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白话译本的接受意义

在现代《诗经》学体系中,从文学角度分流出来的译本研究尚显不足,而译本作为《诗经》接受史上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以及自身的发展,因此,《诗经》的翻译需要纳入现代《诗经》学体系,为《诗经》经久流传提供有效的传播媒介。     

论阿瑟·韦利《诗经》翻译中的人类学探索

在西方,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译本在《诗经》的7个英语全译本中,是视野较为独特而影响较大的,在世界上几乎与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译本齐名,在我国翻译界也被誉为《诗经》翻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韦利的独到之处,在于其在翻译过程中广泛采用了文化人类学视角,故诸多译文读起来颇有新意。与此同时,这一视角也使得他对部分诗篇内容过于穿凿,致使不少译文出现了失误。这种现象很有翻译学意义。     

《诗经》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

俄罗斯的《诗经》译介始于1852年,开始是一些作家、翻译家从法文、英文等文字转译,后来汉学家也加入译介的行列,到1957年出版了汉学家翻译的全本《诗经》。《诗经》在俄罗斯除了通过期刊、选本、译本等传播外,教学也是其重要的传播形式。俄罗斯的《诗经》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1,958年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专著。早在19世纪后期,俄罗斯学者就提出了《诗经》是一部民歌集的观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也开始用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的方法与观点研究《诗经》。俄罗斯的《诗经》传播与研究具有以民间文学的角度审视《诗经》、以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来审视《诗经》的特点,俄罗斯的《诗经》传播与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明显的阶段性。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走下经学圣坛的诗：明代诗经学刍议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性是其最本质的属性。然而,自汉代将其尊经之始,在经学视域下,《诗经》逐渐远离诗性特质,而被赋予厚重的经学内涵,推向经学的圣坛,承载着传播经学思想的重任。诗经学发展至明代,伴随着明中叶新思潮和诗学理论的产生,一股《诗经》文学阐释潮流兴起,使《诗经》研究实现了由“经”向诗的本质回归,确立了明代诗经学重要的学术地位。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以《诗经》英译者为例

以《诗经》英译本为例,结合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从原文和译本两方面,探讨影响译者＂适应＂与＂选择＂的因素;从译者翻译的历史语境中去发现其选择的可取之处,以丰富典籍翻译研究的成果。     

《诗经》的文学阐释——从先秦到清代

从先秦到清代(不含清代),《诗经》的阐释始终以经学为主流,但其文学阐释也如涓涓细流流淌不止,每个时代都对《诗经》的文学特性及文学价值作出了一定的阐发,为经学全盛的清代在《诗经》文学阐释的巨大贡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诗经》最终摆脱经学的藩篱走向完全的文学阐释提供了可能.     

《文心雕龙》诗学观念下的《诗经》阐释

《诗经》因无限阐释被推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经学经典地位。刘勰以宗经观为本位,又逸出宗经观,以“雅丽”为诗学准则对《诗经》进行了解除经学经典的文学性阐释,突破了汉儒美刺论《诗》的传统。齐梁时期,经学与文学的纠缠、刘勰文质并重的诗学理想等因素促成了《文心雕龙》雅丽释诗的倾向,因而从《诗》学到诗学,刘勰的诗学思想逐渐走向圆满。     

《诗经》多译本平行语料库的创建

介绍《诗经》多译本平行语料库的创建过程,重点探讨中英文语料的选择,语料的分词、标注以及对齐等操作的具体方案,力求为《诗经》的英译研究拓展出全新的视角和途径,以期促进《诗经》英译的多维研究,进一步推动《诗经》在世界的传播,同时为其他诗歌典籍翻译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近代中文《圣经》翻译史上的"二马译本"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一大成功的标志。"二马译本"即指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作为最早的《圣经》中文全译本,"二马译本"不仅对促进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给后世新教徒从事《圣经》中译提供了蓝本。     

“反常的忠实”:邦斯尔《红楼梦》英译本的翻译策略

邦斯尔完成的《红楼梦》120回英文未刊本,是《红楼梦》英译史上第一个英文全译本。译者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肯定《红楼梦》的伟大艺术价值,在翻译中恪守“完整翻译”这一原则,力图尽可能完整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体现了“反常的忠实”这一翻译策略。不过,其“一字一译”的翻译方法,也影响译作的可读性。结合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对该译本作出客观评价,有利于正确认识该译本的成绩与不足。     

