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西铭》研究的史料问题考述

在朱熹的学思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至为深远。从早年读《西铭》,到中年时期完成以《西铭解》为主的一系列解释工作,再到弥留之际仍对《西铭》注解增删改易,朱熹的虔诚和服膺之情始终如一。在此过程中,朱熹留下了大量的《西铭》解释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朱熹的确对《西铭》非常重视。仔细梳理这些史料,不仅有助于认识《西铭解》的流传版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化对《西铭》思想内涵的理解;而且还能看出朱熹在解释《西铭》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这对深入理解朱熹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是有所助益的。     

朱熹《西铭》研究之影响

<西铭>是张载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字,对宋代以来的知识阶层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西铭>研究在<西铭>的诠释史上具有最突出的地位.对于<西铭>理学地位的形成而言,二程虽开其端,但定其尊则是由朱熹最终完成.朱熹以"理一分殊"注解<西铭>,成为后世学者解释<西铭>的基本模式;通过注解、讲论和论战的不同方式,使得<西铭>的影响更加广泛;也正是由于朱熹的孜孜努力,使得<西铭>在张载的著述中获得了最突出的地位,后世学者谈张载著述者无不首标<西铭>.     

朱熹《晦庵词》考论

＂理学能词者：朱熹《晦庵词》,无论矣。＂基于朱熹的词学成就,主要探析《晦庵词》的篇数,＂无意不可入＂的主旨内容,＂豪宕清婉,各极其趣＂的审美风格,以及＂晦翁体＂的提出等,以期全面认识朱熹词在南宋词坛的地位和价值。     

论朱熹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

朱熹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张载的思想有较多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与他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朱熹对张载《文集》（朱熹多称其为《横渠集》）的校补工作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和关注;在他最重要的一些著作如《近思录》、《论孟精义》、《论孟集注》、《楚辞集注》中辑录了许多张载的“精义”;他还对张载最重要的著作《西铭》和《正蒙》作了大量的注释和评论。这些工作,对朱熹真正走进张载的思想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大学之道的理学化——以朱熹《大学章句》为核心的解读

《大学章句》是朱熹在《礼记.大学》篇基础上对《大学》进行的修改、校订和解释。朱熹对《大学》的编辑校订奠定了四书学,使得《四书》上升到经的地位。元代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的＂延佑科举＂使朱注《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并占据了优势地位,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朱熹对《大学》的修订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思维的内敛及道德至上,由此也导致了宋以后中国古代官方教育重心性修养、政治智慧以及为官之道,缺乏开发生产工具和实用技能的偏向。尽管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实学思潮,然而由于传统主流思维的惯性,使中华民族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科技发展的契机与优势。     

《太极图说解》的理学思想述略——兼论朱熹与周敦颐的思想渊源

朱熹推尊周敦颐《太极图说》,以理学立场对《太极图说》进行了诠释与发挥,并作有《太极图说解》一书。朱熹《太极图说解》明确把《太极图说》纳入理学思想体系,宗奉二程,以＂理＂、＂气＂释太极,辟佛、道归儒,勾勒出天道性命贯通为一的学说,由此推阐出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论朱熹“明违而阴从”之诗序观

历来的观点都认为,朱熹对《诗经》小序的态度是否定的,但本文认为从知识和伦理层面进行分析,朱熹反对小序实是＂明违而阴从之＂。本文针对朱熹《诗序辩说》《诗集传》中关于诗序的思想,对比以郑樵《诗辩妄》,力图略尽此意。     

略论《大乘起信论》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

本文从《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思想与朱熹的＂心统性情＂思想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大乘起信论》对朱熹理、气关系的影响两个方面,阐述了《大乘起信论》对朱熹心性论思想的影响,揭示了中印文化心性论的不同特点。这对于理解人性、心性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朱熹《中庸章句》的形成与完善过程考略

朱熹的《中庸章句》是宋代《中庸》研究的集大成,是朱熹"四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熹思想体系和宋代"四书"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庸章句》一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九次近三十年的修正与完善。本文旨在通过全面梳理现有的文献,以考证《中庸章句》形成、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进而为深入研究探讨朱熹的《中庸》学说提供相关依据,为朱熹提出"四书"体系贡献一些观点。     

明代朱学述论

心学在明代中后叶虽蔚为主潮,但朱学也贯穿明代始终.本文按学术演进的历史过程及特点,分别论述了洪武朱学、永乐朱学、宣德成化朱学、正德嘉靖年间与阳明心学相对立的朱学及晚明东林朱学.     

