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与八七会议的比较

遵义会议和八七会议是的历史上两次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将两次会议做一定的比较和对照，对于我们研究和思考党的历史，正确认识和理解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深刻总结党在历史上的实践基本经验和教训，是大有益处的。     

从历史哲学到实践哲学的释义学

历史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按照一般理解，历史就是以往发生的事情，即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境中，在特定的思想意志支配下，符合特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文化传统的行为。因此，人拥有历史，历史是人的本质特征。历史的意义是相对于人的实践和实践的人的，人的本质就应是历史的实践和实践的历史的。释义学在人的存在、人的历史、人的实践上坚持此在存在方式的释义学性，把目光集中在历史的基本构成因素———人的实践行为上。对历史的哲学研究属于实践的范畴，历史哲学必然导致实践哲学，即实践哲学将是历史哲学的必然归宿。这是释义学在现当代西方哲学问题的研究上开辟出的新方向     

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生成的四维阐释

历史主动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动力。从生成逻辑解读历史主动精神发现：在文化传承上，历史主动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维度上，历史主动精神内生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在历史维度上，历史主动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在现实维度上，历史主动精神生成于新征程党和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新时代，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有利于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有重大意义。     

历史决定论含义浅析

历史决定论是社会历史观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认识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决定论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它与唯物史观具有同样的含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决定论是特指历史运动的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哲学学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决定论一是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极端理性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二是指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质言之，历史决定论就是指历史过程是受历史因果性、规律性和必然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是有区别的，它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历史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扬弃和超越     

北方民族文化研究与高校历史教学改革

北方民族文化是近年来学术界兴起的一个崭新的重大研究课题，研究结果表明，北方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种种原因，在以往的所谓“正史”中，人们无法看到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真实的面貌，因此也就无法客观地、完整地认识到历史上真实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历史。在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日益取得重要进步的今天，传统的高校历史教科书日益显得陈旧和过时，高校历史教学的改革已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科学与历史：架构唯物史观的两条主线

在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中，科学和历史交流如绩，铸就唯物史观之“轩辕”。当马克思概括唯物史观中的科学结论时，他总是将其转换为历史对象来处理；当马克思建构人类社会的历史观念时，他总是将其转换为科学对象来把握。科学和历史是马克思架构唯物史观的两条主线，然而，二者在旧的形而上学那里并不相容。知性思维的成果是科学，科学所能得到的确定性结论是永恒的，处在时间之外，根本拒绝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而历史，因其在时间中展开，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禁忌。传统形而上学只能发现科学，而不能发现历史——历史是人的生存本身。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的真理观，这种真理已经不再是形而上学抽象概念意义上的真理，而是具体的现实在历史中的展开。因而，唯物史观成了科学和历史相统一的人类历史科学。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

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一个领域。同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一是见识上的高下，二是资料上的丰寡，三是判断的当否，四是爱憎标准的不同。“知人论世”是评价历史人物重要的方法论之一，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去“评价”历史人物，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论定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善恶是非，一是察其言而观其行，二是看其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     

刍议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

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的关系，有助于人们正确遵循和运用历史发展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一、正确理解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历史决定论，就是承认在历史领域，具有和自然界一样的客观规律性、必然性的哲学理论。是否承认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长期斗争的焦点。历史上不少思想家，虽然提出过许多合理的观点，但总体上是片面夸大主体，特别是人的精神作用，否认社会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社会历史大量现象的研究，揭…     

浅议劳里埃在加拿大历史上的地位

劳里埃是加拿大历史上的第七位首相，也是担任该职务的第一位法裔加拿大人。在任期间，他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妥善处理政府和教会、英裔和法裔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使1896-1911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经济繁荣发展的时期。在对外关系上，力争加拿大在英联邦内的独立自主地位的同时，维持同英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妥善处理同美国的关系。劳里埃在加拿大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

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历史上的士，唯一的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和朝廷。     

宪法判决的类型化分析——以法律的违宪审查为样本

宪法实践纷繁复杂,宪法判决形式应是一个严密完整的阶梯序列。就法律的违宪审查而言,其判决形式包括合宪判决与违宪判决两大谱系。其中,合宪判决包括纯正的合宪判决、解释性判决、警告性判决,违宪判决包括违宪宣告判决、违宪无效判决、替代性判决。上述判决形式各自对应不同的案件类型,其所彰显的审查理念,所隐含的审查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西游记》道教评点本再解读