古史辨视野下的《诗经》阐释

以阐释学为视角进行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对《诗经》确实作出了新解释。他们颠覆"成见"丛生的传统释诗系统,融合边缘而且异端的释诗思想,用文学阐释逆转经学阐释,以去经典化反拨经典化。此举对《诗经》学作了深度刷新,成为现代《诗经》研究的经典案例。     

牧角悦子《诗经》学研究述评

日本近代之前的《诗经》研究以考证学为主,近代之后以文学、文化人类学等新方法、新理论的新科学研究为主。牧角悦子教授将日本《诗经》近代之前的经学研究与近代之后的新科学研究加以融合,既传承了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基础,又吸收了西方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是目前日本《诗经》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牧角的《诗经》研究,从否定经学、重视文学与文化人类学,再到重新认识到经学与文献学的重要性,力图在经学与文学、文化人类学的平衡中综合研究《诗经》。牧角《诗经》学研究史所呈现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也与日本《诗经》学整体发展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日本《诗经》研究的近况。     

试析理雅各《太上感应篇》英译

理雅各视中国文化为传教士在中国阐释基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资源,为有效促成自己及同事们的传教事业的顺利进行,理雅各翻译了《太上感应篇》这部道教典籍。受制于该典籍本身的哲学文本性质,翻译时理雅各遵循了语义翻译的原则,兼顾了译本的＂学术性＂和＂通俗性＂。＂直译加注＂成了他英译该经籍的主流翻译方法,较好地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传播。     

《道德经》前期西传异化探析

西方对《道德经》翻译传播研究已达数百年历史,仅译本就有600多种,涉及31种语言。但与原文本相比,这些译本和研究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强烈的主观＂西化＂和＂异化＂色彩,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简单的翻译学上问题,而是西译传播者受其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文化影响,以及对东方文化的根本歧视,在跨文化传播中丝毫没有遵循对等性原则,完全剥夺了包括《道德经》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西传的话语权。     

论诗歌的翻译标准“传神达意”——以汪榕培译《枫桥夜泊》为例

人们普遍认为诗歌不可译,或者说无法再现原作的原姿原貌。翻译家汪榕培先后将《诗经》、《老子》、《易经》、《邯郸记》、《陶渊明集》、《墨子》等翻译成英语,并赢得了普遍认可。汪榕培在翻译实践中一直遵守＂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结合汪榕培翻译的《枫桥夜泊》,从＂传神＂和＂达意＂两个方面,与《枫桥夜泊》的其他几个英文译本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汪榕培翻译的《枫桥夜泊》更能做到＂形神兼备＂,即＂传神地达意＂。进一步分析＂传神＂与＂达意＂的关系,并指出＂传神达意＂是较好的诗歌翻译标准。     

从目的论的角度谈《红楼梦》两译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幺爱三”说起

《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两个全译本因各自的翻译艺术成就而成为目前所有英译版本中最为著名的两种风格迥异的版本。结合两译本中的翻译实例看,霍译本和杨译本两个译本尽管都尽量保留原文内容,着力再现原著的艺术价值,但由于各译者对各自译文的预期交际功能的看法不同,霍译本侧重其译文之文学、美学功能;而杨译本更加注重译文的文化传播功能,促使他们分别选择工具翻译法和纪实翻译法来处理原文,从而产生出风格迥异的译本。说明翻译目的决定了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从目的论的角度谈《红楼梦》两译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幺爱三”说起

《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两个全译本因各自的翻译艺术成就而成为目前所有英译版本中最为著名的两种风格迥异的版本。结合两译本中的翻译实例看，霍译本和杨译本两个译本尽管都尽量保留原文内容，着力再现原著的艺术价值，但由于各译者对各自译文的预期交际功能的看法不同，霍译本侧重其译文之文学、美学功能；而杨译本更加注重译文的文化传播功能，促使他们分别选择工具翻译法和纪实翻译法来处理原文，从而产生出风格迥异的译本。说明翻译目的决定了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段玉裁诗经学论略

乾隆朝诗经学总体特征为宋学渐弱而汉学渐强,嘉庆朝诗经学则汉学渐微而宋学复兴.段玉裁诗经学著述之成就许为乾嘉诗经学之代表,当无不可,甚或为"诗经清学"之健者,亦非夸词.段氏<诗经小学>与<毛诗故训传定本>为其诗经学成就之杰构,无论校订文字或经义阐释均为后世之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