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渊明的四言诗

陶渊明的四言诗内容集中,主要表现其家庭、田园生活及对人生和时运的思考,其艺术特色表现为流畅自然的句式,生动新鲜的语言,情、景、理的高度统一和对偶的精妙。在陶渊明四言诗与《诗经》的传承关系上,陶诗是对诗经体的学习、继承、综合与发展,代表了四言发展的新方向。从陶渊明四言诗与嵇康四言诗的比较来看,两人都善用比兴,但嵇诗峻切清远,陶诗平淡自然。     

汉魏两晋四言诗的新变和体式的重构

四言诗随着语言的发展实字化以后,由于单句语法意义的独立,失去了诗经体四言丰富多变的富有节奏感的句序。而在汉魏到两晋长达四百年的重构体式的探索中,实字四言所找到的新句序主要是与二二节奏最相配的对偶及排比句的连缀。对偶的单调性和高密度造成了使用单音节虚字和连接词的困难,使四言最适合于需要罗列堆砌的内容,自然就成为颂圣述德应酬说理之首选。于是,向诗经的风诗和小雅寻求减少对偶,自然承接的句式,就成为必然趋势。但陶渊明复归诗经体的成功,却说明实字四言重构体式的失败。玟是东晋以后四言衰亡的内在原因。     

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之三)

四言诗以三百篇为极致。四言既衰,五七乃兴。西汉乐府歌谣,则五七言诗之先驱也。今检寻事迹,略明流变如次: 考三百篇虽不尽四言,而实以四言为其主要句式。此类句式,大体又可区为二种。一种杂有虚字,一种则无之。此二种句式,后经变迁,渐趋分化。前者词赋承之,后者则成为汉以来四言诗之唯一句法。而儒术既尊,三百篇渐由文学而进为圣典。故汉人作四言者,亦     

论杜甫七律的艺术成就

七言律诗,自萌芽至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我国古代占正统地位的诗歌体裁最早是四言.从西周到春秋,诗歌都以四言为主.《诗三百》是整个诗歌史上四言诗成就的最高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四言诗已不能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正统诗体的位置逐渐为五言诗所代替.五言诗虽只比四言诗多一字,但在音节和词汇的组合上都较四言诗有更大的伸缩余地和表现力,它的出现是诗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五言诗兴起于汉代.汉乐府民歌和东汉文人五言创作都反映了它的成就.建安至晋,五言诗在题材内容方面扩大,描写手法更加细腻圆熟,齐梁时声律学的发展又促进五言向格律方面演进,从此五言作为文人抒情言志     

三字顿与五言诗的形成

四言诗演变为五言诗，在句式上不仅是增加了一个字，而主要在于由四言的二二节奏变为五言的二三节奏，即产生了一个三字顿的节奏单位。因此，从三字顿的产生和节奏特点入手，将有助于进一步弄清五言诗的形成及其句式特征。     

汉歌的文体形态分析

汉代的歌是独立的文体，在原初文献中有明确的“歌”字作为区别。汉歌仍然依附于本事，延续了先秦古歌叙事的特征，又因为文人多用歌体描写个体生活，增强了文人歌的抒情性。汉代歌由杂言向齐言发展，宫廷盛行楚歌，句式集中在三兮二、三兮三、四兮三三种类型，前者与西汉哀辞有关，后两者对七言的形成起关键作用。民间以四言、三言歌为主，三言七言相杂与四言七言相杂的歌反映了七言成熟的轨迹。汉代有少量五言、七言歌诞生，但不占主流。汉代的歌一般短句歌押偶句韵，长句歌句句押韵。歌一般一韵到底，两句一转韵的歌集中在楚歌中。     

肇发新声各领高标——论张衡诗赋中文体形态的新变

在张衡诗赋创作中,文体形态的新变极为突。就赋而言,其新变体现在:句式之变化;诗、赋、骚结合之新体式;抒情小赋之开拓;言情赋之滥觞以及七体之至思五个方面。就诗歌而言,其四言、五言、七言均体现出汉代文人诗的新特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学术思想剧烈交变的历史背景下,张衡诗赋创作所具有的标界性的承启意义。     

颂赞与四言诗的文体辨析

颂赞以四言韵语为载体、以短小精警见长,在形式上与四言诗接近.随着魏晋六朝颂赞文的主体由神明到人事细物转移,主旨由祖述功德的儒家说教向性情抒发、意境创造转变,并变赋法铺陈为比兴象征,其中一部分已与四言诗体合流.     

汉代经学的演变与四言诗的走势

四言诗发展到汉代,受经学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汉代经学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初创期、昌盛期和衰落期。汉代四言诗的创作则可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主流作家的四言诗,一个是民间歌谣的四言诗。经学与文学的互动,使主流层面的四言诗与经学的关系经历了从疏离走向依附再回归疏离的发展过程。主流层面的四言诗整体上呈现出一面是经学化、一面是边缘化的双重发展特征。民间歌谣四言诗则相对比较疏离于经学,受它的影响较小。     

汉语四言句式略论

汉语四言句式略论孙建军四言句式是文言文中最习见、最常用的句式之一。四言式曾是早期韵文的主流，对古代韵文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影响及骈文乃至散文，成为古代汉语中最具特点及优势、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句式。一、四言句式的形成四言句式的广泛应用最早是在诗歌...     