清代先后出现过六家以金丹之道评点小说《西游记》的评点本,六家评点本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过程。指出道教内丹修炼的要旨,批驳内丹学之外的一切旁门左道,借助五行和《易经》的义理和卦象阐释金丹之道,这构成了《西游记》道教评点本的主要内容。《西游记》小说回目和文本中大量的宗教术语和诗词,是评点者以宗教眼光看待和评点《西游记》的最表层化的因素;中国文人以文证道的思维模式,是更为深入的内在原因;评点者身份的改变及其思维的进一步道教化、非文学化,是《西游记》评本道教化的内在动力;《西游记》道教评点本对内丹学的阐释也是清代道教总体衰微、而内丹学却特盛的体现。     

1916年中亚起义直接起因辨析

1916年中亚起义的爆发,具有极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这次起义爆发的最直接原因是1916年6月25日沙皇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后方征调“异族人”从事劳役的命令,即“征调夫役令”,这也进一步暴露了沙皇在中亚地区进行军事殖民的实质。学术界有关沙皇“征调夫役令”是“征兵令”的提法是不恰当的。     

试论唐代赦文的变化及其意义

唐代以前以及唐初的赦文,其功能在于司法。在武则天时期所颁布的赦文中开始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使得唐代赦文在司法功能外,又增加了立法的功能。这个变化是在武则天走向权力颠峰的背景下出现的。赦文的立法功能此后一直延续,构成了唐代赦文的突出特点。     

光极堂大选与品令

孝文帝为在北魏推行门阀制度,在一以贯之的门阀观念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光极堂大选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是孝文帝为重新配备迁洛以后的官员和确定他们的官位而进行的重大政治活动。而其前提'宣示品令',则是以门品定官品出身之令,它反映了孝文帝以官品定门第、以门第定出身、以出身定清浊、以清浊定阶级这样的理念。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贱民"冒考问题

清代的贱民等级,包括奴仆类贱民、隶卒类贱民、倡优以及乐户等.其应举资格受到严格的限制,无法直接以合法的身份进入科场.由于雍正时期的"除豁令"以及其他相关规定,贱民等级的应试权益前后呈现为一种由"基本缺失"到"有限改良"的特点,但总体而言,贱民身份者仍无法在短期内顺利获得应举资格.在科名的强大诱惑下,不同类别的贱民通过各种途径冒考科举的现象在清代并不鲜见.科举考试将贱民等级排除在外,其根源不在于科举制度本身,而在于"清流品而重名器"的社会传统.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科举制仍堪称极具开放性与公平性的选才制度.     

孙中山颁布“剪辫令”的思想根源

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而作为清王朝统治标志之一的辫子的割除在新政权建立后就带有了某种观念革新的意义。1912年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道大总统令,命令的内容是要求"未去辫者,限二十日内一律剪除净尽"。这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剪辫"的做法,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通过探讨孙中山颁布"剪辫令"背后的思想根源,可以揭示出孙中山思想中的一些误区和倾向。     

1900年清政府"对外宣战"说驳正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宣战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给内阁的＂上谕＂,其实只是慈禧对清王朝内部关于＂和战剿抚＂问题争论的决断和表态,属于内部性质的谕旨。有人把它解读为＂宣战诏书＂是讲不通的。因为它既没有对外公开颁布,也没有送达任何国家政府或使臣,而且其措辞写法也根本不像宣战诏书的样子。因此,所谓清政府对外宣战的说法不能成立。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外媒体、有关的外交往来函电、列强的反应以及国际公法的视角中,也都找不到清政府对外正式宣战的证据。     

隋唐五代时期的林业法制

“令”是现存隋法的基本形式，也是林业法制的基本形式。“弛山泽之禁”、“均田”、厚偿运河植树等规定，皆以“令”的形式表达。唐法律、令、格、式、格后敕并行，不少条文涉及林业，但与田制配套的植树规定则因田制变化在唐前期与唐后期显著不同。五代十国基本沿袭中晚唐的林业法制，但有其值得重视的特点，如后周、南唐、北汉视林业为生存发展之所需，一些规定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