朱元璋与淮西功臣集团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淮西"地区,历经二十余载的南征北战,建立明朝,统一全国。在此期间,"淮西功臣集团"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后,"淮西功臣集团"被朱元璋彻底铲除。"淮西功臣集团"的兴起,发展到灭亡的过程,折射出历代开国元勋相同的发展轨迹。     

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以《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针对牟先生<心体与性体>(第三册)论朱熹的<大学>诠释部份做讨论,牟先生在此章中有几个特别的意见应为提出并讨论之,包括:以"顺取"说<大学>之工夫,以"明德"为德行而非德性,以"穷理"之所穷为存有论意旨,以"格物致知"为泛认知主义,以<大学>为与<论、孟、庸、易>不同的经典,以"他律道德"说格物致知工夫,以"诚意"与"格致"不是同一种工夫等等,而牟先生讨论这几项议题的哲学立场则是与全书其他章节的立场完全一致的.这些意见都是笔者以为不恰当的朱学诠释意见,牟先生并以之而设定一"横摄静涵"的型态以说朱熹为孔孟之别子,但笔者反对朱熹有牟先生所说的这一种型态之理论.     

《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作为御颁的学规,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及书院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它不仅对我国宋末及元、明、清时期的民族教育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对邻国日本的民族教育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江户时代,日本所有讲授朱子学的藩校、乡学和书院都奉《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圭臬。     

吕祖谦朱熹共讲月泉说质疑

明末以来的不少文献资料如《嘉靖浦江志略》、《乾隆浦江县志》都记载,吕祖谦、朱熹曾一同讲学于浙江浦江县的月泉书院,即第一次在宋孝宗乾道年间,第二次在孝宗淳熙八年.但如果就古代文献所提供的这两个时间来考察,则所谓吕祖谦、朱熹一起讲学月泉的事实属子虚乌有,属以讹传讹,不能信以为真.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传,与此两人一个作为儒学正宗,一个被公认为浙东学派的实际开创者不无关系.这一事实也反映出一些旧地方志乘不一定值得信赖.     

朱元璋与明初理学

明王朝创立者朱元璋出身草根,但他自幼怀有强烈的读书之志,在其反元斗争中,主动寻求机会结交儒士,学习文化,既得治国用世之人才,又得指点其认识和理解儒学精义之师,进而亲近儒学,为他建立明朝即选择并确立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与汉、宋等王朝开国以后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思想酝酿阶段才确立其政治统治思想有所不同,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便确立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因此,朱元璋在近臣解缙的建议下,开始排除杂书异说而旨在思想一统的＂勒成一经＂的理论编织。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其子明成祖朱棣直接领导和导演下,打着＂家孔孟而户程朱＂的旗帜,开始了大规模地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巨著。明初三部《大全》的编纂最终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朱元璋以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统治思想的开局,使得明初理学成为政治权威原理和统治工具,理学原有的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受到窒息,失去了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理学发展的危机,成为王学崛起的理论前提。     

朱熹理一分殊的理气论与冯友蘭新理学之对比研究

旨在针对冯友兰建构新理学形上学四项核心概念:「理」、「气」、「道体」与「大全」与朱熹哲学相对应之核心概念,进行对比性之研究。冯先生深受英美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之影响,认为这是正的形上学方法。他以这种方法对朱熹形上学相对应的概念进行了格义式的诠解,他自谓其新理学形上学不是照着朱子的讲法讲,而是接着讲,企图发展出一套新的中国哲学之形上学。朱熹的理气可分不可离,且富有机性的联系。朱子的「无极而太极」以「无极」来描述最高实有「太极」之形上属性。冯先生的理、气、太极、道体皆为真实(本体)之抽象思辨所得之概念,与朱熹机体宇宙论格格不入。冯先生真际与实际(现象世界)之割裂虽不契于朱熹的理在气中之宇宙观,然而,他引介西方新实在论来重构新理学之尝试和成果,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未来可能发展,提供了新视域、新思维法、诠释法,启迪之功不可没。     

论朱熹对张载读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宋儒中,朱熹惟独对张载的为学工夫尤其是读书思想最为推崇。他对张载所提揭的“维持此心”、“去旧来新”、“平易其心”、“熟读成诵”诸义均有所继承和发展。这不仅与朱熹为学的坚苦工夫历程有关,而且与他视读书为穷理之一事的思想、为救时学之弊的卫道之心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