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新派剧及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影响

明治维新不仅在经济、政治上引起一场空前革命,在文学艺术上也引起了一场大变革。西洋艺术伴随着西方文化源源流入日本,在戏剧方面,传统的戏剧受到冲击而产生“新派剧”。它是明治中期后在西方戏剧的刺激下为对抗旧剧歌舞伎而产生的新演剧;新派剧最初是一种政治宣传剧,后转为风俗世态剧,而尤以采自欧洲浪漫派戏剧的“翻案剧”和由家庭小说改编的“家庭悲剧”称盛。它在演出形式上采用纯粹对话剧的形式,严整的分幕分场的形式;在舞台的景物造型、人物造型、美术风格上完全按照西方形式。但在审美观念上,在剧中带有浓郁的悲剧情调,表达了日本人所特有的思想情感倾向,体现了日本人特有的审美观念,是日本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结果。新派剧还深刻地影响了与日本毗邻的中国,在其影响下产生了早期话剧,为中国现代话剧和西方话剧构筑了一道桥梁,发挥了很好的媒介作用。     

边地经验：1960年代“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考论

20世纪60年代大量出现的各级各类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是中国当代戏剧史及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历史现象。它以涵盖了从现代话剧到各种传统地方戏曲的形式之多样性、打通了从国家到省市大区的组织之广泛性，不仅对当代话剧、戏曲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动员、情感生产和国家认同等，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在20世纪60年代集中出现的戏剧观摩演出中，上演时间最晚，是在充分观摩学习了早于西南区举办戏剧观摩演出的其他各大区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它集中了话剧、地方戏等表演形态，也是对60年代西南地区戏剧创作及观摩演出经验的总结。全面搜集和整理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上演的七十多部话剧、戏曲作品进行宏观分析，发掘观摩演出之于西南区戏剧发展的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于迄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戏剧观摩演出这种“形式”本身，分析和探讨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会演的历史意义，即它通过富于民间立场的戏剧生产和传播机制，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动员、情感生产和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贵的地方经验。     

论上海城市文化对田汉20世纪20年代话剧探索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田汉开始了他的上海时光,田汉和上海这座城市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现代都市文化对田汉实验话剧的接受、租界体制下南国社话剧运动的开展、移民城市中流浪漂泊的波西米亚风格、左翼浪潮下话剧探索的现实转向这四个方面,都体现了上海城市文化对田汉早期话剧探索活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田汉在上海时期的话剧创作与活动,也为中国早期话剧中浪漫感伤与客观写实风格的形成做出了独特贡献。     

论洪深戏剧的艺术创新与理论建树

洪深是“中国话剧的三个奠基人”之一，他力图使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接轨”，大胆尝试运用表现主义方法演绎中国戏剧主题，虽不为时众理解，但其艺术的“整合”是成功的；他创造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中国化话剧；在中国话剧理论建设方面，他系统地探讨了戏剧的本质特征、表现内容及方式、内部结构、戏剧与小说的区别等问题，并及时总结中国初期戏剧运动。在我国戏剧界，能在剧作理论与实践方面作出独树一帜的贡献者，唯洪深一人，至今尚无人逾越。     

曹禺193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诗性融合

曹禺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存在现代主义的元素,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以曹禺的诗人气质和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为基础的,剧作呈现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种缩影。与此同时,其“诗化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诗学文化传统中的内化,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从20世纪20年代的表现主义到40年代的现实主义审美范式转型中的过渡,在整个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话剧史中有其特别的意义。     

于伶与中国左翼戏剧运动

左翼戏剧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包括了戏剧运动、演出实践和剧本创作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于伶在这三个方面都有着重要贡献,他的一生是为中国话剧的一生.中国话剧的兴起,从一开始就与时代与革命相关联.通过对于伶和同时代人的回忆、访谈,史料的印证和查考,时代环境的刻画和论述,树立了一个对左翼戏剧运动从热烈的追求者到成为主要人物之一的形象.     

