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控制系统人机交互的复杂性对人因失误的影响研究

根据现场调研和视频观察,对数字化控制系统与传统的模拟控制系统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数字化控制系统人机交互具有操纵员角色转变、认知负荷大、硬控制向软控制转变、人机界面交互更加丰富的特征.通过人机交互复杂性的关键因子,即操纵员因素、任务因素、界面管理因素以及操作因素,分析了它们对人因失误的影响,以期为降低人机交互的复杂性提供理论支持.     

互联网嵌入、资源获取与新农人创业成长绩效

将互联网思维纳入互联网嵌入变量，依据江西、河南和安徽512户新农人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考察了互联网嵌入对新农人创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效应，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源获取在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嵌入显著提升了新农人创业成长绩效，同时扩大了新农人创业成长绩效的差距；相对于返乡创业农民工和本土农业创业者，互联网嵌入对返乡创业大学生和跨界创业者创业成长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相对于非新型经营主体，互联网嵌入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农人创业成长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结果分析显示：互联网嵌入有利于提升新农人的人力资源、社会资源、财务资源、政策资源，进而提高其创业成长绩效。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新农人互联网嵌入水平，提升其互联网的资源获取能力，增强互联网嵌入对创业成长绩效的作用，同时采取差异化支持政策，加强对弱势新农人支持力度，促进新农人创业成长。     

核电厂主控室数字化人机界面失误模式及原因分析

人因失误是核电厂需解决的核心问题,对电厂安全保障起重要作用。为此,文章对人因失误开展了失误模式、原因分析及对策分析。在文献分析和调研基础上,分析了数字化核电厂主控室人机交互每个认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失误模式。如,监视过程的失误模式有目标错误、遗漏、误读、听觉失误、时间延迟等。分析了每种失误模式产生的原因,如,监视过程中的目标错误原因有信息负荷过大、紧张、信息显示不醒目、人机界面结构、经验、显示方式的动态变化性。文章基于主要的失误原因,从整体角度分析了预防措施,包括:经验与培训水平、组织管理、人机界面、任务相似性。这些成果对减少核电厂数字化人机界面下的人因失误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从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关联的视角,以2012—2016年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深入考察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市场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如何因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改变。结果表明: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市场化程度对企业绩效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会弱化调节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的关联程度给企业绩效带来的正向影响。     

流程数字化、供应链信息分享与企业绩效

在通过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以及克服内生性的基础上,本研究探析了企业流程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从数字技术在生产运营、产品销售、客户维护等环节的应用水平入手,同时考虑外部营商环境,即简政放权力度和政治稳定性的调节作用,试图深化和准确分析流程数字化对企业绩效微观影响机制。研究显示,企业流程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绩效,且企业所处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强化企业流程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机制分析中,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检验、Sobel检验、Bootstrap检验及分不同环节流程数字化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企业流程数字化通过供应链信息分享渠道提升企业绩效。企业应加快流程数字化、信息化转型,完善供应链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流程数字化能力,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而政府部门应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鼓励企业数字化、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关于人与文化环境及其关系的思考

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一种互释互约的解释学循环。人的文化环境,就是使人的存在成为现实可能的诸文化条件的总和。它是人一旦出生就被抛入并生存其中的整个文化氛围,大致包括知识系统、认知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不同层面。文化环境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濡化”和“涵化”。人的个体与类、人与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塑造了人的文化模式。它既是人的文化创造的结果,又对人及其活动具有先在制约性。文化模式一般具有共享性、规范性、可塑性、再生性和理想性等特征。     

基于英语语料的“人是树”隐喻探究

"人是植物"是认知学者归纳出的诸多概念隐喻类型之一。树作为植物中的典型代表,其特征在语言的概念化和范畴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其中以树为初始域、以人为目标域的"人是树"隐喻模式表现出强大的衍生能力。树概念本身、具体树种以及树组成部分等概念参与对人这一认知域的建构。两个概念域之间表现出的系统隐喻映射关系,满足概念隐喻所需要素,"人是树"有理由作为独立概念隐喻存在。     

