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兼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以《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为主要例证,将三位译者纳入整个动态翻译过程中,从语言层面、风格层面和文化层面分析、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表现及其文化意义,并指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能反映出译者的美学素质、文学修养、翻译主张及其文化底蕴。然而,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发挥要受特定的翻译目的、译语读者的美学规范、译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在译文中有所体现。     

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再局限于文字层面上的静态转换,而要考虑到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动态因素。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主要阐述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接受语读者及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并且提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采用创造性叛逆的技巧,如虚实互化,增减达意。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接受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对译文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和反应的过程。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程度与可接受性必须以如下标准为依据: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符合理解的合理性、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从阐释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也是译作的作者。为了能让译文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原文的意义,译者会采取一些变通补偿的方法,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文章以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对《红楼梦》回目的翻译为对象,从阐释学的角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从阐释学看《红楼梦》回目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也是译作的作者。为了能让译文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原文的意义,译者会采取一些变通补偿的方法,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本文以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对《红楼梦》回目的翻译为对象,从阐释学的角度探讨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任何翻译,其本质都是把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而作为读者接触外国文学的主要媒介的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有一个根本区别——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必须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因此,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文章主要通过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进一步论证创造性的文学翻译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受到时间、空问、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翻译往往表现出某种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有多种体现,最具价值和研究意义的是个性化翻译.承认创造性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承认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但创造性叛逆应是在忠实原意基础上的一种创造.     

翻译“创造性叛逆”：一种深度忠实

传统翻译忠实标准强调理想化的忠实而轻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忠实和创造性叛逆是对立的。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了创造性叛逆忠实于翻译主体（即作者、译者和读者）,忠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的发展,从而得出结论：创造性叛逆不仅不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反而是深度的忠实。     

论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三美”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对于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由于其形式精炼而意象丰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表现得尤为突出.许渊冲先生提出,"三美"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其诸多诗歌译文创造性地对原诗进行叛逆,实现了译文的增值效果,更好地传达了原诗的"三美".     

从《红楼梦》霍克斯译本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分析《红楼梦》霍克斯译本中的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译者的有意识型叛逆和译者的个人喜好、翻译原则、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恰当的叛逆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无意识型叛逆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读,应当尽力避免。     

“忠实”与“叛逆”——以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在文学翻译界“忠实”与“背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直到“创造性叛逆”概念的产生，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纷争。“创造性叛逆”把人们的视角引向对“文化”的关注。《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英译本使得该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广泛传播。文章以“创造性叛逆”的视角，选取《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典型的例子，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忠实”和“创造性叛逆”现象及其所用的翻译手法，旨在揭示其文化价值，为文学翻译提供参考。     

从译语文化介入角度着眼《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的接受

译语文化在文学翻译活动中的介入不可避免。通过分析《汤姆叔叔的小屋》两个处于文化转型期的译本在中国接受过程中译语文化的介入,探讨了译者、读者以及接受环境对原作所做出的创造性叛逆,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政治与译本接受在跨文化语境下的结合。     

广告英语中双关语的翻译

双关语的可译性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热点。语言、文化及表达习惯的差异,使双关语翻译难以兼顾其双重含义。"功能对等"理论以译语读者为中心,注重译文在译语语言和文化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功能,为双关语的翻译另辟蹊径。对英语广告中双关语的翻译来说,译文只要能产生与原文相似的广告效应,能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近乎相同的感受就是成功的翻译。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海南旅游景点翻译

旅游翻译实践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交际行为,旨在提供信息、感染读者、召唤游客,但其目的性的实现依赖于读者对译文的感受。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对旅游翻译有着重要启示。文章基于接受美学视角,从语言习惯、文化心理、审美心理三方面探讨海南旅游景点英译中译者对译文读者关照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更具感召力,达到向国外游客宣传中华灿烂文化的目的,实现更具积极意义的读者关照。     

“创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劳》英译特点及启示

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得以传播，并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译者功不可没。选取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英译者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接受环境而导致了“叛逆”，翻译的“创造性”赋予了作品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使得原作跨越国界得以传播。个性化翻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研究《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个性化翻译，包括对原作的背叛、删减等，指出该英译本的英译特点和风格，并非有悖于传统的“忠实”原则，而是一种深度忠实，是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接受不平衡这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萧译《尤利西斯》中的关照性叛逆

关照性叛逆是翻译中一种常见的叛逆行为.侧重于读者理解和阅读的萧乾、文洁若<尤利西斯>译本鲜明地凸显出关照性叛逆的诸多特点,表现形式诸如语义连贯、形远意达、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的文化误译及规避方法

通过对关联理论与关联翻译理论的研读,结合语言、文化、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关联翻译理论的框架下,要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就要做到原文作者的意图、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和适当的翻译方法三者之间的最佳联系与作用。本文从关联翻译的角度,分析了关联、翻译与文化间的关系,翻译中的文化误解现象在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及生态文化中的表现,提出尽量避免不合理的误译,防止缺失关联和认知语境而误导读者,引导建立最佳关联,避免文化误译的策略和方法,进而增强使用规范语言的意识,以保证顺利实现不同文化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