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互补: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的行为特征

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个性。甲申之变发生后,岭南的士子纷纷“勤王救国”。当清王朝逐一平定各南明小王朝之后,岭南士人又纷纷选择出家与“殉道”两条道路。究其内在的思想动因,除了士人受到儒家思想的全面熏陶之外,与岭南地区长期以来佛教文化的浸染及基督教文化的渗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岭南士人在特殊背景下选择出家,与传统士人“儒道互补”的双重人格有很大区别,确定地说,应当是“儒佛互补”。而“殉道”的行为,当是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察

“士至于道”是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所在。为了坚守道统,并与政统相抗衡,人格独立客观上成为士之为士的第一要义。对于与道相违的“无道”社会,士人必然要对之进行无情批判,因而他们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道的“人间性”客观上要求士必须“经世”,这突出表现为士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高度关注与参与热情。为了保证道的尊严,士人又必须高度注重自身的精神修养。以身载道、人格独立、批判精神、经世传统、注重修身,这些文化价值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成为传统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型。这种独特的“知识人”文化传统于今天仍然彰显出不可忽视的强大精神能量。     

口腹之嗜:元代江浙城市饮食生活简论——以士人阶层为视角

以论述元代活动在江浙城市的士人饮食生活为切入点,从日常饮食内容、方式、理念等方面探讨这个阶层生活方式的一些特点,了解该阶层内部的个体因境遇不同而在日常生活方面呈现的差异。通过这个特定社会阶层来认识元代江浙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了解士人阶层的生存实态,把思想和日常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展现该社会阶层的特征或个体的性格。此外,由于江浙士人身处在元代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里,从饮食生活的角度去观照他们的生存状况也有助于客观地理解元朝对江南统治的实际情况。     

绿色边缘:宋代江湖士人的文化

宋代以隐士、居士、游士为代表的江湖士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常规存在形态。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经学研究和诗文创作并茂,或博览群书、博学多闻,或为不容忽视的藏书家,或为成就突出、影响诗坛的著名诗人并曾在音乐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音乐家。其主要文化特点,即特立独行、淡泊名利、追求自然。这种士人本真的存在方式,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充分表达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不仕的高尚使之占据了道德高地,作为独立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独立思考,其创造的智慧弥足珍贵。宋代江湖士人比前代大为增多,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巨大数字。宋代江湖士人自我边缘化即田园化、民间化,虽身处民间,却神居云端,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他们代表着民间文化和民间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于官场有无用之用,为传统文化增添了一股别样的精气神。     

流寓生活与文化变迁：宋末元初出峡避乱的巴蜀士人

宋末元初，人数较多的蜀中士人走出三峡以避战乱。南宋朝廷为他们提供出仕的机会，兴学以育其子弟，既能从中选拔人才，也可维护社会安定。入元后，蜀籍士子有的拒绝出仕，有的迫于生活压力任职于新朝。蜀籍人士通过乡情、亲情，结成关系亲密的蜀人群体以利于他们在新的环境下生活。蜀中士人的外迁，导致了巴蜀地区学术文化在元代的衰落，当然，也促进了流入地的学术文化的发展。     

元代屈、陶并称与是陶非屈论

将屈原与陶渊明频繁地放在一起赞叹和评论,是元代陶渊明接受史上最富有特色的现象之一。他们主要在忧国忠愤、典型植物意象、鲜明个性特点等方面将屈、陶并称;在并称时,元人普遍表现了是陶非屈、颂陶嘲屈的态度,流露出愤世、自嘲的时代心态。屈原与陶渊明之所以在元代普遍并称与陶渊明接受史发展的高潮到来、儒释道文化日益融合、元代士人的特殊遭遇密不可分。     

论六朝时期岭南的佛教及其与官僚士商的关系

本文从岭南高僧、官僚士人及商人三个群体入手，简略考察了六朝时期佛教在岭南传播的情况。笔者认为，六朝时期岭南的高僧有着流动频繁、重译经创寺而不重佛教义理探讨的特点；岭南的官僚文人热心佛教的较少，而岭南商人则由于在从事海外贸易的过程中，最早接触佛教，对佛教在岭南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商人阶层信奉佛教，主要出于功利目的。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当时岭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不是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岭南地区传统的务实精神的影响，使涉足岭南的中外高僧难以长久停留，也使佛教在岭南地区难以向上流社会推进。     

略论元代中州散曲作家

元代中州籍散曲作家有作品流传的共8人,其中前后期各4人,且不乏像王恽、姚燧、钟嗣成这样的大家。他们不仅在中州本土参与了散曲的创作,寓居他乡时又将这种创作传统带到了寓居之地,对散曲艺术南北创作个性的交融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州士人的遭遇,是华夏民族在蒙元时代悲惨遭遇的缩影;他们以散曲写景咏物、言情抒怀、交际祝颂,而借散曲发抒其不平之鸣,则代表了元代散曲创作的主要倾向     

