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致徐懋庸两信系年考订

据《鲁迅日记》记载和有关资料统计,鲁迅自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开始与徐懋庸(1910—1977)通信起到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夜答徐懋庸公开信止,共致书信五十二封,现见于《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集》者有四十六封,其中收于《鲁迅书信集》之1094号信系年有误,另一封误作残简收于附录,又未加系年。现分别考订如下。     

《张元济全集》编辑始末

张元济先生遗文的结集出版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几十年的积累,最终结集为10卷本《张元济全集》,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集的编辑工作除了按文献的体裁和写作时间先后作编排之外,主要有:对一些不太完整的信件或文章做了进一步考订;对原来不署书写年份的书信或文章的书写年份尽量作出考订;尽力寻找原稿(包括原稿复印或影印件)或初次出版物,纠正以往历次公开出版过程中造成的文字错误,保持历史文献的原真性。《全集》出版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新资料,约12万字,主要来自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及张元济日记稿本中的一些新见资料。     

鲁迅致内山完造两信系年考

鲁迅研究室编辑、一九七七年十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所载《新发现的鲁迅书信》第二一、二三号致内山完造的两封书信,是两通便笺,因为都不是正式的书信,所以均未见《鲁迅日记》的记载,信的落款也未署时间。这两封“新发现”的信,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所写,看去漫无边际,似乎无从嵇考。在编入《鲁迅研究资料》时,二一号信由编者系年为一九三六年,对二三号信则一     

新搜集的鲁迅《致××》信的收信人和写信时间考

《鲁迅书信集》出版以后,《光明日报》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文学》第六十期,发表了《十五封新搜集的鲁迅书信》。第十三封《致××》信,倪墨炎同志在《关于十五封新搜集的鲁迅书信》(《光明日报》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一文中指出:“第十三封信曾刊《人间世》半月刊一九三九年第二期,收信人姓名被略去。”     

老舍四封佚信的史料价值

老舍一生中究竟写下了多少封书信，恐怕永远也无法去作准确统计了。目前，广大的读者只能从《老舍书信集》①中看到老舍的部分书信。笔者在编撰《老舍年谱》②的过程中，又先后收集到《老舍书信集》之外的三十六封老舍书信。在这些书信中，除老舍致郭沫若夫妇的八封书信外...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你好! 前日马蹄疾同志持赠贵刊三册,其中一九七七年第五期上刊登有他的大作《(鲁迅书信集)系年质疑》,读后感到他治学态度十分严谨。考订鲁迅书信的日期,看来似乎琐细,实际上跟研究鲁迅生平作品关系甚密,稍有疏忽,即易导致其它方面的错误。我同意马蹄疾同志对所举九封鲁迅书信日期的订正,并想对其中致周作人三信日期的考证补充一点旁证材料,并纠正该文的一个说法。一、《鲁迅书信集》中1921年8月3日致周作人信,日期应订正为同年9月3日。该信中有“老三昨已行”一语。“老三”,即周建人,乔峰。查周作人日记,9月3日项下云:“得乔风函云,今日往上海     

中国现代作家书信集及其研究

中国现代作家书信集的出版在1930年代、1980至1990年代呈现两次高潮.研究这些书信集应关注书信入集带来的文类属性和价值的变化.对作家书信集的研究有几种不同的角度,而对其进行朴学式研究将是一种更重要的研究.     

关于徐志摩的一封信、几条佚文及其他

先说信。徐志摩写给凌叔华的信很多,凌叔华称有七八十封。有人怀疑未必这么多,我是相信的。再多些也相信,有段时期他俩的关系非同寻常。但这些信绝大多数未得见诸于世,或许将永远散失了。幸而凌叔华在1935年主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时,将信删略处理,以《志摩遗扎》为题披露过六封,我们才得以窥见书信的大致内容和文采。它们真是情文并茂,每一篇都是徐氏风格的散文,为各种徐志摩全集、书信集所必收。近年又披露了一封留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徐致凌短笺,新录入虞坤林编《志摩的信》(学林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再录入韩石…     

故实·生平·年代——读鲁迅书信札记

读大作家的书信是很有兴味的事情,从中往往可以看到比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而且可以借此钩稽文坛的故实,探索作者的生平。反过来,也可以依据信中所包含的故实和生平考订书信的写作时间。鲁迅书信中适例甚多,试举三则,以发其凡。其一,《鲁迅书信集》附录致王志之断片,注云:“此断片据收信人作《鲁迅印想记》所引抄存。此信约写于1933年。”后来包子衍同志重加考证,订为写于1934年5月22日。按之信中所涉及的文坛故实,此信当写于1933年5月10日。鲁迅与王志之通信始于1932年底。1932年冬鲁迅因母病有北京之行,其间曾会见北京左翼文艺界人士,对“北平左联”的工作有所指示,其主要内容是:“纠正关门主义,如何对     

巴金与李健吾往来书信时间辨正

巴金先生与李健吾先生交往近半个世纪,两人的往来书信,目前公开发表的约有76封。由于这些书信大部分没有署完整的落款时间,部分书信甚至是缺页的残简,具体的写信时间多由相应书信集的编者判定,其中有若干封书信的写信时间判定有误。根据书信内容、书信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参考多方材料,对这些误判的写信时间进行辨析和纠正,以期消除因书信时间差错对学者研究造成的障碍,提高书信这种文学史料在研究中的重要性。     

