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称谓源流考

唐宋以前儒家文献中的"老师"一词与"大儒"、"宿儒"对应,泛指硕学大儒,与现代汉语里的"老师"相比,在语法上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即"老师大儒"的"老"字有实意,而现代汉语中"老师"的"老"字只是一个词头.唐宋时期宗教用语中的"老师"一词,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多用来指称传教者,而不用于世俗的教育者.明代嘉靖之后,受科举制度的影响,"老师"一词演变为门生对座师的尊称并逐步成为一般弟子对先生的尊称.进入20世纪,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大量出现和科举制度的废止,"老师"的称谓最终脱去与科举制的关联.而"老师"真正用作对一般教育者的尊称,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

在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中,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问题成为最大热门课题之一.科举制度是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或曰与其他选官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科举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1300年之久.     

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部力作——评《明代科举制度考论》

王凯旋先生的博士论文<明代科举制度考论>(以下简称"考论")一书,二十余万字,2005年6月由沈阳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明代科举考试思想述论"、"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科举三级考试探议"、"科举制与八股文"、"明代科举分卷制度考论"、"科举防弊惩弊制度试探"、"武学与武科举问题研究"等7个专题,对明代科举制度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入研究.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贱民"冒考问题

清代的贱民等级,包括奴仆类贱民、隶卒类贱民、倡优以及乐户等.其应举资格受到严格的限制,无法直接以合法的身份进入科场.由于雍正时期的"除豁令"以及其他相关规定,贱民等级的应试权益前后呈现为一种由"基本缺失"到"有限改良"的特点,但总体而言,贱民身份者仍无法在短期内顺利获得应举资格.在科名的强大诱惑下,不同类别的贱民通过各种途径冒考科举的现象在清代并不鲜见.科举考试将贱民等级排除在外,其根源不在于科举制度本身,而在于"清流品而重名器"的社会传统.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科举制仍堪称极具开放性与公平性的选才制度.     

论科举制度的社会化效应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缘于"科举制度"的兴起.科举制度实质上是以"考选"代替"选举"的选官制度变革.这种变革不仅突显出人才选拔在传统中国政治上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考试社会",并在民间塑造了"读书做官"的观念基础,教育的价值与功能由此从"学做圣贤"转变为"学而做官".科举制度成了影响传统中国人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化变量,因科举制而累积的心理现象、文化现象、教育现象与社会化效应,也是导致近代以来东西方在知识、思想与信仰等方面产生差异的一个基本原因.     

浅谈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科举制度因其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奴化和禁锢知识分子、抑制学术文化的创新、阻碍自然科学的进步和社会进步等弊端而早已寿终正寝.但它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在国家治理、学术发展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及后来的严重落伍,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影响.     

浅析隋炀帝创建科举制的历史背景

科举是从隋唐到清代朝廷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始创于隋炀帝,"炀帝始建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确立.隋炀帝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始创考试选官的科举制度的呢?     

《北宋初期进士研究》评介

自隋朝试策取士创立"进士科"后,垂法1 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开始了它漫长的历史。宋代是科举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北宋立朝伊始,立即恢复了科举制度,颁布一系列科举条例。既有因袭隋唐旧制,亦有所革新,如放宽对士人应举资格的限制、增加录取名额、采用弥封制等,体现了一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随着宋初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录取进士的数量     

从专学到学科:"科举学"的应然求索

虽然目前的科举学是一种以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专学,但作为专学的科举学只是科举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无论从科举学的演进历程和发展需要来看,还是从科举学本身的特点来看,未来的科举学都应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科举学只有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才能获得繁荣发展,真正成为21世纪"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论科举考试的文化渊源

创立于隋唐时代的科举制度既有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也有深刻的民族文化根源。从古代思想文化演进过程来看,科举制度是先秦尚贤思想、大一统观念、"至公"理念与"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价值观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相互作用的产物,反映了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和公平选才的文化精神构成了科举考试的本质特征,选贤任能是实现"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手段,公平理念是科举制度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科举考试是"学而优则仕"理念的制度化。深入探析科举考试的文化渊源,有助于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影响。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人文主题"与"语言生存"的深层困境--《狂人日记》"叙事策略"释读

<狂人日记>的文本存在,不仅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技法所开创的世纪性探索,而且是为寻求人文主题的语言生存,借现代小说独异的"叙事策略"所进行的一次"文化探险".对小说主题进行文化释读与对小说文本进行文学释读,是准确而全面释读"鲁迅文本"的基本视界.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