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撰万叶集》上秋四和歌与汉诗的关系

《新撰万叶集》是成书于公元893年的日本和歌集.由于《新撰万叶集》中和歌与其后所附汉诗在内容上并不完全协调一致,所以和歌与汉诗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中心.要探讨整部《新撰万叶集》和歌与汉诗的关系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必须要详细对比其中的每一首和歌与汉诗.在本文中将对上卷秋部第四首(以下简称"上秋四")和歌与汉诗的关系进行探讨.     

《怀风藻》：日本汉诗发轫的标志

作为日本最早的汉诗总集,《怀风藻》标志着日本汉诗的发轫。它在编次方面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但侍宴应诏之作的连篇累牍,却表明当时的汉诗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娱情遣兴的需要。相形之下,模山范水和言志抒怀之作似乎乏善可陈。至于其艺术形式,则带有汉诗发轫期的不可避免的稚拙。尽管如此,它仍然不失为我们观照与考察日本汉诗的基点。     

《万叶集》诞生的中国文化背景

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万叶集》是一部规模宏伟的和歌总集 ,然而它却是中日两国长期的文化交流的产物 ,从书名的由来、分类、汉诗作者大量参与以及对汉字的借用等方面都可见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联。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肖瑞峰副教授著《日本汉诗发展史》(第一卷)出版

作为中日文化交流产物的日本汉诗,曾经有过高度繁荣的历史。据《汉诗文图书目录》,从汉诗发轫的奈良时代至汉诗衰替的明治时代,先后问世的汉诗总集与别集达769种、2339册。但由于种种原因,过去中国国内尚无一部系统研究日本汉诗的专著,即使连专题研究论文亦极为罕见。最近,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填补空白之作《日本汉诗发展史》(第一卷),已由我校中文系青年副教授肖瑞峰先生撰著完成,并由吉林大学     

日本汉诗吟咏现状及其与中日交流的关系

日本汉诗是中国古代诗歌最大的海外支脉。日本人将汉诗以日语语法和训读音完整地加工成为日文汉诗,辅以日式曲调吟唱,＂汉诗吟咏＂逐步形成并日趋成熟。当今日本的汉诗教育有国民基础教育和专业吟诗学院教学两种主要方式,汉诗吟咏流派众多,爱好者遍及全国。尽管如此,汉诗吟咏活动仍然面临着爱好者老龄化、后继乏人的困境。加强中日两国在汉诗吟咏方面的互动交流,建立中日吟诗交流组织,积极举办吟诗交流会和开展面向学生的以诗歌为主题的修学旅行活动,是培养日本年青一代对汉诗的兴趣、帮助日本汉诗吟咏活动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     

《土佐日记》的中国文学受容

开创平安假名日记文学先驱的《土佐日记》在修辞手法、词语的运用、汉诗及典故的改写与借用、汉诗意境的渗透与主题基调的铺陈等方面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张扬日本"国风文化"的同时,《土佐日记》也展示了其中国文学的受容面。     

论欧阳修《日本刀歌》中所诠释的日本观

在欧阳修众多的诗文中,难能可贵的有一首专门描写日本刀的《日本刀歌》。《日本刀歌》不仅有相当的文学价值,还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日本刀歌》是中国文人对中世日本文化的一种诠释,更是研究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文人的日本观、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所谓"以诗证史"者云。欧阳修的这番诠释,也影响了直到明清为止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日本观。本文将试着结合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知识,对诗中诠释的日本文化及中日交流作一个全面的解读。     

关于晁衡的汉诗

摘要： 晁衡在华的神奇经历和他的汉诗及和歌创作都是值得记述的。他的一首著名和歌的两种中译,竟然被人误作他的“汉诗”。江户时代日本有人污蔑他“叛国”,也有人为他驳诬,如今中日两国人民都深情纪念他。     

论《东瀛诗选》对服部南郭诗的修改

俞樾对日本汉诗原作的改动,虽不影响《东瀛诗选》选政之精审,但从文献保存来说,修改原作的做法不足为训。选家不宜直接修改原作。     

欧诗断论

中华书局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撰稿过程中,关于六首诗的片断思考,拾掇成文,论证《汉宫》是今存欧诗最早的作品,《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作于天圣五年途经黄州,《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的写作时间在年前而非年后,《水谷夜行寄予美圣俞》的写作地点在山西而非河北,《小池》诗启迪杨万里的同题诗写作,《日本刀歌》尚难定论非欧阳修所作。     