鲁迅与辛岛骁——读鲁迅《致辛岛骁信》

新版《鲁迅书信集》收录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日本友人辛岛驍的信。鲁迅与辛岛驍的交往,始于北京,终于上海。见面次数不算少,互相通过信,然而大多佚失,这是目前仅存的一封信。此信先曾刊载于东京岩波书店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鲁迅选集》第十二卷,二十年间一直未见汉译,直至新版《鲁迅书信集》出版,才见编录。     

谈谈周原考古的意义——1979年4月22日在西北大学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

本文根据苏秉琦先生家藏未刊文稿整理。文稿未署年月，据《苏秉琦往来书信集》所收叶迈致苏秉琦先生书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册225-226页），及《安志敏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册539页），苏秉琦先生在1979年4月22日应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邀请，于西北大学做了“周原考古收获”和“考古学为历史时期任务出贡献”的学术报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整理录音稿，拟发表于《人文杂志》创刊号，后虽经苏秉琦先生多次修改，终未能定稿刊发。201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郭大顺先生完成文稿录文，2021年苏秉琦先生长子苏恺之先生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校核文稿，并据出版规范与郭大顺先生一起对文稿再做核理。     

郑宾于与胡适——《胡适书信集》

重庆学者郑宾于,曾因北京文化学社出版的《国语文学史》致信胡适,并得其回复。两人的书信往还,既可进一步丰富郑宾于的行实,同时,也长期为胡适研究者忽略,可为《胡适书信集》补遗。     

闻一多著作征集启事

为整理出版《闻一多全集》,特公开征集: 一、闻一多先生未公开发表的诗歌、散文、戏剧、杂文、政论、学术论著、翻译作品及其他文稿; 二、已在报刊发表而未收入《闻一多全集》(一九四七年版)或辑成专书的闻一多先生的文稿; 三、闻一多先生的书信、题辞、序跋、课堂讲稿、讲演记录及其它墨迹;     

鲁迅致增田涉一信中的两处笔误

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译文)开头写道:“七月四日信收到。上海的寒暑表,室内七十度,室外七十七、八度。”(《鲁迅书信集》第1140页)我怀疑排印有错。查看根据增田涉赠送的手迹照片影印的《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第34页,没有错。据我推想,第二句应是鲁迅回答增田一涉对他生活、身体的关心,特意写出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性

还在一九六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写道:“未来俄罗斯的进步命运……取决于如何解决人民问题”(Ⅷ,235页。文中所引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言论均见于三十卷本《陀思耶夫斯基全集》,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作品全集》,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译者)。一九七六年的《作家日记》中他又重复地讲道:“人民,或者对人民的看法和理解     

《端智嘉全集》获奖

日前 ,西南民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万果搜集和主编的《端智嘉全集 1— 6卷》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第四届中国民族图书奖一等奖和第十三届全国藏文图书奖一等奖。《端智嘉全集》于 1997年 11月 ,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全集辑录了端智嘉从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创作的小说、诗歌、论著、译著等 ,共分为六大卷 :《诗歌集》、《小说集》、《论文集》、《译作集》、《名著诠释集》和《散文书信及其他》,全集约有 15 0余万字。端智嘉是新中国培养的藏族第一批藏文硕士研究生。 195 3年生于青海尖扎县 ,198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古…     

再论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

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有认为其涉嫌侵权。根据1928年《著作权法》等法律规定的条文,1938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只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同意即可,不必以收回北新书局等出版机构的鲁迅遗著出版权为前提。李小峰同意由第三方出版《鲁迅全集》且对出版时间未设限。这种正面态度有助于消除王云五对于北新书局“反诉”的疑虑,也有利于《鲁迅全集》尽早出版。《鲁迅全集》出版过程中并未侵犯北新书局的权益,也不存在侵权问题。在民国法律框架下,1938年版《鲁迅全集》一经注册,其著作权（编辑著作权）就应归“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所享有。     

闻一多先生未刊稿说略

杰出的民主战士、著名的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一生勤奋著述,给我们留下了数百万字的手稿,这是一分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一九四八年,上海开明书店曾出版过郭沫若、朱自清、叶圣陶等主编的《闻一多全集》。由于闻一多时处干戈骚屑、社会动乱之际,手稿散失颇多。因此这部全集仅占全部遗稿的四分之一。一九七九年,由季镇淮等组成《闻一多全集》整理编辑工作组,向闻先生亲属、生前故旧广泛征集了不少遗稿,一九八二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天问疏证》,以后又陆续整理发表了闻先生的一些文章、书信,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现有的未刊稿看,内容极为丰富,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六年,都有一些,包括     

鲁迅《悼丁君》诗发表前后

关于写旧体诗,鲁迅说过:“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鲁迅书信集》638页)只在《日记》上记了下来。鲁迅的旧体诗在《集外集》出版之前,极少先经发表。《鲁迅全集》十卷本注释本所注旧诗最初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