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猛兽":朱子对宋代名士"阳儒阴佛"思潮的批判及其意义——以《杂学辨》为中心

朱子丙戌所撰《杂学辨》标志着他由溺佛到归本儒学的转变.《杂学辨》非一般意义上辟佛老之作,而是通过严厉批判苏轼、苏辙、张九成、吕本中四位"贵显名誉"之士以佛老解经之阳儒阴佛思想,来达到辨紫朱、清门户、正人心、崇孟学、立道统的目的.朱子对四者的批判集矢于性命论和工夫论,驳斥了性道不可言、以诚造化、格物默识等异端之说,充分显示了不畏权威、接续孟学、弘扬洛学的弘道立场,反映出通过掌握儒家经典解释权来重振儒学的策略.《杂学辨》不仅关乎朱子思想的前后转变,而且发挥了持守儒家经典本位,维护儒学纯洁性的作用,对理学及儒佛关系的走向皆具不可忽视之意义.     

从相生相待到平等不二——苏轼融通佛道路径及其局限性论析

苏轼思想复杂,探讨他对佛道思想的理解及融通方式,是研究其思想形态的关捩点.从对其诗文的细读分析中可以看出,苏轼将道家相生相待的理论与佛教的相对主义实现了对接,其会通佛道的方式使他对佛教平等观思想的理解别具特色,更使其人格精神呈现了通达超脱而不粘滞执着的特点,但也使他始终无法彻底超越现实,而这正是苏轼思想一直处于矛盾状态的主要原因     

试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和创作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纵观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词赋之作,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思想变化的复杂性。儒、佛、道各家思想对他都有吸引力。本文试图简要分析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变化及其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     

王阳明早年“出入佛老”研究

“出入佛老”几乎是宋明哲学家必经的思想历程,也是阳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围绕阳明心学发生史上“阳明洞修道”事件中的前知和内照光景问题,分析阳明“出入佛老”过程中所发生的从身到心、从术到道、从仙到佛,也就是从养生到境界的思想历程,揭示其哲学意义是使阳明由佛老虚无境界的精神体验出发走上在儒家日常的感情和伦理生活中实现超越的精神境界的道路,从而为他建立融合儒、释、道三家为一体的心学理论准备了条件。     

浅说苏轼的军事思想

人们谈及苏轼的思想,通常谈的是他主要受儒家思想影响兼以佛道思想的渗透、从而形成他既矛盾而又统一的思想体系。却很少注意到其中尚有与他身分不符而与兵家思想不谋而合的军事思想的成分。翻阅苏轼所作的一些策论、奏章乃至诗词,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他     

苏轼循物之理的创作思想

苏轼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必然之理”(内在规律),循物理是他创作的基本思想,体现在他重理、知理、达理三方面。他以“一理”作为批评的主要标准,取代前人的“法”“品”“格”,强调创作要在实践中自然地体会、掌握“理”,以变化的眼光体会“常理”,认为达理的技巧,也必须在对“理”的实践中同时掌握,达到相通相融的忘我境界。苏轼这一思想以道佛为主导,回异于唐代以儒家为主导文艺思想,形成宋代以他为首的自然、清新、活泼的创作风格,也带来了理论上忽视主体创造性、拘泥物理的不足。     

略论唐宋间的排佛道思潮

唐宋间屋兴的排佛道思潮，是围绕当时重振儒学和更新儒学的主题而展开的。排佛道思潮三阶段在理论上各有得失，“肯定世界”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理学家确立起儒家的宇宙本体论是其战胜佛道学说的理论标志。理学家“出入佛老”不能视为其丧失儒学基本精神方向的根据。佛老思想对理学家的影响仅限于境界和表述方式层面，并不影响其“入世”的价值取向。宇宙本体论虽不是理学的核心内容，但却是其理论赖以出发的基点。     

苏轼两次任杭思想之比较

苏轼自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 )通判杭州,自元祐四年(1089)至元祐六年(1091)出守杭州,其间相隔十五年.这十五年中,苏轼经过了人生的大沉大浮大落大起,思想有所变化,前后两期在杭的创作内容艺术风格也有所不同.苏轼出守杭州的诗文中多次说自己出处似乐天,“我似乐天君记取”,①“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②这是了解苏轼前后在杭州思想变化的重要依据.这绝非是想把两位作家作简单的类比,两位作家思想不同,性格各异.苏轼尊儒并深染佛老思想,乐     

刘勰的儒学思想并非古文一派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的思想,笔者是用“以佛统儒,佛儒合一”这八个字来概括的。这是在说明:笔者承认刘勰有儒学思想,并不是象有人所认为的,说刘勰的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就是贬低刘勰。笔者认为:刘勰的儒学思想和他的佛教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的关系。这个“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的关系的理论根据,是他在《灭惑论》中所阐述的“佛之至也……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这样的思想。也就是《文心雕龙》中“道(佛)沿圣(孔)以垂文(儒     

一蓑烟雨任平生--论苏轼的思想构成

苏轼思想以元丰二年为界，前期的主导倾向是儒家思想，后期的主导倾向是佛老思想。佛老思想中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儒家安民思想的结合，构成了他后期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     