王寂二行部志中佛教史料举隅

王寂《辽东行部志》和《鸭江行部志》记述了大量寺庙、僧侣和佛事,对宝严、崇寿、灵岩三寺和辽僧海山、金僧渊唯识、金尼智相的描述尤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叙及炽盛光佛信仰和禅宗渗透、流传辽东的史实,还保存了许多作者考订佛籍真伪和寺院始末盛衰以及即事诗文。其内容使不少当时辽东一带佛教存在和活动的踪迹得以流传后世,为佛教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     

论江西诗派对韩愈“以文为诗”的接受

韩愈学杜变杜,通过＂以文为诗＂使诗呈现出新的面貌。江西诗派学杜学韩中,＂以文为诗＂乃是其学习的主线。在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倡导下,对韩愈＂以文为诗＂不断扬弃,通过艺术创新,从而形成自己的＂法度＂。     

“易道”精神下的班固儒学史及文化批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批评标准。班固以"易道"的中庸世界观,追溯先秦原儒的"致学"精神,对汉代儒学向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转向给以批评。班固既追求儒学学术的"真",又关注它对历史现实之"善"的作用发挥。他在"乾坤合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原则下,以真与善、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儒学乃至文化创造的最高理想。班固从易学精神出发的儒学史观念表现了他全面、开放、独立的文化规律认识。     

和刻本《淮海挐音》所收宋文辑考

《淮海挐音》是宋末僧人释元肇的诗集,初刻于宝祐戊午(1258年)。此书在我国早已散佚,所幸很早就传到了日本,元禄乙亥(1695年),神京书林据宋本翻刻。大正二年(1913年),成篑堂据元禄本影印收入《成篑堂丛书》。此书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全宋诗》释元肇诗主要依据此书编辑。此书前面附录的赵汝回、程公许、周弼等人序文、书信6篇,是考证赵汝回、周弼等人生平和研究江湖诗学的重要材料,可惜目前还未引起学界注意,《全宋文》、《宋集序跋汇编》仅据《宋代蜀文辑存》卷八三转录了程公许序1篇。对这6篇序文做全面辑考,有助于增进江湖诗学的研究和宋代总集的完善。     

李商隐寄令狐绹诗之考论

在李商隐的交际诗作中,他写给令狐绹的诗最多,情最动人,语最直截,最有心底话想说也能说,且能“屡启陈情”.其《夜雨寄北》也可断为寄令狐绹,从其写作于此诗前后的其它诗看,即可得到验证,也可以互证,这些写给令狐绹的诗都是期望出施援手的.从李商隐寄令狐绹的诗考,令狐绹打压李商隐,真是一桩冤假错案.令狐绹与李商隐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李商隐所有的交往中,他与令狐绹最密切,交往的时间跨度也最大;令狐绹对李商隐仕途上的帮助也最大.     

宋代南丰曾氏家族第五代诗词创作叙论——以曾悖与曾协为代表

南丰曾氏到了第五代已经全面衰落,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承成为维持家族声名的最重要的方式。曾悖现存诗词均为绍兴中知黄州与台州所作,着意书写个人游赏清兴以表达“方外之乐”,他继承曾氏家族第四代传统,与江西诗派变调诗人韩驹、徐俯、吕本中、曾几等人往来唱和甚密,诗歌受其影响;词以小令为主,能将洒脱与温婉结合。曾协仕途与声名不及曾悖,但现存诗词最多,其诗学苏轼、陈与义而有所变化,词有陈与义的疏爽洒脱。曾悖与曾协代表曾氏家族诗词的两种不太相同的风格取向,曾晦之、曾思的诗作接近曾悼。接近江西诗派仍是曾氏家族第五代的诗歌创作特点。     

论晚清俞樾对于汉易的整合与阐发

俞樾沿袭乾嘉易学之学风,从象数和训诂两个层面对汉易做了深入的探索。就象数而言,整合了荀爽、虞翻升降说和旁通说,提出了穷通变化说;通过解构汉易卦变说,提出了"非反对则旁通"的刚柔相易说与"八纯卦和八交卦"的变卦说;发现汉代卦气说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辨析和修正;秉承了汉易的思路,以象解《易》,贯通经文。就训诂而言,他以"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为解经要旨,将文字训诂运用于解《易》之中,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解释。俞氏易学迎合了晚清经学汉宋兼采的特点,折中汉宋象数之学,重建以训诂兼象数的汉代易学。俞樾成为乾嘉以后汉易研究最有成就的易学家,对于后世汉易传承和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郑谷诗坛爱惹僧 诗无僧字格还卑

郑谷诗歌特点之一是爱僧,其表现既在他好与僧人交往,更在他写诗爱用僧字,其爱惹僧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而其提出的“诗无僧字格还卑”颇有意义,对唐诗的某种审美心理和表现内容作出了总结。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