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日本影响因素

日本接受西方"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尝试对中国文学进行通史性质的研究,明治时期日本学界人士兴起了中国文学史撰写的热潮.在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模式影响下,20世纪初叶的中国出现了大量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蓝本而撰写的文学史著作.日本文学史家的"文学"观影响到中国文学史家对"文学"的理解和定义,他们此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呈现了这种文学观嬗变的历程.     

书写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融入现当代文学史的思考

重写文学史在轰轰烈烈中取得一定实绩,但也存在不足和缺憾.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长期互动的文学史实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现状逐渐将真正意义上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推向前台,探讨少数民族文学融入文学史框架的可行性途径,强调评价少数民族文学的合理性有效性尺度与标准,对最终抵达浑然汇通的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走近与走进:两种文学史论的描述研究

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论与文学对话的文学史论是本世纪50年代至今,我国文学史界影响最大的两种文学史研究的观念论和方法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论将文学史的目的设立为对文学规律的揭示,力求运用主体认知功能,通过认识活动建构文学史,认识论方法和社会学方法是其主要的方法论构成。文化对话的文学史论则将文学史建构视为当代文学经验与文学史实的对话,追求在直觉、领悟和阐释的个体语境中显现文学规律,视文学史研究为在文化学方法的运作下,传达当代文化价值与文学经验的表意活动。两种文学史论各具有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又存在着重大缺陷。对它们的反思与扬弃将可能使我们产生新的文学史论。     

文学史的问题与反思

作为文学的历史性认识成果的文学史,始终面临着有限性的认识和选择的矛盾.这些矛盾体现在文学史的对象选择、文学史中的历史性认识和文学史中文学的存在等问题中.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及理论建构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绩来源于区域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史批评的不断增长。区域女性文学史写作是对传统的文学史理念和写作模式的突破,也是对女性文学史批评的细化。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女性文学批评、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化生态研究等多种批评融合视阈的产物。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在区域的地理和文化版图上绘制“女性文学地图”,探寻女作家的“地理籍贯”,开掘女性文学的“地理基因”,阐释其具有“区域地标”意义的地理意象,探寻女性文学的地理叙事特点,发现女性文学区域性文化和审美差异,从而建构中国女性文学生态化格局。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评阿垅的《诗与现实》

阿垅(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杰出的革命诗人和诗论家。在祖国大地阳光普照,他的才华如花怒放之时,由于一场意外的政治风暴,被他曾如痴如狂地憧憬着的革命加之以“反革命”的罪名,陷身囹圄,以至丧失生命。在今天,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平反,“七月派”又重新出现于人们眼前,自然,我们又读到了阿垅的诗。研究他的诗歌的文章也频频出现。但是,作为诗论家的阿垅却被忽视了。应该看到,阿垅不同于鲁藜、绿原、牛汉、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忽视,使得某种"趋同"的文学史意识产生着潜在影响."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提出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到这种影响,还在于在这-文学史观的观照下,学界可以对如何定位多民族文学互动融合的重要性、怎样评价不同时期文学史书写中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方式、如何发现和重新审视被遮蔽的各异的文学经验,从而整合出-种更真实、更清晰的文学史视野等-系列问题作出有益的新探索.     

浅谈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一、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及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应占有怎样的地位，这个问题其实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一个最明显的证据便是至今尚未有任何一本中国文学史涵括了少数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史其实只是一部汉语言文学史。许多学者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看到了中国文学史的这种片面性；甚至有人上书人大和政协，要求给“中国文学”一个全新的，真正准确的定义。①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文学史应该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方才全面和公正，这一点无可非议；但关键在于，研究者们对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     

《文学台湾》：寻找“遗失”的记忆

《文学台湾》从“文学叙事”和“理论想象”两方面描述了台湾文学的基本概貌、发展轨迹,填补了台湾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还通过塑造“文学台湾”的形象对台湾问题进行文学审视。为此,作者打造了一个由还原的记忆世界、感性的理解世界和理论的想象世界构成的“三重世界”。它们在从知觉形象、感性形象和“抽象形式”上丰富着“文学台湾”形象内涵的同时,也使得《文学台湾》对台湾问题的文学审视具有文艺学、社会学的意义和思想史的价值。     

