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最高额抵押制度实践中几个困惑的思考

最高额抵押制度是一种特殊的抵押制度,最高额抵押权有着不同于一般抵押权的特征,在实践中也表现出特殊的成立与实现要件。我国对最高额抵押权的基础关系采取限制主义,在实务中最高额抵押担保债权的确定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变动都存在一些缺陷,我国立法应予完善。     

试论最高额动产抵押融资中的登记制度

最高额动产抵押融资是目前各商业银行广泛采用的担保模式,但相关配套登记规则的缺失已经成为这一模式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依体系解释,最高额动产抵押的公示方法为登记,而且登记是最高额动产抵押权设立的对抗要件.最高额动产抵押权担保的是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权.不以基于一定的基础关系所发生者为限,当事人之间所发生的现在和将来一切债权均可作为担保债权.最高额动产抵押设立登记中无须登记"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但必须登记"最高债权限额",可以登记"债权确定期间".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通过协议变更债权确定的期间、债权范围以及最高债权额时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被担保的具体债权的发生、变更等无需办理登记.最高额动产抵押权确定之时应当办理确定登记,但是否办理确定登记并不影响确定的效力.     

最高额抵押制度的若干疑难问题

我国《物权法》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完善了最高额抵押制度。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的不特定性决定了其具有从属性缓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成立上、处分上、消灭上的从属性。从物权公示、物尽其用和投资担保等角度考虑,我国不宜承认概括最高额抵押。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债权的确定是为了确定优先受偿的范围,其五种确定的事由需要详细分析。     

最高额抵押的适用范围研究

本文从两个方面讨论了最高额抵押的使用范围,一是概括最高额抵押权的效力,一是被担保债权的资格。笔者认为在确定最高额抵押范围时,必须注意权利平衡。既注意保护抵押权人的利益,又保护抵押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浅析最高额抵押制度之困惑及完善

最高额抵押是一种特殊的抵押制度,有其重要的功能和价值.但是由于我国法律对之规定的有些简略,实务操作中存在一些困惑.本文主要从最高额抵押设定、所担保债权范围、变更、处分、确定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最高额抵押制度之建议:一方面应合理界定基础法律关系、所担保债权范围、最高额限额;另一方面应重塑最高额抵押登记制度,引入减额请求权、消灭请求权制度,以期望能对未来关于最高额抵押制度的立法有所裨益.     

再探最高额抵押制度

最高额抵押是一种特殊的抵押制度,与普通抵押相比,其特殊性表现在从属性和特定性两方面。最高额抵押的成立应具备原因交往契约、极限额、决算期三要素。对最高额抵押担保使权的范围问题,本文主张应承认当事人间约定的概括最高额抵押之效力,同时并增设减额请求权和消灭请求权以完善立法。     

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研究

最高额抵押权确定,是指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债权,因一定事由的发生,归于具体特定而言.出于保护利害关系人利益和确定优先受偿的债权数额,最高额抵押权需要确定.最高额抵押权确定后所担保的债权仍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最高额抵押权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法定事由的出现而确定     

论我国浮动抵押制度的实现与完善

浮动抵押是企业以其全部资产包括现在的和将来可以取得的全部资产为债权提供担保，该设押财产可自由流转经营，在约定或法定事由发生时，其价值才能确定的一种抵押，浮动抵押制度起源于英国衡平法，后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采纳。我国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也对动产浮动抵押制度进行了界定和规制，其不仅完善了担保形式、增强了对物的有效利用，而且提高了抵押人的融资能力。但是，《物权法》中规定的浮动抵押制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实施的过程中充分地对浮动抵押权的主体、客体以及抵押权的实现等方面加以完善，使浮动抵押制度更好地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关于抵押权制度的几点法律思考

抵押权是近代以来债权担保实践中最重要的物的担保方式。《担保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参酌发达国家有关抵押担保的立法经验，较为科学地规范了抵押权制度，意义不凡。但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有关抵押权的法律规定还存在一些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修改与完善。     

对动产抵押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

本文从我国对动产抵押的有关规定出发．分析了动产抵押权登记的对抗力、动产抵押权效力所及标的物的范围以及动产抵押权与其他担保物权并存时的优先效力等问题，并对动产抵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看法。     

法治层次论与法治发展模式

法治层次论主张法治由治理方式、制度形态、秩序状态和价值理念等4个高低不同的层次组成,这4个 层次,从宏观上又可分为制度法治和观念法治两大部分。法治建构论强调的是制度法治的建立方式,进化论针对 的是观念法治的衍生过程,二者不仅不相互排斥,反而是紧密相连的依存关系。     

试论法律移植的主体

本文在明确法律移植主体问题既是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法律移植秩序化和我国法律体系完整性要求的基础上 ,从狭义的法律移植角度和宽泛的法律移植角度对法律移植主体构成进行阐述 ,认为法律移植主体应依法拥有法律移植权 ,而法律移植权属于立法权的范畴 ,故法律移植主体应具有专属性。就我国法律移植的现状而言 ,我国应尽快在法律中明确法律移植权的归属 ,使法律移植主体合法化、规范化     

性质命题及其对当关系审思

对性质命题的定义、种类、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性质命题的对当关系做了全新的研究和解释。性质命题的定义不能以"性质"为种差,以"命题"为属概念;单称性质命题没必要与全称性质命题合并;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必须严格区分;主谓项分别相同的性质命题之间不存在真假不定的情况。     

国外意义协商研究三十年评述

意义协商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国外已经有30年的研究历史。意义协商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定性描述阶段(1980-1984年);(2)理论创建阶段(1985-1995年);(3)理论修正阶段(1996年至今)。本文分别对三个阶段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指出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意义协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强我国税式支出管理

针对我国税式支出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总结国际税式支出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强我国税式支出管理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如加快完善税收立法,特别是税式支出管理法;建立税式支出分析评估制度,加强税式支出的监督与管理;适时将税式支出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等.     

借鉴国际经验加强与改进税式支出管理

针对我国税式支出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在总结国际上税式支出管理的主要经验及做法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强与改进我国税式支出管理,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结合我国财政职能的转换及国情,重新界定税式支出的范围与活动领域;加快完善税收立法,特别是税式支出管理法;建立税式支出分析评估监督制度;逐步把税式支出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等.     

海运提单项下的提货权与承运人无单放货责任的认定

通过对我国《海商法》相关规定的分析 ,引申出海运提单项下的提货权的概念 ,提出持有提单是主张提货权的必要条件 ,提单持有人可以凭提单而请求提取货物是主张提货权的充分条件 ,指示提单只有通过有效的背书才能成为提货权的凭证 ,承运人无单放货行为侵犯的客体是提单项下的提货权 ,提货权是索赔人以承运人无单放货为由向承运人提出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关于产业竞争优势源泉的考察

产业竞争优势理论可以划分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理论、新产业竞争优势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三个阶段。传统产业竞争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国家的生产要素结构和产品的要素投入结构是产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新产业竞争优势理论指出,规模经济、产品生命周期、代表性需求等因素对产业竞争优势具有显著影响。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强调,钻石体系愈完善,产业愈能确立竞争优势。产业竞争优势理论对于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当事人取证能力的薄弱,法官倾向于将客观证明责任转化为主观证明责任来加以使用,笔者得出客观证明责任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取证方向的指引。而由于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中规定的极为不明确,导致二审改判率的上升,因此笔者主张在实体法的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将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给法官以明确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