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国家认同——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

西南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子女的国家认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国家归属方面,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也为自己的母亲难以加入中国籍而遗憾;在政治认同方面,他们比同龄人冷漠;在法律认同方面,他们也面临一些迷茫.对于西南边境跨国婚姻所生子女在国家认同过程中遇到的特殊情况,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跨国婚姻子女社会化问题思考

边境跨国婚姻所生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比如要正视他们家庭不完整、家庭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的问题,要满足他们受教育的权利,要照顾他们特殊的受教育需要,社会需要加强理解、宽容.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的身份认同思考——以广西大新县A村为例

A村是位于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大新县的一个村庄。该村村民主要是壮族,和越南邻村边民属于同一个民族。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中越关系改善以来,该村与越南邻村边民之间的跨国婚姻越来越多。但是,这类逐渐普遍的跨国婚姻,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导致这些越南妇女难以取得中国户籍、国籍,从而产生了国家、群体、自我身份认同三重危机。作为中国家庭的重要成员,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后果。走进这些越南妇女的内心世界,可以感受到她们在社会身份认同方面的无可奈何。加强对这种跨国婚姻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例论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兼论"无国籍女人"的身份

中越边境地区上世纪80年代末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以来,中国与越南毗邻村屯边民之间缔结的跨国婚姻数量呈快速上升的态势,越来越多的越南妇女嫁入到中国家庭。本文着力探讨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同时关注这些嫁入中国家庭并生育子女的越南妇女的处境。由于制度等各种条件限制,她们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最终沦为尴尬的无国籍女人,这对中越边境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研究(子女篇)——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

一、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子女:一群特殊的孩子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隘江村是一个边境行政村,与越南的高平省下琅县里国社板当屯、明龙社六幸屯隔归春河(水面宽约10米)相望,与越南的重庆县潭水社板约村、板逐屯也相隔不远.隘江村共有5个自然屯、9个村民小组、277户家庭,共1173人.[1]从1989年至2005年的17年间,隘江村产生了和越南妇女结婚的跨国婚姻28户,占该村227户家庭的12.3%.在这28户跨国婚姻家庭里,有1户没有子女,有1户没有婚生子女,有3户刚结婚还没有生育子女;在23户有婚生子女的跨国婚姻家庭中,共有37名子女.[2]     

中越边境壮族跨国婚姻中的“拜后家”研究——以云南河口县中寨村为例

中越边境壮族跨国婚姻中的拜后家,是嫁入中国的越南壮族媳妇拟制姻亲关系的建构行为。它是越南壮族媳妇在传统后家观念的推动下,对拜后家文化习俗的借用;也是在现实边境政策的制约下,姻亲关系中断之后,因身份认同模糊而引发的理性选择。在越南壮族媳妇拟制后家的过程中,集中体现了妇女在姻亲关系建构中的主动实践。这种建构,也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一种文化策略。     

夏尔巴人“骨系”认同下的亲属网络与社会组织

根据对中尼边境樟木镇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论述了夏尔巴人的骨系观念、骨系认同下规定的婚姻与亲属关系,以及通过象征仪式形成的多层次亲属网络与社会组织。研究表明,骨系认同是夏尔巴社会人群结合的重要纽带,所建构的亲属网络与社会组织适应了中尼边境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同时在全球化趋势下这一社会结构更表现为族群认同与地域认同而得以延续。结论对进一步探讨跨国界生存的夏尔巴人亲属网络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边境社会等问题有着良好的铺垫。     

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分析

本文通过阐述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现状,从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中存在的婚姻家庭、身份认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分析了中越跨国婚姻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态势,认为在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中应建立科学的决策和执法机制、加强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以及构筑坚不可摧的制度屏障.因此,对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做出相应调适,使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治理常态化和长效化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跨国民族类型与和平跨居模式讨论

从跨国民族历史形成原因、现实存在形式、聚居和散居情况、国家政治认同情况、语言文字涵化情况等方面,对跨国民族进行了类型划分.以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现象为例,对"和平跨居"模式的主要衡量指标进行了分析,认为跨国民族文化内部彼此之间明确的国家政治认同、国内边境地区各民族共生互助互补互制的和平人文生境,是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基本模式.     

创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应对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21世纪是一个各国之间在经济发展、金融贸易、资源获取、科技创新、文化交流和外交攻防等领域开展激烈竞争的时代,在竞争态势下,各国需要关注本国软实力的建设。首先,需要保持和加强全体国民对所属国家的高度政治认同。其次,作为国家政治认同的文化基础,需要建设和加强全体国民对共同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的追求。再次,是整体国民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一个现代国家,只有在以上三个方面不断提升内部的政治、文化凝聚力,不断增强国民文明素质和文化自信心,才能在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寻求价值观的共性并占领道德制高点,赢得国际社会与各国民众的理解和尊重。本文讨论的主题是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应当如何加强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并建设一个全国56个民族成员共同认可的中华文化。     

《民族学刊》编委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Ethnology     

南京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的思考

南京是东南沿海城市中回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早在明代就形成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社区。然而,近年来随着南京最大、最典型的“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拆迁,引起了人们对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问题的思考。“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消失,除外界因素外,其内部经济生活方式、社区组织形式、婚姻情况、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也是其重要原因。实际上,回族社区的保存和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更需要回族自身的“文化自觉”,通过不断反思、不断总结、不断汲取优秀文化精华,并不断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而伊斯兰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思想工具和途径。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壮族和谐社会建设--壮族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之一

重构社会控制体系,完善、加强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社会控制,是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任务。壮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先进理念,为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构建新的社会控制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以及国家赋予的自治权和立法权,注重从当前壮族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来制定适合壮族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为当代壮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论锡伯族萨满神歌的心理医疗功能

在漫长历史中 ,锡伯族创造了与自身的生产方式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相适应的萨满教 ,并不断发展丰富 ,萨满教成为锡伯族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萨满教延续千百年 ,其主要功能和价值之一是治疗疾病 ,保障氏族的生存繁衍。锡伯族萨满治疗患者是在歌、舞、乐三者浑然一体的场景中 ,即在“跳神”场景中进行的。歌、舞、乐三者是古老时代集体创作的产物。在萨满“跳神”过程中 ,他和助手及众人共同吟唱的神歌 ,对患者产生了心理医疗功能。     

关于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若干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落是必然的,要做好保护工作,就要发掘其自身的生长要素,从而采取相宜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提高民众的自觉意识、实现可能的功能转换、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等几个方面。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要防止只做“搭台”的角色、搞“官员工程”、脱离群众、不看对象搞“一刀切”、过度开发和文化造假。     

试析民族理念的建构

“民族”显现为二重的存在:既是一种对象实体的存在,更重要的又是一种概念的存在。它是在社会事实的动态过程中才得以提升到国家层面,而获得的一个更具总体性的意指范围。正是凭借理论预设,不同的民族理念在彰显民族存在的某种事实的同时,却遮蔽了其他存在的事实。“民族”这一分类概念确实参与了对象实体的真实构造。民族概念的歧义性,反映了不同研究者所具有的不同的理论切入点、视野差异以及作为概念载体的语言对所有研究做出的理论预设这一根本性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