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价值"与西方文明因子

本文论述了法治价值在中国获得至高评断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必然性 ;为更深入地了解法治的价值 ,本文分析了西方法治的普适性和西方法治所包含的五个方面的文明因子 ,以求在倡导法治之时 ,对源于西方的文明成果有深刻照察和真切的价值认同 ,以认真吸取外来文明之精华。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同构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治国方略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功能互补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二者作为治国的方略并举提供了可能与保障.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论柏拉图《法律篇》中"法治范式"的当代启思

“法治”是柏拉图《法律篇》中所倡导的“混合政治”的核心内涵,是一种将君主制的君主原则与民主制的民主原则相融合的新型的“法治范式”。文章在剖析柏拉图“法治”思想的基础上,详细地阐述了柏拉图法治思维对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思维启发价值。     

墨子的"法治"观及其现代价值

"法治"在墨子那里叫"治法"."治法"以"法"、"法仪"、"法度"为治国的标准."治法"之"法"即为"仁"之法,即为"兼爱"之法,为"义正"(正义)之法,为"尚同"(平等)之法,为"天志"之法,为"法天"(或"则天")之法,为"中效"之法,为(百姓广泛参与的)"谈辩"之法.墨子的"法治"观展示了"法治"之法的规则性、规范性、普遍有效性、强制性、实践性、正义性、平等性.因此,墨子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第一位主张"法治"的思想家,而且还因其独具"现代性"而使其成为"法治的本土资源".     

论柏拉图《法律》中"法治范式"的意蕴

详尽地阐述了柏拉图在《法律》中的“法治范式”内涵。文章认为,柏拉图是在法治伦理之基础上构造出法律统治至上的“法治范式”,即这种“法治范式”是在以节制伦理为核心的公正、平等、自由以及智慧等法治伦理中生成的。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试图重建古希腊城邦的和谐的根本目标。     

"德"、"法"协调理论初探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不仅明确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发展。文章从为什么提出“德”“法”协调、“德”“法”协调何以可能、如何进行“德”“法”协调三个方面作一初步理论探讨。     

论唐太宗的"德治"思想

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其"德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主要来自于懦家传统"德治"思想的熏陶、历史经济的影响和随朝亡国之教训.其"德治"思想的治国实践主要体现在"正身修德"、"国以人为本"以及澄清吏治、开明的民族政策等几方面.唐太宗在"德治"的同时,也主张法治,他将德治思想与法治思想互相融合,成为基主要的治国之道.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二者并举,不可偏废.     

“王者之政”与“霸者之政”的比较研究

“王者之政”、“霸者之政”是《说苑》中的管理思想。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它们之间存在德治与法治、柔性管理与刚性管理的差异。从对差异的分析可以推出它们在管理上协同和互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王者之政”与“霸者之政”对现代管理的指导价值不仅在于分清各自优劣和适用范围,也在于二者的互为补充和取长补短。“王者之政”设教劝善,效迟功远,用于治本;“霸者之政”立规矩,明赏罚,功在治标。两者的合理结合,以求标本兼治。     

德治不等于人治

德治与人治历来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因此提倡以德治国,我们首先必须为德治正名,名正言才顺。只有辨清德治与人治二者之间的区别,才有可能就德治的价值、功能、规诫在全社会范围内达成广泛的共识,从而推动德治的最终实现。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及历史渊源。论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略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继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之后，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又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二者关系如何？地位怎样？是当前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之一。实践中道德和法律是两种具有不同特征和作用的社会规范，德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只有德法并举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哈耶克的积极“无知”和消极“自由”

"无知的知识观"就是界定知识和理性的限度,反对知识僭越自身的超负荷、力不能及的不当使用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探讨知识的恰当运用,所以是积极的。消极自由的表述是"免于……自由",以不受社会干预为实现自由的条件,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求知创新能力,每一个人都能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智识上的贡献,这是自由的本真之意。对无知和自由的研究分别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积极的"无知"观构成消极的"自由"观的认识论基础,消极的"自由"观又奠定积极的"无知"观的社会基础。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试论"王介甫以工"

王安石是北宋诗坛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后人对其评述颇多,其中以陈师道的"王介甫以工"影响颇大.本文就试图从王安石诗歌尤其是晚期诗歌的艺术特点、感情模式、意境创造等方面作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