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吴康斋研究综述(1460-2010)

明代学者多从光明人格和学术地位的视角对吴康斋进行评价,如晚明最后大儒刘宗周赞康斋"独得圣贤之心精"、"醇乎醇云",奠定康斋在明代思想史中重要地位;清代学者多从教化层面评价康斋,如《四库总目提要》编者认为康斋开出余干和新会两大学派,雷鋐以"百世师"赞其教化,指出康斋对明代教育风气净化的开先作用;近现代内地学者多从明代心学史的早期启蒙地位评价康斋,如蒙培元认为康斋是明代心学的直接发端者,唐宇元突出康斋对王学产生的催生作用,步近智、张安奇肯定其对明代朱学到心学转变的促进意义;海外学者对吴康斋在明代学术史的学术地位评价颇高,如钟彩钧认为康斋是明代理学的开山人物。综观550来历代学者对吴康斋著作的研究,认为他具有开明代学术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其对心学的体悟和践履开启明代心学之澜。     

從陆象山到王阳明

(一)陆象山(1139—1192) 南宋思想界朱陆并峙,朱倡理学,陆倡心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戶,几如冰炭”(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黃梨洲按语)其后朱学日盛,陆学消沉,不绝如縷。到明代中叶,阳明崛起,接陆学之余绪,发揚而光大之,称为“王学”,成为新兴的一大学派,一时有压倒朱学之势。从此陆王并称,与程朱派,成为我国近古唯心主义思想的两大派别。     

陆九渊学说被称作“心学”之历史过程考

陆九渊没有把自己的学问概括为心学,宋代其他人也没有把它概括为心学。到了元代,有人以"本心之学"、"传心之学"来说陆学。不过,从宋末至元,事实上称程朱学为心学者更多见。明代时以心学说陆学的情形多了一些,但不能说已经很普遍。这样说的人似乎多对陆学持批评态度,陈建与唐伯元就是其中的两个典型。明末以心学说阳明学的情形比较多见,"陆王"之说此时也已出现,但未出现"陆王心学"之名。一直到清中叶,此名始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陆王心学"之说大倡,陆九渊被作为主观唯心主义者。     

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以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为例

洛阳是明代北方仅有的两个阳明心学传播中心。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洛阳心学群体对文道观、特征论、风格论等文学基本问题及明代文坛的复古、模拟、性灵等重要命题均有所阐发。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有着调和传统理学文学观与阳明学说影响下公安末流等文学观的色彩,研究洛阳心学对于了解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明代福建朱子学派的理学史意义

以陈真晟、周瑛、蔡清、张岳等人为代表的明代福建朱子学派,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首先,贯穿于明代中后期学术发展脉络的中心线索是朱子学派与心学派之间的相互辩难,福建朱子学派在与阳明心学颉颃中矫正其弊;其次,明代福建朱子学派具有深厚的经学传统,这成为清代经学兴起的重要环节;再次,明代福建朱子学派或者凸显朱子思想中的心学因素,或者吸收阳明心学的心学思想,这蕴蓄了修悟并重的工夫路向.     

试析王阳明心学对明代史学的影响——兼及有关拓展史学思想史研究的思考

王阳明心学是明代中后期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潮。迄目前止,学术界对于心学本身,以及心学对于明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已有了相当多的研究,然而,王阳明心学对于明代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对明代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有哪些表现等问题的研究很是薄弱。王阳明心学对明代史学思想的影响,大致有这样几方面:一、对异端史学思想的影响;二、对史学中实学倾向的影响;三、对史学学风的转变及考据学兴起的影响;四、促进了学术思想史的编纂与史书体裁的创新。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心学影响的忽视,与一些史学史研究者仅仅把研究内容局限于史学著述本身,以及其与政治之关系,反对与其他学术联系考察的指导思想有关。     

杨慈湖与南宋后期的儒学格局

陆象山门人杨简(号慈湖)是南宋后期最有影响的儒者,慈湖心学在南宋后期儒学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与南宋中后期掌握政局枢机的史氏家族的支持有相当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慈湖心学在政治、文化中心地域的广泛传布.慈湖去世之后,在浙江一带兴盛一时的陆学,逐渐失势让位于朱学.     

阳明心学兴起与复古文学迁变

明代中期,阳明心学乘理学之衰而兴起,对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明代文学复古思潮因为阳明心学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代表人物有前七子的徐祯卿、郑善夫和后七子的屠隆。徐祯卿受到王阳明个人的感召,趋向心学,但文学复古主张并未发生太大的改易;郑善夫接受了阳明心学思想,直接波及其文学创作和理论主张;屠隆接受阳明心学思想而走出复古阵营,甚至加入到以心学理论武装的文学革新派的队伍中。徐祯卿、郑善夫和屠隆的例子,充分显示出阳明心学的兴起、繁荣与明代复古文学潮流迁变之间的关联。     

明中叶朱子学与阳明心学的对峙

明中叶以后是阳明心学风行天下的时期,面对王学的冲击,朱学阵营不得不作出反应.一方面,程朱派学者对王门心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反击,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另一方面,朱学各派在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等理论问题上提出一些有别于朱熹的看法,这些理论探讨对于此后的学术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的修正分别体现了理学从超越追求到现实关怀、从崇德向重情、从修身到经世的转向.     