汉代文体观念论略

除个别著作外,汉人对文体的认识和观念相对缺乏集中、系统的阐述,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往往流露出不自觉的文体意识。四言雅颂体正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在诸种文体中的渗透、摹拟文风的盛行以及汉人在辞赋创作中对"丽"的追求,均是考察汉代文体观念的重要侧面。在汉代,文体规范的总体标准为"雅正"。魏晋以后的文体论者,正是在汉人的基础上肯定和发展了"丽"的概念,并逐渐将"雅丽"树为理想文体的审美标准。     

屈原《橘颂》对颂体文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颂具有以“颂”名篇,内容上以褒述帝王功德、祖先事迹或赞美人物、事物为主,形式上以四言为基本句式,艺术风格上崇尚典雅清丽、华腴丰缛等鲜明的文体特征。考辨现存先秦文献,《诗经》“三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颂》从音乐而得名。《管子》“国颂”及《庄子》“有焱氏之颂”冠以“颂”名而非褒美的韵体颂文。屈原《橘颂》作为第一篇以“颂”名篇且题旨颂美的作品,在颂体文的形成发展中具有开创性。《橘颂》不仅在内容题材上将歌颂对象扩展为“细物”,通过歌颂具有高贵品质的物,来寄托作者的志向与情感,而且在艺术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格式,赋予四言句式以新的生机,从而奠定了颂体的基本特征,标志着颂体的正式形成,对后世颂体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论先唐的四言绝句

本文通过对传统汉语诗歌中绝句一体的探源溯流,指出除人所共知的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及六言绝句而外,在先唐时代,事实上还存在过一种四言绝句,这种诗体经历了一个由《诗经》章四句到汉乐府四言四句体的发展过程,后由文人参与创作,到魏晋宋齐时代,达到相对的繁荣。后因五言诗取代四言诗及新体诗的兴起而迅速衰落,这种诗体完全符合绝句的本质特征,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形态的绝句。     

先秦古歌的叙事性和文体形态

明冯惟讷辑<古诗纪>、近人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在此基础上,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72题先秦古歌,蕴含着丰富的文体发生意义.这些古歌在先秦或汉代典籍中出现之时,就带有"歌曰"等文体标记,区别于谣、谚、诗,说明当时人已有明确的文体区分意识.这些歌与历史人物和故事同在典籍,具有具体的叙事内涵.歌与音乐关系密切.歌的语体由简单到丰富,二言、三言、四言、七言、骚体等句式都有,韵式也不单一,句句韵、隔句韵、换韵、富韵等方式都有.一切都不如后世规范,正说明诗歌文体初发生的样态.东汉赵煜所撰<吴越春秋>中有三首七言歌,其整饬的七言句式和句句用韵、一韵到底的韵式,早于曹丕<燕歌行>,是七言诗史上的重要文献.     

先秦时期的问体文学

《天问》是中国文学史中较为奇特的一篇作品,其独特之处在于用韵的连续发问的文体表现形式。但此类问题并非屈原首创,因考察先秦时期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便可发现,在屈原之前,此类文体的篇章就已出现。分析并对比这些材料便可知,问体文学的特点为连续发问的形态、韵语的使用、四言为主的句式、内容上的二分结构以及宏壮与奇诡的风格。     

南朝四言诗嬗变历程

南朝初期的刘宋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创作的又一个新台阶.刘宋诗风弃东晋淡乎寡味玄雅诗风而去,寄兴遥思、吟咏性情之风扑面而来,即使是典型的四言赠答诗也踏过东晋以来衰退的风气,呈现出一番新气象.当玄言诗长期统治东晋诗坛,谢氏家族以山水摹状为主要内容的四言体无论以哪种形式出现,都为沉寂的诗坛增添清新之气.南朝后期四言诗四言体居多,实属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的杂骚体,极具南朝修辞艺术之美而不失汉魏风骨.     

《周易》卦爻辞四言句式的形态及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四言句式是观察早期文学生成的重要视角.《周易》作为重要的早期文本,其卦爻辞中大量出现四言句式,表现出四言句式使用的自觉性.从其四言句式的内部结构和节奏看,其通过叠音联绵、虚词使用等方式,基本确立了二二节奏;从四言句组看,从二句组到五句组都有出现.有的按照义脉贯通式行文,有的则能按一定结构层次形成句义单元.总体看,追求平...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从文体学角度考察魏晋时期的赋论

魏晋时期的赋论呈现出由功用的文章学意义上的文体论向文学意义上的文体论过渡的特点。此时的赋论突破了汉代的“讽谏”功用说，而涉及到赋体的表现功能问题，无论是主张以赋缘情，还是以赋写实，甚至以赋明理，都已是从赋体自身的写作和表现特点立论。此时的赋论确认了赋体作为“美丽之文”的存在，而不同于汉人总是对赋体艺术特征的“丽”进行否定或作出有条件的限定。此时的赋论还涉及到赋体文体构成和艺术体式其他方面的问题。凡此，都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学在魏晋时期走向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