基于用户认知特性的产品界面设计

人—机界面设计必须以人—机系统为研究对象,根据用户的视觉认知和记忆认知特性,在界面布局设计、信息显示方式设计、图形符号设计、光亮度与颜色设计等方面,实现人—机系统的高效率、高可靠性、高质量,并以有益于人的安全健康和舒适为目标。     

马克思主义人学三论

“以人为本”是指一切工作及其部门、单位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绝大多数人 ;必须以人民群众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最高和根本利益 ;满足他们对物质、精神生活的合理需要 ;给他们以人文关怀。需要具有两重性 ,应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建设 ,满足人的合理需要 ,遏制不合理、不正当需要。人的发展的前提和重要内容 ,是人的内外解放 ,人的全面、自由和充分发展 ,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驱动因素及绩效影响研究——管理者数字化认知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逐渐成为旅游企业转型的重点战略。从旅游企业视角出发,基于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阐述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驱动因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管理者数字化认知在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及其驱动因素中的干预调节作用。本研究对国内旅行社、景区、酒店、在线旅游企业等720家旅游企业发放问卷,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外部的规制压力、规范压力、模仿压力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内部的数字化资源、数字化动态能力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企业的市场绩效、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者数字化认知在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外部制度压力、内部资源与能力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旅游企业应把握数字化转型节奏,重视数字技术与业务的匹配,提升管理者的数字化转型认知,加快数字化人才的培育,以提升企业绩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产品操作中的认知障碍及其设计策略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无障碍设计是“以人为本”设计思想的发展与延伸,它着力于开发能够满足所有使用者需求的产品。在人们认识产品的过程中,难免与设计师的意图产生偏差,造成认知障碍。认知障碍依来源可分解为使用者、外部环境、产品本身,从产品设计的角度采取相应的设计策略,减弱或消除那些引起使用者感到困惑、困难的认知障碍,为使用者提供最大可能的方便,成为我们提升产品价值、进入无障碍社会的关键。     

Are the limits of the mind expandable?

Considering the faculty for learning as a primary human characteristic and means to adaptation, any influence that may reduce this faculty becomes a hazard. Sensory and cognitive stimulation of inappropriate strength, both underload and overload, appears to be one such hazard. The central theme of this paper is overload, in contrast to writing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which dealt mainly with the ill effects of sensory and cognitive deprivation. The presentation consists of four parts: An account of the author's investigation in which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was correlated with varying input loads; critiques of overload by commentator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e effects of input on man in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and of brain-mind identity; a recommendation of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testing of students exposed to varying input loads in correlation with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 The physical testing is either to ratify or to invalidate two conclusions reached in observations on the behavioral level. These conclusions are (1) that overload, quantitative or qualitative, obstructs the human capacity for learning, and that such interference may to some extent be a reflection of undesirable changes in autonomic conditions; and (2) that preventive measures can be taken by the structure of an input that reduces it in the perception of its receivers.     

数字技术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发展

认识论的发展需要以技术进步为基础。数字技术是指以现代计算机和程序算法为核心要件,将客观世界中的不同信息转化为计算机语言,并将所得数字化信息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播等操作的技术集合。数字技术的诞生与发展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有重要创新推动作用。从认识结构来看,数字技术为认识结构的要素增添了新内容;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来看,数字技术通过提升人类的实践水平以强化其认识能力;从认识与伦理的关系来看,数字技术延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伦理域场。厘清数字技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新推动,利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时俱进的新内涵。     

网络时代大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问题刍议

网络的诞生及其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利用所形成的网络文化正改变着人类的认知方式和生存方式 ,也对人才的能力体系提出了挑战。传统的能力体系已无法适应数字化生存时代的要求 ,从科教兴国的高度 ,培养网络时代大学生相关的认知判断能力、运用信息和创造信息的能力、自控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是高等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     

