的一对语言学概念.Jespersen认为一个首品词(primary)和一个附着语(adjunct)组合成一个偏正结构(junction),而一个首品词(primary)和一个谓语(predicate)组合成一个主谓结构 (nexus).Junction 是一个意义的合成,只表达一个意义;Nexus则包含两个意义.Jespersen对比二者得出结论:junction 就好比一幅画,而nexus则是一个过程,一出戏;前者较为呆板,缺乏生气,后者却灵活生动,富于生机.本文着重比较了junction和nexus的不同之处,进而讨论了nexus在英汉文学翻译中的应用,以期在实践中验证nexus的优势.     

浅议暗喻与明喻

暗喻是明喻的高一层次。暗喻更引人注目,更简洁,更直接,更方便,更含蓄,更有力。     

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五大错误认识之辨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不是我国传统文化关于和谐社会思想的简单复原,也不是19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的照搬,而是基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现实要求而做出的科学抉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别、绝对同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又能尽快发现矛盾,尽快解决矛盾的动态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只强调公平,主张平均主义的社会,而是公平与效率和谐统一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社会,而是一个既稳定,又改革和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和谐,但并不排斥竞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又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     

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契约形式的选择:要素契约还是商品契约——一种基于G-H-M模型的思考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利益的联结方式是采用要素契约还是商品契约,不能一概而论,而要视具体条件而定.具体而言:(1)如果农户的投资决策是无弹性的,则适宜采取要素契约;(2)如果农户的投资变得相对缺乏生产力,则适宜采取要素契约;(3)如果龙头企业的资产和农户的资产互为独立,则适宜采取商品契约;(4)如果龙头企业经营人员的人力资本是必要的,则适宜采取要素契约;(5)如果龙头企业经营人员的人力资本和农民的人力资本都是必要的,则无论采取要素契约或是商品契约都是可行的.若放宽对龙头企业的资金、风险中性等假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联结是采用要素契约还是商品契约,可能更多地取决于龙头企业一方的意愿.     

潜性与显性修辞原则:诚信与得体

修辞的原则是修辞界讨论较多的内容,但把修辞的原则分解为潜性原则和显性原则来讨论,尚不多见。修辞应该有潜性原则和显性原则之分。修辞的潜性原则是诚信,它是内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修辞的显性原则是得体,它是外在的,听得见,感受得到的。诚信是表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得体是诚信的结果和表现形式。诚信必须通过得体这个美丽的外衣来显现。但诚信和得体之间是非对称关系,因此,不可逆向推断。     

行政合同法律性质之学理反思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行政合同法律性质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其分歧的焦点在于:行政合同是行政行为,还是行政管理形式?行政合同是单方行政行为,还是双方行为?行政合同是权力行政行为,还是非权力行政行为?行政合同是强权力行为,还是弱权力行为?行政合同是私法契约,还是公法契约?行政合同本身较为复杂,如果时其只在某一层面或者某个角度进行观察与分析,很难全面认识和把握其本质。为了全面、深入地揭示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应当从不同的角度时之加以解析。基于此,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大致可以界定为: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时人之间的双方行为,是行政主体的特殊行政行为、弱权力行政行为、弱强制性行政行为和弹性行政方式。     

论英语介词的词类兼跨现象——认知语法视角

基于认知语法的突显观及词类划分定义,以介词为参照系,阐述介词与副、形、动、名等词类兼跨的现象和动因.通过认知上突显不同的概念成分,同一语词的词性便产生变化.当突显界标并使之明示时,该词为介词;若隐匿界标且射体是进程关系时,该词为副词;若隐匿界标但有明确射体即修饰对象时,视作形容词;若认知主体使用次第扫描方式来突显时间维上的过程语义,视作动词;若使用总括扫描、整体摄取的方式来突显认知域中相互联系的实体,视为名词.     

论《天望》的认识论意义和艺术价值

《天望》是荷兰华人女作家林湄积数十年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它首先是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的文本,作者在作品中始终将对人类目前的生存状况和对人类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分析思考置于东西方文明的多层次的交流与对话、批判与综合的语境中加以展开;它又是一部跨学科的文本,对东西方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对历史与现实中困扰人类很久的问题均有讨论和探索;它又是一部交织着理想的幻灭、真理的追求、知识的快乐和智慧的狂欢的现代哲理性作品,是对古往今来的知识、文化进行交流、分析、批判、超越的探索性文学作品,它向读者暗示了一种更为理性的、更为人道的、具有形而上的认识论意义的怀疑主义,一种导致大彻大悟的怀疑主义。同时它也是一部开放性、多义性文本。     

沈从文故事中对农人目光的文本化(上)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总是用一种独特标准来观察和批判城市以及城里人。这是异乡情调一种典型形式，即“乡下人”对于城市所形成的印象。沈从文将城市读者的“他者”构成叙事话语，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距离，同时也是一种民族学意义上的，或者性别和世代上的区分。从这种观察中得到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通过反语和讽刺反映出来。作者拒绝叙述者无所不知的权威，叙述者的声音始终是不张扬的，而且他的写作是以语言的克制为特征的。从这样的叙事实践中所得到的结果，正是话语与话语对象之间的一种距离，同样也是作家与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的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