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来自重庆37个县(区)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基于2000—2016年重庆37个县（区）面板数据，使用序列DEA方法测算了重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重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间演变，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系统考察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2000—2016年间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2007年后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为明显，并且重庆市各地区呈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平衡性。其次，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研究还发现基础设施、教育水平以及金融发展程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产业集聚、技术溢出与生产率增长——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经验证

通过对中国装备制造业1998-2009数据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和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FMOLS)估计发现:产业集聚、技术溢出和TFP之间存在显著的面板协整关系,装备制造业的集聚区内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且产业集聚与技术溢出有助于提高该产业的生产率,技术溢出降低了集聚区企业的研发积极性;R&D投资将引起全要素生产率同方向的变化,且R&D对短期影响的调整速度较快,而产业集聚的调整速度较慢.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发投入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提要]研究和开发是企业中技术、知识的主要来源,但和生产率的关系学者们看法并不一致,也缺乏其作用情境的讨论。因此,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以2009-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察了两职合一、政治关联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效果具有滞后效应且随时间推移而减弱;（2）全样本中两职合一、政治关联对两者之间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3）在不同股权性质、冗余资源、市场化水平、董事会规模的企业中,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及两职合一、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有所差异。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长短期行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分析

采用2006-2015年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入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和变系数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异质滞后效应、异质交互效应以及异质短期波动效应。研究表明:多数行业的产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部分行业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产业集聚并不是在所有行业都表现为规模效应,部分行业的拥挤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从滞后效应来看,每个行业随着滞后期的增加表现出异质性的变化规律:正（负）向效应逐渐增强、逐渐减弱、先增强后减弱、先减弱后增强、一直不显著等。从交互效应来看,企业平均规模越小的行业越容易从产业集聚中获取正向效应;大部分行业的国有产权和资产专用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集聚的绿色生产率效应的发挥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少数行业与之相反,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这些行业的国有产权和资产专用性反而发挥了正面效应;在短期内,大部分行业的产业集聚并不能有效推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的短期效应显著;从长短期效应的对比来看,大部分行业的长期和短期效应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因此,政府在制定集聚政策时不应该忽略不同行业的差异,对所有制造业行业采取"一刀切"的集聚促进措施,而应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影响规律和所处的集聚阶段,制定有针对性的,动态调整的集聚政策。     

空间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家具企业为样本,运用ACF-OP法测算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密度图接近正态分布。二,空间集聚不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二者的互动效应显著地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及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出口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验证了家具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同时,研发创新和企业年龄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ICT投资、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技术吸收能力异质性的量化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ICT投资影响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并考虑各省吸收能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ICT投资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相比于技术效率路径,技术进步路径对于ICT投资提升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更具依赖性。因各省吸收能力异质性,ICT投资的正向影响也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技术差距会左右ICT投资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伴随着高人力资本水平和低技术差距的地区发展,ICT提高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将逐步增强。     

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以台湾对祖国大陆农产品加工业投资为例

采用2003-2012年分行业面板数据测算台湾直接投资与大陆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衡量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加工业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台湾当期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滞后一期投资影响不显著。当期和滞后一期的投资系数均为负值,表明台湾直接投资对大陆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存在负面影响。应从引资策略、市场竞争环境、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发挥台湾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提高大陆农产品加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经济转型期的经验研究

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法估算了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2001-2009年制造业31个两位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并比较了不考虑环境因素影响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运用Tobit模型研究了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各项指标都呈现出增长趋势;相比较不考虑环境因素而言,在正确考虑环境管制的情形下,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会得到提高,而且对生产率的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还是技术进步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深化、行业规模、研发投入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轻、重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文献回顾与我国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文献回顾,并根据2004～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基于C-D生产函数方法的产业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出灰色绝对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和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各行业产业技术进步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其中批发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和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显著.     

制造业集聚和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微观数据经验研究

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计算了我国31个制造行业集聚指数（EG指数）,采用LP方法估计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了制造业集聚与企业TFP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程度有逐年提高趋势‘集聚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集聚与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演化关系。此外,由于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仍然处于较低阶段,相对于低集聚度的行业而言,更高的集聚程度对企业生产率的贡献明显更高,这也为调整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政策提供了更多操作空间。     

深圳市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评价——基于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聚焦于深圳市高技术产业创新过程中研发投入产出的效率问题,在构建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基础上,对深圳市2011－2016年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深圳市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曲折提升,TFP累积提升8.45%;行业变化趋势层面,除了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其余四个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的创新效率均保持正增长;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与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是推动深圳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增长的主导性行业。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提出了提升深圳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带动经济有效增长的建议。     

FDI与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FDI与我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关系作为切入点,选择通信设备、计算机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作为传统制造业的代表。根据这4个行业1997—2011年利用外资与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数据,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对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制造业FDI与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与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存在着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的增加而提高,并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传统制造业利用外资对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影响有限。     

重庆市制造业集聚水平测度与评价

基于2010—2014年重庆市制造业数据,利用区位熵和行业集中度指数（CRn指数）对重庆市制造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评价。测评结果表明：重庆市制造业积聚的总体水平较低,产业集聚水平差距较大,基本局限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而部分技术密集型行业正在崛起。为此,文章提出要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走一条适合重庆市自身特点的产业发展道路,通过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加强产学研深度结合等建议和措施,促进重庆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陕西省高新区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三个高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7-2012年陕西省三个国家级高新区及城市面板数据,将产业集聚与FDI纳入同一经济计量模型,研究高新区产业集聚、FDI技术溢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验证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的交互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弹性为0.2307,显著正向促进高新区所在城市经济增长;交互作用下,除劳动投入在5%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外,资本投入、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与FDI交互项均在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高新区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相互促进共同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     

我国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测算与变动研究

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2003—2011年我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测算,从而得出我国制造业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从2003—2011年期间,制造业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率为8%,技术进步的年均增长率为4.9%,技术效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9%,由此看来,9年来在影响30个制造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素中,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同时起到作用,技术进步的效果稍加显著。     

加工贸易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其分行业2003—2016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且对结果进行分析。同时对加工贸易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模型,并借助Stata软件对我国加工贸易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指出我国的加工贸易可以显著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加工贸易促进制造业TFP提升的关键是加工贸易的进口对制造业的规模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加工贸易从业人数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促进效果比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研发的传导效应研究

各级政府投入千亿资金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的消费补贴,培育了消费市场,但是否促进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技术进步需要进一步研究。以2010～2020年间A股上市的汽车供应链238家企业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整车上游零部件制造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传导和激励效应。研究发现,设定技术门槛的消费补贴能够推动新能源供应链的技术创新行为,专利增长率和研发投入未跟随技术创新难度增大而呈现规律性波动,消费补贴促进了上游供应链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产出,在补贴退坡之后,企业的研发强度依然能够保持。研究表明,为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府需要继续重视新兴产业的消费补贴,利用资金传导传递市场预期的积极信息,激励企业技术研发行为; 当产业发展趋向稳定,政府的消费补贴可以逐渐退坡,通过非货币补贴政策、加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继续传递政策支持信号,激励企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FDI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产业集聚度测度方法中的E-G指数，测算1994年-2006年以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几个行业的集聚度，结果表明在研究时限内医药和医疗器械行业没有达到集聚，但是其趋势图表明未来可以达到集聚。其余行业的集聚程度在不断提高，且呈现增强趋势。然后运用SPSSl2．0的Spearman测算FDI额与各行业的集聚度的相关性，用双尾检验考察其显著性水平，结果表明，二者呈现强相关性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