原型的魅力──论《茶馆》戏剧环境的设置

《茶馆》是中国话剧艺术的高峰，“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是历来为人称道的剧作构思闪光点．本文力图以原型批评理论，通过对“茶馆”这一浓缩着中国文化传统及生存方式的原型分析，阐释选择原型意象作为戏剧环境对戏剧主题显现、戏剧人物塑造和戏剧冲突安排等因素所呈现的魅力．同时从原型意象带来的假定性、剧场性要素的实现，揭示《茶馆》对中国话剧的里程碑意义．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戏剧

通过出版"易卜生专号"、"戏剧改良专号"以及刊发其它戏剧理论文章和戏剧作品,《新青年》破旧立新,不仅奠定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正宗地位,而且确立了其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和写实性的艺术准则,从而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新青年》未能成功解决功利化价值取向和写实性艺术准则之间的某些内在矛盾,又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现代话剧在艺术上的成就.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进步戏剧运动述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称作“戏剧兵”的抗日进步演剧团队和戏剧工作者,以戏剧为武器,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救亡斗争中,为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如夏衍在当时所说:“在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整个文化兵团中,戏剧工作者们已经是一个站在战斗最前列,作战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部队了”。(《戏剧抗战三年间》,载于《戏剧春秋》创刊号)桂林的抗战戏剧运动,是国统区抗日进步戏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夏衍称之为“中国话剧的三个奠基人”的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都曾先后在桂林从事过话剧创作、导演剧目、编辑刊物等活动。当时曾在桂林从事戏剧活动的著名戏剧家还有:夏衍、熊佛西、焦菊隐、杜宣、瞿(?)音、许之乔、马彦祥、章泯、凤子等。桂林抗战戏剧运动在一九三八年十月     

中国新文化史的绚丽篇章——论“五四”时期话剧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从“五四”前夕到整个２０ 年代的中国话剧接受西方近代话剧的影响,确立了它的文学地位和艺术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戏剧体系及剧作家的个人风格。３０ 、４０ 年代曹禺的剧作承续着“五四”话剧的现实主义精神,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高峰,夏衍的剧作则使中国的现代话剧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得到拓展和深化。从当下的实践看,走向市场的确是话剧的惟一生路,但从根本上说来,人文精神的回归和精神家园的重建才是渡过危机、谋求发展的关键,“五四”的宝贵传统仍然需要继承     

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评董健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

20世纪的中国戏剧在时代风云的变幻激荡中,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它的现代性追求和现代化步伐,屡屡遭遇来自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种种强大阻力。与此相对应,百年中国现代戏剧研究也同样可谓步履艰难。但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戏剧及其研究还是结出了一串串果实。暂且抛开以曹禺等为代表所创造的诗化现实主义话剧和分别以田汉、梅兰芳为代表所开创的两条各具其价值的戏曲革新道路这些成果不谈,就现代戏剧研究而言,如果以王国维的古典戏     

我的研究道路

最初的鲁迅研究,给我打下治学的基础。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转向中国话剧史的研究,认定中国话剧是研究中国近百年文化艺术史的一个典型领域。从曹禺的研究开始,以及对郭沫若和田汉的个案研究,而走进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的研究,由此不断扩展到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二十世纪戏剧论辩史,以及新时期戏剧的研究。在不断的学术交流中,逐渐延展到对台湾、香港和澳门戏剧史的研究。我希望能够写出一部《中国话剧艺术通史》来。     

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及对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

1932—1937年熊佛西领导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试验是一次重要的乡村文化建设尝试，它的时代背景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经济凋敝、农民积贫积弱的现状，以及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存在一种一向下看”的大众化潮流。定县农民戏剧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所领导的“定县乡村建设试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试验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经典的农民戏剧文本，并极大地调动了定县农民大规模参加话剧演出的热情，在试验中首次出现农民自发建造剧场。从对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定县戏剧试验在文化切入途径、跨越文化障碍、“树人”等方面取得丰硕经验。     

熊佛西“农民戏剧”的启蒙意识对话剧艺术发展的启示

探讨熊佛西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领导的"农民戏剧"实验的成功经验,即以启蒙民众而探索话剧艺术的启蒙精神;用话剧的艺术手段唤起民众向上的意识;建立和谐的健康的"观"和"演"的关系,为中国话剧的生存空间打开了另一片天地,也为中国话剧的大众化普及探索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为中国话剧艺术的民族化探讨积累了值得借鉴的实践经验。该文从分析熊拂西"农民戏剧"实验的成就入手,探寻"农民戏剧"实验对当代话剧发展的启示。     

评胡星亮《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

在20世纪初世界潮流的汹涌激荡中,西方话剧以迅猛之势登上了中国戏剧舞台.作为"舶来品”,中国话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受到外国戏剧的深刻影响.因此,学术界对中国话剧" 影响源”的研究,长期以来也大都将眼光放在国外,尤其是致力于探讨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奥尼尔、高尔基、契诃夫等对中国话剧的影响.从中外比较研究的角度,深入考察中国话剧在外来影响与民族现实生活的双重作用下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固然是重要课题,但是,如何看待中国话剧的发展进程与传统戏曲的审美联系, 并对此进行深入、切实的系统研究,却一直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现在,胡星亮教授的新作 <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的出版对这一重要的学术课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填补了中国戏剧学的一个空白领域,也深化了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研究.     

