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宋诗派与蒋启敭的诗歌创作

宋诗运动贯穿整个清代诗坛,道咸宋诗派是清代中期出现的重要诗歌流派.该诗派把学问视为作诗的根本,力图整合“以文为诗、以理为诗”与“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两种相异质的诗学观点.广西诗人蒋启敭的诗作在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两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宋诗派旨趣,直观地反映了宋诗派诗学理论的得与失.     

道咸宋诗派与蒋启敭的诗歌创作

宋诗运动贯穿整个清代诗坛,道咸宋诗派是清代中期出现的重要诗歌流派。该诗派把学问视为作诗的根本,力图整合"以文为诗、以理为诗"与"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两种相异质的诗学观点。广西诗人蒋启敭的诗作在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两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宋诗派旨趣,直观地反映了宋诗派诗学理论的得与失。     

山谷诗的理趣

古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说诗之妙谛也,而未足以尽诗之境。……学问理解,非徒无妨于诗,作者无学问理解,终是俗人之谈。 ——清·方贞观《辍耕录》     

元代诗序文中的诗学本源问题索隐

元代诗序文是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其中蕴含着元人丰富的诗学思想与颇成体系的诗学理论。元人对诗学本源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多方阐述,他们在前人文章论及传统诗论的基础上,标举“诚”“志”“理”“气”“人情”“性情”等诗学本源命题,并探讨其互联关系,渐次由哲学本体推衍至文学本体,最终达成“诗以性情为本”的共识,从而建构起尚自然的“性情之真”与尚伦理的“性情之正”的“双核”诗学本源理论。     

诗话两则

严沧浪之言严沧浪之言曰:“夫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沧浪诗话.诗辨》)此一段文字虽前后转折,实一意以贯,“非关书”仍须“多读书”,“非关理”仍须“多穷理”,极为辩证。而千百年来前语被屡屡引述,奉为典要,后语被割弃不顾,耳食者几无知之者。断章取义,岂不令沧浪齿冷!     

翁方纲对"吟咏性情"命题的回归与修正

"吟咏性情"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命题,而翁方纲的诗歌被指责缺乏性情,实则其在理论论述中,对"性情"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用"缺乏性情"来批评"格调"和"神韵",要求与创作主体当下的情感切合,即"真";而情感之出,强调对"事"本身的,即"正面"的摹写;并最终归为温柔敦厚的诗教,特别强调忠孝问题,强化了最传统的诗言志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翁方纲用"事境"概念将"性情"与"学问"联系起来,成功地解决了学问入诗的问题.     

求唐诗“神韵”以“肌理”——王士祯、翁方纲唐诗接受思想合论

与明代诗坛完全为宗唐风气所笼罩不同,清人常徘徊于宗唐与学宋之间,纠结于性情兴会与学问根柢合则双美的企盼中。王士祯是唐诗神韵论的倡导者,其早年的"谈艺四言"持兴会神到与学问根柢并重的观点,至晚年编《唐贤三昧集》等系列唐诗选本,则大力标举王、孟诗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清空淡远境界。以王士祯再传弟子自居的翁方纲,由追寻唐诗"三昧"下一转语,将以王、孟那种冲淡空灵的诗之神韵为宗,改为以李、杜雄厚高浑的诗歌神理为本。对学杜的重视,使他由独尊唐诗改为宗唐祧宋,形成了求唐诗神韵以肌理的诗学主张,在强调"诗至性情"的同时,开以学问为诗和以考据入诗的风气。     

从《诗麈》、《载酒园诗话评》看黄生诗学思想

以《诗麈》、《载酒园诗话评》为主要依据,讨论了黄生的诗学思想。认为黄生所说的“比兴深微,寄托高远,有得于性情,有裨于世教”是他论诗的纲领,从这四个方面对黄生诗学思想加以阐发,认为在黄生的诗论中,把比兴提到形象思维层次,提高意境创造高度;对“诗品”与“人品”关系的论述;对性情与“理”的关系和“理”的概念的诠释;对诗歌既要重“世教”又不能是说教的阐述,等等,都有新意,这是我们今天仍然重视黄生论诗著作的主要原因。     