苏轼前后贬谪思想之异同

苏轼一生遭遇过两次重大挫折 ,中年时被贬黄州 ,晚年时又被贬至惠州、儋州。他一生都在追求儒家济世救民的理想 ,因客观现实的沉重打击 ,在黄州时他对于仕途感到过失意 ,但他并未绝望 ,仍想东山再起 ,佛老思想是他这一时期用于排遣苦闷和进行自我安慰的有力工具。来到海南后 ,他则绝意仕途 ,转而效慕陶渊明 ,而这时佛老思想只是他追求生活本真状态的一种补充。     

“程、朱之外”的望溪学问——方苞的实学、心学与佛老思想发微

方苞以“程、朱之后”自任,在坚守程朱义理的同时,也游于“程、朱之外”,对颜李“实学”、陆王“心学”以及佛老思想发表议论。他敦崇颜李,主张“济于实用”之学;共友阳明,秉持“毋标讲学宗指”的评价原则;承认佛道“彼家有人”,济佛老而入儒行,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维护程、朱理学地位。学界曾提出过“程、朱之后”“程、朱并世”“程、朱之前”的方苞人设,而“程、朱之外”的望溪学问,是桐城之学能“适时调整”,并绵延成派的动力所在。     

朱子、退溪与佛道思想

儒学与佛老的斗争融合,至宋代理学的兴起,渐由政治经济层面深入到思想学术的层面。理学东播朝鲜,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素有海东朱子之称的韩国大儒李退溪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学术思想和立身行谊方面,都极为相似。朱子、退溪将儒学与佛、道之学的异同辨析豪芒。寓汲取于排斥之中,将佛、道的思想资料,纳入到儒学体系中来,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太极图与天命图的阐释与改制,具体地表现了他们的这一成就。     

湛若水的理学经世思想及其实践

在明中后期儒释道三教融合日趋之时,湛若水区别于佛道的"空无",主张心气结合,提出心气二元说;在道德修养上,区别于佛道的"顿悟",提出"随处体认天理",达到了对天理的客观内涵的把握;依循儒家理念的湛若水,力图与佛老划清界限,反对心学流向禅学,其思想并没有偏离圣人修身治事之旨、流入虚寂之境;体现在政治上,便是倡导儒家积极入世的经世精神,强调"内圣外王"。     

略论苏轼与尹善道

苏轼与尹善道都集政治家、学者、诗人三种身分而著称于世,都有出仕—流配—隐遁之人生经历。儒佛道三教合一思想是苏轼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而儒家处世观使尹善道始终如一地坚持山林与朝廷一体论,这正是尹善道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苏轼哲理词研究

苏轼哲理词的根本精神是体认个体存在的悲剧感，抒发对宇宙人生的虚无感与幻灭感，以及对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反思与追寻。苏词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怀疑———否定精神和虚无———幻灭感受，根源于苏轼的生存挫折、儒家文化的困境以及庄禅哲学的影响。苏轼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在于，他以佛老思想成功地消解了虚无主义价值论对生命主体的侵扰而采取了随缘任运、超越尘俗的人生态度。这深刻地表现了苏轼对个体生存问题的思考深度     

由朱子论“钦”观其“尧舜之道”

为了挑战佛道的圣人观,朱子以“敬”字阐释《尚书》“钦”字,以实现其对“尧舜之道”理学圣人观的构建。从工夫修养看,朱子认为持守“钦”方看得道理尽,指出佛老工夫论过于关注心地、忽略现实的缺失问题。从体用关系看,朱子认为以“钦”体“明”用,反对佛老以“静”释“敬”,以致发展出体用殊绝之弊。从圣贤境界看,朱子认为尧之德“钦”是第一个字,而佛老自谓光明,实是扰乱人伦。总体而言,朱子对“钦”的理学阐释,旨在揭示儒家与佛老何者为本,批判其持敬工夫、敬之本体及光明境界,敞开了程朱理学视域下的“尧舜之道”。     

菊残犹有傲霜枝——苏轼寓惠州思想管窥

“菊残犹有傲霜枝”。这本来是苏轼赠给友人刘景文的诗句,不意最后竟成了他晚年的自我写照。 苏轼的一生,经过了不少坎坷,但四十多年的宦海风浪,始终没有把他的壮志淹沉。有人认为苏轼晚年笃信佛老,由入世转向了出世,不再是一心要致君尧舜、书剑报国的苏轼了;甚至说他“悲观厌世”。我认为,对苏武的晚年,当作具体的分析。不然,就会失之片面,甚至导致谬误。     

朱熹思想与佛教哲学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晚年又称晦翁,南宋时代的著名学者。他是孔孟之后,我国封建时代影响最深远的哲学家,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学问渊博,“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之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综观朱熹的整个思想体系,受到佛道哲学     

论苏轼在黄州的思想及创作

黄州之贬，短短五年，却是苏轼一生中的重要时期．本文从探讨苏轼思想中懦、道、佛三者的位置及相互联系入手，分析了诗人在逆境中通过对人生的思考领悟，从而升华出的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生命的愉悦；其次，分析了作为这一过程之写照的苏轼在黄州的创作，总体上呈现着旷达适意而隐现忧伤的境界．这两点正是苏轼给予中国文化史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