释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

胡适的文学思想对中国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起了开路和奠基的作用,其据以立论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科学进化主义以及中西文化、文学史比较研究的方法--由此奠定了他的文学观的第一块理论基石"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他描述的"文学进化"的规律是语言形式的进化;不同民族文化、文学间的交流碰撞,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胡适与"重质轻文"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反,更强调语言的变革对于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观点极具实践价值.胡适文学思想的局限性是过分讲究"实用"而理论含量不足;过分强调向西方文学学习,而对本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具体性和丰富性的认识不足.     

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郭沫若文学观嬗变新论

从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到风光无限却寂寞惆怅的蹉跎老人,郭沫若的文学观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文学观念所包孕的范围在逐渐缩小,作家创作才能趋于钝化,艺术生命亦渐萎顿。郭沫若所走的文学道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从胎动腹中到苦涩青春的曲折历程。     

从变形的“绳圈”到“政治单面人”的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政治因素三议

从现当代文学史的宏观政治倾向、鲁迅的文学思想转变以及具体的当代创作文本解读,考察和剖析了文学和政治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冲突现象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图对此不和谐现象作出富于理论意义的阐述。     

走出“主观性”的迷雾——论对文学史的原生态把握与追求

真实的文学史依赖文学史家们对文学史存留物的理解来复现,所以,文学史便获得了第二重存在,即文学史实践.后人对文学史的种种诠释与复现的努力,必然表达着文学史家们的种种理解,在这种种"理解"之中,便形成了对文学史的"主观性"追求与原生态把握之间的矛盾.在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史实践中所出现的对主观性过分张扬的倾向必然会丧失文学史的"史"的特性,同时也丧失文学史的"文学"性,从而陷入"主观性"的泥淖.如何走出"主观性"的迷雾,我认为关键是应坚持对文学史原生态的把握与追求.因为文学史实践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史学.     

文学研究的“钟摆”与“制动”

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文学内部研究强调文学审美特性,外部研究重视文学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对立可以说是审美性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要解决文学研究的＂钟摆＂现象,必须解决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文学语境的虚拟性使它自身得以与文学外部的文化语境相疏离,使它们之间产生一种奇特的距离感;文学语境的审美性使得它与文学内部研究保持本质性的联系。文学语境作为介于文学内部语境和文学外部文化语境之间的特殊场域,使得文学内外有机地衔接起来。     

重构“革命经典”：从复杂到“纯粹”——以歌剧《白毛女》和舞剧《白毛女》为例

延安文艺界所开创的文艺创作方向作为建国后的文艺主潮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在这一长达近四十年的文艺实践过程中,左翼文艺界为了在文学艺术中创造一个“绝对无我”之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目标,追求一种“绝对的纯粹”。从20世纪40年代的歌剧《白毛女》到60年代的舞剧《白毛女》,就很好地反映了革命激进文学派别的这种乌托邦冲动,即以“净化”的方式修改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基础”,但又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复杂性”作品,展开对自我、阶级本质等想象,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文艺形态。     

“趣”作为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现代意义

“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审美范畴,它对当代文学创作、文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表现为:一、启示文学创作要不断焕发主体灵性,张扬生命自由;二、启示文学创作要不断求新求变,加强艺术表现力;三、启示正确看待文学的社会作用,以审美为文学的价值之所在;四、启示倡导文学审美的多样化,反对单一的文学批评取向;五、启示反对庸俗的文学之趣,追求健康的文学趣味;六、启示文学批评要亲近文学现象,抛却空中楼阁。     

“法律与文学”的中国语境化解读

西方＂法律与文学＂流派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体系,强调法律与文学间的逻辑可能性,法律通过调动文学叙述和文学文本的积极性来实现两者互动和共谋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冯象和苏力进一步展开中国语境化解读,中国化语境中所特有的政法策略选择体现了＂法律与文学＂的理论语境化特征,并可能进一步延伸其政法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