学问化视角下的古典诗学与清诗研究

中国古典诗学的形成和发展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学问化问题;它不仅表现为一般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所描述的某一时期或流派所集中体现的“以学问为诗”等片断性现象,而是伴随着古典诗学历程强弱参差地形成一个持续性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趋向是以踵事增华的方式由弱渐强,并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批评两个方面展开。这一学问化过程兼具民族文化和诗学两重意义:就前者而言,它是民族文化特征的诗学体现;就后者来看,它增添了诗学存在的内涵,开辟了特定层面或群体的诗学审美空间。从这一角度看古典诗学及清诗研究,将展示出更开阔的学术空间。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美学阐释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对儒家诗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兴观群怨”说作了重新诠释，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仅从接受的角度来解读船山的这一理论命题，未得船山诗学的要义。其实，“兴观群怨”说与船山的“诗道性情”说一样，同属船山的诗学本体现。“兴观群怨”说在船山诗学中被本体化、美学化、系统化了，这是船山对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无疑，船山的“兴观群怨”说仍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     

袁枚对乾嘉诗坛学问化风气批评的矛盾性和妥协性

袁枚针对乾嘉诗坛学问化风气所露出的弊端,抗声提出诗主性灵,非关学问,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但他又强调书笈典籍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他的一部分诗歌也颇有书卷味。袁枚本欲纠治乾嘉诗坛以学填诗的流弊,然而在乾嘉学风和诗风的影响下,他对诗歌学问化做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他的批评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性和妥协性。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诗学与哲学的共同向度——冯友兰诗学发微

冯友兰的诗学是其哲学的一个部分,他对“诗”的认识与其对“道”的体认具有基本一致的向度。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对冯友兰诗学进行梳理。首先冯友兰认为诗是与情感相关的,诗所写的是具体的情感和事物,但以此所表显的却是情感之“理”,也就是情感之所以为情感,或者说情感的共相和类的特征。传统的比兴手法正可以表显情感之理。最高明的诗能表显哲学的最高本体“大全和道体”,而要作到这一点,诗人必须具有风流的人格,风流的人格也就是人生最高境界──天地境界的审美化。正因为诗能表显理和道,所以诗可以作为一种哲学的言说方式即诗性的言说方式。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言说方式应该和逻辑推理方法一样,成为未来哲学的两大支柱之一。     

王昶诗学观的兼容性

王昶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朝廷重臣，同时又是领一时风气的诗坛祭酒，其诗学观不是以观点鲜明引人注目，而是兼容并蓄、陶熔百家，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王昶将“性情”纳入“诗史”的范畴，极大地拓宽了传统“诗史”观念的内涵。他从史家立场出发，弱化了诗歌艺术手法的要求，论述了诗歌发挥教化功用的不同路径，为其兼容的诗学观念提供了又一重要支撑。此外，王昶对诗写艳情、学问入诗及对立风格的诗作都持包容态度。然而，面对唐宋诗之争时，王昶固守宗唐立场，他对宋诗只是兼容，并不兼宗。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乾嘉视域中的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论

学者兼诗人的姚鼐,治学虽强调“义理”为先,以宋学为尚,但也不能不被时代的学术风潮所影响,其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所表现出的学问化倾向,可以说便是这一情形的最好证明。不过,学问化仅仅是姚鼐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的表征,“兴会”和“精神”才是其旨归之所在。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的学问化倾向所具有的价值,至少可从诗歌、学术、文化等层面进行挖掘,又从助诗歌之境界、疏诗坛之榛塞、正学者之途径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清叶燮《原诗》之"理"与柏拉图的"理念"(Idea)

中西诗学的研究中"理"与"理念"均为重要观念.本文以叶燮<原诗>中的理与西方诗学中从柏拉图至黑格尔为代表的理念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叶氏诗学中的理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其实是与意象相通的情理;而西方诗学中的理念则表现为对于抽象存在意义的追求,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有诗为理念及其显现的精彩论述,但最终仍然走向理性中心;二者之间的差异基于中西诗学的核心思想与文化观念的不同.     

匡文留民族诗学创作论

满族女诗人匡文留在三十多年的诗歌创作中,以独特的民族诗学探索取得骄人实绩,其诗既延续上世纪80年代西部诗的阳刚奇崛,又形成以民族风情入画、民俗生活入骨、民族史入诗的诗学风尚,探索“行走的诗学”创作旨趣,诗作结合地域文化、民族风情、民俗事象抒情叙事,具有民族诗学新品格,体现了民间文学的诗歌化与民族诗学的美学化倾向。