试论知识经济时代中年女性编辑的重新定位

信息革命和网络技术将人类带进一个空前文明和高度知识化的时代。数字化时代对传统的学报编辑工作以及他们的编稿人———编辑提出了全新的挑战。笔者作为高校学报的一名中年女性编辑,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因此,就知识经济时代,中年女性编辑如何重新定位,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从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与同仁们商榷共勉。     

论数字鸿沟与农村沟通网络的重构

城乡地区数字鸿沟的出现,进一步影响农村管理结构诸如沟通网络。信息是影响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数字鸿沟与沟通过程有着多重交互性,因经济条件对媒介接触的差异而产生数字鸿沟,已有相关实证。数字鸿沟对农村沟通网络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应找出重构农村沟通网络的关键点。即在沟通网络中树立信息把关人,提升农民信息素养,建立信息管理的科学模式,构建因人而异灵活的沟通网络。     

界面管理任务对核电厂操纵员的认知行为影响分析

为了识别界面管理任务对核电厂操纵员的认知行为的影响,首先对核电厂数字化主控室人机界面特征进行分析,并识别操纵员的主要认知行为特征,然后分别从监视检测、状态评估、计划响应、计划执行4种主要的认知行为进行分析,识别界面管理任务对其的影响。结果显示,界面管理任务对认知行为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操纵员的认知负荷和操作负荷的增加。针对上述的不利影响,提出了相应的人因失误预防对策。     

国内TPL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文章利用珠江三角洲地区TPL(Third Party Logistics)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影响TPL企业运营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TPL物流服务网路对财务绩效有正面影响,而对运营绩效有负面影响。企业信息化应用能力对运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则不显著;企业信息化软硬件基础对运营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管理层经营能力对运营绩效和财务绩效均有正向影响。最后分析了上述结论的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基于SEM的电力企业人本安全管理效能研究

从人本安全管理视角出发, 通过压力的桥梁效应作用于安全效能的假设, 进一步研究人本安全管理对电力企业安全管理效能提升的作用。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对北京、云南、江苏、河北等地的8家电力企业生产一线的操作员工与基层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采集的数据进行关联分析, 研究电力企业管理中的安全制度、培训教育、沟通机制、心理疏导等因素对安全效能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操作压力、安全管理压力与压力认知在人本安全管理与安全效能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 其中心理疏导因子影响水平最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 电力企业组织坚持开展人本安全管理的相关措施有助于提升安全效能。建议从改善工作氛围、提升员工压力防控能力、优化企业制度等方面采取措施进一步提升安全效能。     

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探析

个人信息保护本质在于践行公平信息实践原则,秉承利益衡量理论,贯彻保护利用并举。比较国际社会的立法模式,欧美趋同于"积极确权+行为规范"的保护模式。中国单一的"行为规范"模式暴露出权利基础缺位的制度性弊端。继《民法总则》后,《民法典》"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专章未完成个人信息权的续造。《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表述使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位阶明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为基本权利范畴的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宪法规范基础。在确立个人信息保护基本权利的概念表达时,应与权利内涵保持一致。数字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除应延续传统立法所强调的侵害防御机制外,更应关注个人信息的积极利用,以及基于人格自由发展所要求的对个人信息财产性利益的保护。那么,采用"个人信息权"的概念表述,确认个人信息之于个人利益的实质价值,赋予个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完整权利形态,内含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基本要求,也为权利内容的细化留有空间。如此,可在宪法"个人信息权"的统合下,以人格尊严及其自由发展为核心,通过发挥基本权利的主观防御权功能与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在公、私法领域实践国家保护义务,分别形成私法上以客体支配导向,保障个人信息自决的具体人格权,与公法上以行为规制导向,保障个人实质参与的程序性权利集合。而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权唯有落实到个人可具体主张法律保护与救济的民事权利时才有赋权之意义。基于此,检视《民法典》中个人信息所属的"民事权益"已具备升级为"民事权利"的充分条件。区别于一般人格权、隐私权等属性,个人信息权在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可确定为具体人格权。以民法典的原则性规范,人格权法的独立权属定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权利体系构建,可渐次实现个人信息权从顶层设计到全面布局的逻辑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