范梈《海康集》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海康集》以李、杜为榜样,既取法中国盛世诗歌的方法和技巧,也表现出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海康集》是元代岭南地区唯一的岭南文学专集,它以雷琼地区的自然风物和社会及文化入诗,对于元代的科举、海上交通、地震飓风和民族风俗等的描述,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元代士人与国家的互动——基于藏书的考量

元初由于政治因素导致南北藏书交流受阻，在姚枢、赵复等士人努力下儒学逐渐北传，南北藏书逐步互通。此后，元代藏书事业不断恢复与发展，政府既以行政命令搜求士人藏书，士人也多主动进献藏书，尤其是当部分士人任职地方时，其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对地方藏书的补充。另外，国家政策导向与士人的藏书著书活动亦是士人与国家互动的重要考量因素。具体而言，在士人藏书来源中，士人得机抄录或阅得国家藏书、档案文献，为其藏书提供了便利。而元代帝王赐书、译书等活动，以国家层面助力于士人藏书。政府设局以国资刊印士人藏书，使得士人著书多得以留存。而元代士人藏书中不得不论及的就是科举、为政与士人藏书的互动，仁宗重开科考使得科举用书重新成为坊间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士人“由吏入仕”的需要、政府的禁书政策等也影响着士人藏书。     

西域草原石刻对汉墓石雕的影响——以霍去病墓前石雕为例析

西汉墓前石雕质朴自然,气魄沉雄博大,与中原传统的造型方式有明显的差异,显现出较少的艺术传承性。该文拟以霍去病墓前石雕为例,从题材、摆放方式、艺术手法等方面论述西域欧亚草原石刻对西汉墓前石雕造型观念的影响,说明西汉在平定匈奴、外通西域的过程中,艺术上不断地吸收欧亚草原文化的营养,形成了独特的石雕风貌。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之考察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的形成,既缘于这时期文人对新王朝盛世的认同和期望,更由传统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使然。明初文学保持着元末割据状态下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各个文学流派的复古理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呈现为多元化中有所趋同的现象:当时文人有的标举以情为诗,但同时也有人倡导继承道统,文以载道;有的主张转益多师,但同时取法汉魏盛唐的呼声也很高;有的要求师其意不师其辞,但同时掇拾词语意象的摹拟风气已经形成。     

满洲窗：中西文化融合的岭南传统建筑装饰元素

“满洲窗”是广东民间在清朝中后期至抗日战争前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直至岭南的一些私家园林、民居及商住类建筑中比较常见的建筑装饰花窗的俗称.与常说的岭南传统建筑装饰元素三雕（木、砖、石）两塑（灰塑、陶塑）相比,“满洲窗”和两塑更加专属岭南.“满洲窗”的形成、发展其实是从一个侧面研究广州、岭南乃至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传统建筑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及变革的过程.     

汉画中的射箭、击剑和摔跤运动

汉画中有不少表现汉代射箭、击剑和摔跤运动的图像,结合古代文献,可知这三类体育运动在汉代已相当普及,这对研究古代体育的发展大有帮助.     

赵志皋与《灵洞山房集》

赵志皋遭遇张居正贬斥,产生了归隐山林之意,这使得《灵洞山房集》的问世成为可能。赵志皋的京官身份,及刻意炒作六洞山景区的行为,则使得这种可能成为了现实。《灵洞山房集》不仅再现了晚明六洞山景观的风貌,还发掘出许多与六洞山景区相关的文人、官宦、诗文作品、山石题刻等。     

福清瑞云塔的建筑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探究

从塔身造型、塔体结构、塔檐样式、雕刻艺术以及塔心室构造等方面探析福清瑞云塔的建筑特征,指出其建筑造型上承福建唐、五代楼阁式石塔、受两宋、元以及明代早期楼阁式石塔影响较大,并对福建明末和清代楼阁式石塔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福建沿海地区古塔的建筑形制与石刻工艺水平,并具有多样化的文化内涵与功能.     

论元杂剧的复仇精神

中国古代,允许无辜被害者的家属向加害者寻仇的法律制度,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元代,仍然被写进法律文本。它是元杂剧复仇精神的源头。元杂剧体现了传统文化背景下顽强的复仇理念。在复仇遇到阻碍时,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往往借助清官侠客乃至鬼神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从文学对商业的反映看唐代岭南文化

从唐代文学反映岭南商业的总体状况来看,岭南文化在唐代有了飞跃式发展,但具体情况又是复杂的。就物质层面看,其商业文化前锋在全国已达到了最高水准,但其落后之处又处于最低水准;就精神层面看,尽管包括文学在内的观念文化一直处于中原观念文化的附庸地位,但相对于原生的奴隶制观念文化而言,其成就还是可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