论我国早期话剧——文明戏的剧作——中国话剧剧作初探之一

我国早期话剧——文明戏,兴起于二十世纪初,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为止,它前后在我国戏剧舞台上,大约活跃了十多年的时间。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它终于由盛转衰,最后与一部分低劣的旧剧合流,走上了末路;以至于后来人们竟把“文明戏”当成了那种庸俗、低劣的戏剧的代名词。文明戏毕竟在性质,内容与形式上,都与我国传统戏剧有着较大的不同,它在反映生活内容上的强烈的现实性,以及在戏剧形式上对长期凝固的我国传统戏剧形式的突破,都应该说是对我国戏剧艺术的一种新的开拓和贡献。它为我国现代话剧确立了雏形,奠定了发展的初步基础。深入探讨我国早期话剧——文明戏的艺术特征,正确评价它在我国戏剧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乃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美学经济：台湾传统艺术产业活化之鉴——以明华园歌仔戏为例

21世纪始，台湾的经济形态发生转型，走向了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道路，并融合“美学”的要素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社会。明华园戏剧团作为传统艺术产业活化的典型，在保留传统艺术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符合现代人文化消费需求的元素，并通过现代化的艺术行销手段将传统戏剧发扬光大，这为大陆戏剧行业活化提供了借鉴。     

话剧的新突破态势——新时期话剧研究之一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之中,经过一段对话剧“危机”的沉思与研讨,经过对多种戏剧理论和戏剧观的辨正,经过戏剧观发生了新变化的话剧艺术家们多方探索和苦心经营,终于在近三、四年间形成了话剧的新突破态势。这是一种令人惊喜的形势,是创造中国现代话剧历史新篇章的一个有声有色的序幕。在1985年话剧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曹禺同志曾说:“话剧虽然暂时不景气,但是危机中孕育出更加强盛的生机,我感到生机充满了宇宙,豪气充满了人间,话剧艺术又一新时代就要到来了!”他的满怀信心而又洋溢诗情的话,决不是剧协主席在“危机”面前,一般鼓舞士气的套话,而是一位老戏剧艺术家,以敏锐的洞察,对话剧创作、演出的新形势所作的科学估     

“戏”“影”互证: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研究的新视角探索

百年中国电影发展的民族化、现代化以及与其他艺术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影响其艺术审美走向的关键因素。20世纪20年代，现代戏剧家规模化地进入电影领域，为早期电影走进艺术、建构艺术品格、丰富艺术表现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戏剧与电影的互鉴发展中，中国早期电影利用民国政府架构中的省域以下宣传系统的缺如拓展了其生发的空间，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元素让舶来艺术有了被本土受众接纳的基础，“影戏”（电影）更是借戏剧之“戏”完成了“作为艺术”的身份转变。以上三个“影响源”促发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观念变革，为中国电影走向建构现代民族影像的目的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戏剧研究确实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路向。回顾百年中国戏剧研究史,王国维的文字之美与考证之功,吴梅的声韵之美与体味之深,齐如山、周贻白、董每戡的剧场之美与实践之力,典型地代表着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三种路向各有擅场,却又充满着“文学性”和“演剧性”的张力。由于现代学术体制的影响,以曲律、表演、剧场等为对象的演剧性研究渐趋边缘,而以历史考证和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文学性研究获得了众多知音,使王国维开创的以治经治子治史方法进行的“治曲”,最终居于主流地位。但20世纪的中国戏剧,包括京剧、话剧和地方戏曲,它们广受时代潮流、文化政治以及艺术生产机制的影响,单是“文学性”与“演剧性”的纠葛还不够,还必须添上政治史、思想史及社会史的“现代性”视野,方才使得作为学术领域的“中国戏剧研究”,充满各种变数,孕育无限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