吴承恩与心学人物交游考证

明代心学思潮与《西游记》的关系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而关于吴承恩与心学人物的交游及阳明心学对吴承恩思想和创作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考察与研究则少有学者涉足。从文献资料考证可知,吴承恩本人与心学人物万表、徐阶、李春芳、胡宗宪等人有直接接触,而与吴承恩交往的文友、亲戚、同乡、官府及各方面人士中几乎有80%以上与心学人物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和接触,这就使吴承恩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心学思想,从青少年到晚年一直处于浓厚的心学氛围之中,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思想基础。     

吕祖谦朱熹共讲月泉说质疑

明末以来的不少文献资料如《嘉靖浦江志略》、《乾隆浦江县志》都记载,吕祖谦、朱熹曾一同讲学于浙江浦江县的月泉书院,即第一次在宋孝宗乾道年间,第二次在孝宗淳熙八年.但如果就古代文献所提供的这两个时间来考察,则所谓吕祖谦、朱熹一起讲学月泉的事实属子虚乌有,属以讹传讹,不能信以为真.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传,与此两人一个作为儒学正宗,一个被公认为浙东学派的实际开创者不无关系.这一事实也反映出一些旧地方志乘不一定值得信赖.     

朱熹推尊周敦颐考论

朱熹推崇周敦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理论兴趣;第二,李侗的影响;第三,湖湘学派的影响。朱熹在周敦颐历史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有独到的贡献,一是具体说明了濂溪学为二程学所自出;二是具体论述了《通书》与《太极图》的关系。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蔡元定谪贬道州原因探析

南宋“庆元党禁”期间,理学家朱熹因遭劾而落职罢宫观,而其门人蔡元定却受到贬窜道州而死的重罚。对此中缘故,后世大多认定蔡元定只是因权臣韩侂胄为打击朱熹等人而受牵连,纯属“无辜被诬”。但据当时散见诸处之史料,尤其通过辨析朱熹在此前后之书信文字,可证蔡元定受此重罚,虽与当时政治大背景相关,然其直接原因,实在于蔡元定以风水之说主张迁移建阳县学至护国寺址一事,使得政敌们得以借口而窜责蔡元定。也因此重罚事牵涉风水之说,故朱熹、蔡元定及其后人、门生等道学中人皆不愿明言其间,遂使蔡元定贬窜道州之直接原因湮灭不彰。     

论浙西词派词学思想的发展演变

“浙西词派”是清代影响大、绵延时间长、词学鲜明、创作实绩突出的一大词派。其词学思想的流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朱彝尊开宗立派,倡导新风,一呼百应,开清词未有之新局面;中期,厉鹗一柱擎天,尊崇周、姜,鼓倡雅词,重比兴寄托,独领风骚;晚期,吴锡麒、郭摩补偏救弊,“正变斯备”,开放通达,但终究无法挽回颓败之势。     

严粲在宋元《诗经》学中的学派归属

严粲是宋元易代之际的重要诗经学家,后世理学家多将他划归吕祖谦所在的东莱学派或林光朝学派。通过梳理相关历史资料,比较严粲《诗缉》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诗集传》的体例异同,并分析《诗缉》的引述文献,可知严粲应当和吕祖谦、朱熹一样,属于宋代经学里的兼综学派。     

朱熹《西铭》研究的史料问题考述

在朱熹的学思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至为深远。从早年读《西铭》,到中年时期完成以《西铭解》为主的一系列解释工作,再到弥留之际仍对《西铭》注解增删改易,朱熹的虔诚和服膺之情始终如一。在此过程中,朱熹留下了大量的《西铭》解释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朱熹的确对《西铭》非常重视。仔细梳理这些史料,不仅有助于认识《西铭解》的流传版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化对《西铭》思想内涵的理解;而且还能看出朱熹在解释《西铭》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这对深入理解朱熹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是有所助益的。     

朱熹的礼仪观与《朱子家礼》

家庭礼仪是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宋理学家朱熹注重家庭礼仪规范的研究和立制,认为家礼要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发展、民俗风情的变化而改变.家礼是自家之事,继承传统,顺和乡俗,应简单易行,不必拘泥于古制.<朱子家礼>在元明清社会家庭广泛流行,后代许多人否定此书为朱熹所作.根据朱熹的礼仪观及其所作著述分析,两者的风格和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家礼>是朱熹未及最终写成的草稿,而非他人著述.     

朱熹与《尔雅》

朱熹学识宏富,遍注群经,却惟于<尔雅>一经既无专门著作,又极少论说,学者对朱熹与<尔雅>关系的研究因此也十分罕见.从总体上说,朱熹对<尔雅>持一种较为明确的怀疑和否定态度,认为其"不足据以为古".尽管朱熹对<尔雅>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但在其著作中对<尔雅>解说进行正面驳正的例子却极少,更多的则是对<尔雅>解说的撷取.朱熹对<尔雅>的态度,首先与<尔雅>一书的词典性质有关,词典的形式使它无法像其他经书那样可以更直接地表现其义理思想,因而难以引起主要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的更大关注;其次,朱熹对<尔雅>的怀疑态度,是宋代以来疑古辨伪思潮的必然结果,朱熹怀疑<尔雅>也是其辨伪学的重要成果.朱熹对于<尔雅>的言说应当成为朱熹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学人对朱熹心性论的心理学分析

民国学者汪震、江恒源、陈钟凡、陈青之等从心理学的层面对朱熹心性论作出分析,并对其心理学思想作了阐述,认为朱熹对心、性、情、欲、意、志、才、知觉、思虑等心理要素作了界定,对各心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建构了初步的心理学体系。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分析朱熹的心理学在宋代心理学乃至中国古代心理学史上的地位。这种从心理学层面对于朱熹心性论的研究,不仅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